论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振兴”之路?

摘要：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将中国推向文化建设的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问题，特别是城市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大胆扬弃、积极创新、加快发展，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与繁荣。

关键词：城市化 民族文化 发展

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再一次吹响了文化建设的号角，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必将兴起，中国即将掀开文化建设新时代。那么，面对文化工业的发展、大众文化的勃兴和不同文化思潮的激荡碰撞，民族文化又何去何从？本文以城市化为背景，对新时期民族文化面临的机遇、困境与出路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推进新形势下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一、城市化：少数民族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社会进步的集中表现，城市化是少数民族由封闭落后的农村文明向以现代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文明转化的过程，是少数民族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和谐发展的过程。对少数民族而言，具有不可回避性。主要表现在：

1．城市化是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全面和谐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理论及实践经验都已证明，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民族和地区，其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就比较发达，反之，城市化水平低的民族或地区，其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就欠发达，城市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城市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社会经济和谐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则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当前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急切要求其城市化水平的相应提高。

2．城市化是少数民族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指出，本世纪前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这里的小康社会是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社会，即它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人民生活、党的建设等全面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是一个区域之间、族际之间、城乡之间、全面小康标准中各个指标之间均衡和谐发展的社会。因此，少数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谐发展的过程。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本身即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工业部门，使城乡的产业有了明显分工，这既促进了工业化，又促进了城市化，还解决了农村的失业问题。因此，可以说，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通过这种转移，现代工业得到了扩大，而传统农业则相对缩小，由此便可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1]p.49可见，推进城市化是民族地区减少农牧民数量，增加农牧民收入，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少数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3．城市化是少数民族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是继人的出现、文明的出现之后，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作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历史进程，是任何单个的民族与国家所无法抗拒的，因此它是当代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无法变易的惟一选择，“不实行现代化，只有死路一条。”[2]p.26人类学家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工业发达社会所共有的某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我们最好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由四个亚过程组成的过程。这四个亚过程中第一个是技术发展。……第二个亚过程是农业的发展。……第三个亚过程是工业化。……第四个亚过程是都市化。这一点特别以人口从乡村居区到城市的迁移为标志。” [3]p.575-576由此可见，城市化不仅是少数民族现代化的一个表征，更是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

城市化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是否做好了准备，它都将成为各族人民无法不选择的选择。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机遇

城市化带来了民族社会的变迁，促进了族际之间人口的流动，加快了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接触，因此，城市化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从宏观看，城市化加快了民族文化的变迁。民族文化变迁是指民族文化内容的增加或减少所引起的民族文化系统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在变迁过程中，尽管有时也有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失调，有前进中的后退，甚至野蛮的复旧，但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讲，它是一条健行不息的长河，是开新的，再造的，重生的！“文律周运，日新其业”，[4]p.346文化变迁有文化进步的意义，物质文化的变迁替代更是如此。

城市化的过程，是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少数民族人口生存的环境将发生变化，社会学家认为，“自然条件的变化，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资源匮乏、人口变迁等都会引起文化的变迁。”[5]p.160正如杨慎明先生所言：“自然在变，社会在变，文化必然要变。”[6]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从农村来到城市，民族文化的生存背景和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化，“文化生态变了，为了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而产生的文化，也会随着文化生态的改变而改变”，文化生态的变化是文化发展、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7]p.118城市化的过程，是少数民族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的过程，必然带来少数民族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进而又引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则从生产关系及由此构成的经济基础的变革来看待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文化变迁都有一个现实的基础，即当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与它不相适应时，就会发生变革。它是隐藏在社会历史背后的真正动力，……只有追溯到这个最根本的动因，……才能说明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 [4]p.329即生产关系以及由它构成的经济基础的变革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城市化过程中，大批少数民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因生活、工作的需要，要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调适，即克服民族文化悖论，适应城市生活，这种调适既是民族文化重组的过程，又是民族文化变迁的过程，文化社会学家认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真正社会学动因，就在于社会需要，这种需要一旦产生，就将以空前未有的力量促使人们去克服文化悖论，创造新文化。”[4]p.147由此可见，城市化从少数民族人口生存环境、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经济基础、城市生活需要诸方面都极大的推进民族文化的变迁。

城市化还从微观方面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城市化加快了城乡人口流动，使族际交往更加频繁，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相互吸收，导致民族文化中新的特质迅速增加，使民族文化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文化传播为民族文化增加了新的特质，加快了文化的积累，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城市化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化接触日益频繁，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冲突加剧，同时，不同文化又彼此交汇，相互融合，文化整合速度加快，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接触为文化突变提供了重要条件，文化突变产生新特质文化，新文化特质的出现标志着文化的发展；文化冲突是文化竞争和文化比较发展的过程，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没有竞争比较，文化就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也就不能获得巨大成就而具有普遍意义；[4]p.299文化整合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重新组合成一种新文化的过程，整合使文化不断更新发展，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无整合能力的文化是脆弱的、经不起历史挫折的，“古巴比伦文化”、“腓尼基文化”的衰亡消失就是因为无法与其它文化交往、整合所致。[4]p.309总之，城市化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它必然将对民族文化产生更加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三、城市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挑战

在城市化过程中，民族文化发展既面临着机遇，又面对着挑战，总体而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少数民族城市化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成与保持受到严重的威胁

城市化是少数民族乡村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 从社会学角度看，它是指少数民族从封闭、贫苦、落后的乡村社会向开放、富裕、文明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环境等都将发生巨大的变迁。而文化是特定的生态环境、历史人文背景和文化个体互动的结果，其“目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区对自然条件及社会条件的适应。”[6]民族文化是千百年来少数民族与封闭落后的农村人文生态环境相互调适的产物，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适应，是一种历史的沉淀。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特质，如原始生产条件下使用的生产工具，适应极端落后生活状况的生活器具，甚至一些民间独有的文化习俗、服饰表现、建筑风格、传统工艺等，将在城市人文生态环境下，因失去了使用价值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市化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使部分民族传统文化丧失了生成和保持的土壤，民族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危险。

2.城市化加剧了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

城市化作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口流动。人口的大量流动促进了族际间的交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与冲突，使民族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外来人口进入民族地区城市，带去了本民族的文化和生产方式，这些异质的文化通过个体的具体活动表现出来，因为新鲜感往往被城市其它民族成员，尤其青少年模仿，进而对城市民族文化产生影响。[8]p.45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流向外地城市，他们往往是大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文化也就成了弱势文化，在城市这所“大磨房”里，多元文化全面接触，相互碰撞、交汇、融合、渗透，一般而言，城市强势文化对这些弱势文化的影响更深更广。这些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因工作、生活需要在对城市环境的调适中，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点、思维模式，使自身文化在吸收城市文化基础上进行重组，有时甚至全盘接受异质文化。这些“变异”人口与家乡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进而将城市生活方式、新的服饰以及现代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带到封闭的乡村，使民族文化的根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

3.城市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普同化

民族文化的普同化是指民族文化经过交流为其它民族所普遍接受，成为与其它民族所共有的文化。这种共享文化被称为普同文化。它来源于民族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城市化对民族文化普同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大扩展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将直接导致语言、行为方式等交往工具的普同化。二是城市化加强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接触和交流，为民族文化的普同化创造了条件。三是城市化加快了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科学化、世俗化、理性化等现代化理念，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和其制造的现代物质文化等将使民族文化中普同文化增加，民族特色文化相对减少，民族文化普同趋势增强。总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一体化程度加深，民族普同文化更加丰富，民族文化“一体多元”格局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四、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振兴之路：扬弃、创新、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根系，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文化挑战与机遇并存，困境与福音同在。那么民族文化如何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呢？笔者认为，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大胆扬弃、积极创新、谋求自身发展，是民族文化的必然选择。

“发展是硬道理”，“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是我们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问题，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9]p.62城市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所面临的问题，作为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理所当然也要靠发展来解决。加快自身发展是民族文化永葆青春、立足世界文化之林的唯一选择。妄想依靠国家采取封闭措施，建立民族保护区来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防止同化，只能保持短暂的安宁，从长远看，则只能降低自身应付生境突变的能力，最终导致故步自封，走向灭亡。只有与时俱进，自我调整，不断发展，才能逐渐扩大民族文化的资源总量，不断增加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资源中所占的份额，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抗同化能力，从而使民族文化永葆生机和活力。总之，与时俱进，加快发展，提高自身实力，是保存民族文化的最有效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内部。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民族文化主体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得到发展的根本因素，即民族文化要发展，首先民族成员要有发展它的要求，只有有了这种内在的要求，才能主动面对挑战，抓住机遇。而文化自觉则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其本质是面对“它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惟我独尊的择而取之、为我所用的心态。只有增强文化自觉，才能增强文化主体对自身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创新、转型、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选择、调适时的自主地位。[8]p.48由此可见，文化自觉是少数民族对民族文化进行扬弃、创新的前提，是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p.603可见，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础和生长点。但是，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和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必然具有局限性，必然是精华和糟粕的混合体。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的动力，而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羁绊。因此，少数民族应站在时代高度，从现代化实际出发，认真审视它，舌英咀华，去芜存菁。正如所强调的：“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 [11]p.12因此，对民族传统文化大胆扬弃，是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文化创新是指创新者在对原有的文化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不适合社会发展需要之处，并进行修正和改变。[12]P.44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标志，文化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着民族文化发展的程度，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不断创新是对民族文化最有效的继承。正如指出的，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13]p.182还充分强调文化创新的必要性，他说：“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 [11]p.13他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 [11]p.12由此可见，民族文化只有与时俱进，积极创新，才能得到继承、弘扬和发展，才能在时代的车轮中永久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创新是对民族传统文化最好的保护。

综上所述，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要求，城市化进程中，面对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和强势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只有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和现代化的要求加以发展，推陈出新，才能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大胆扬弃、积极创新、加快发展，是城市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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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s to Revitalize the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LU Shou-ting

(Research Center of Community Buildi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Luo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Abstract: The convening of the Party’s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session, brought China into a new era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On the face of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problems, particula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urbanization, the national culture must develop what is useful and discard what is not boldly, innovate actively and accelerate development on the foundation with conscientious culture.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 prosperity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e.省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24）和2010年河南省教育厅专项项目《普通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0-ZX-14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守亭（1974－），男，河南濮阳人，洛阳理工学院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南开大学民族问题中心兼职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