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经济学诺奖:现代契约理论的深化

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完全契约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契约理论的整体解释力。其对控制权、组织边界、组织结构、金融契约、法律执行以及政治制度的解释，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门。

2016年10月10日，奥利弗・哈特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凭借“在契约理论方面的贡献”共同获得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契约理论循着古典契约理论―新古典契约理论―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脉络演化至今。众所周知，现代契约理论也称作现代企业理论，公认的开山鼻祖是科斯。

现代契约理论从交易行为的角度解释企业，将企业看作是个人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作组织，由一系列契约联结而成，企业行为是所有企业内部成员博弈的结果。该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即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理论，前者着眼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不完全契约下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后者则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委托―关系。两种理论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备性及由此导致的所有权和激励问题的重要性。哈特的主要贡献在前一方面，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则在后一方面。

科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需要科层式组织。而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包括之前获得诺奖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人，则进一步研究了在科层式组织中契约如何定义、科层式组织如何完善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科斯所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其门徒再次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组委会的垂青，进而引起全球经济学家及普通人的关注。

不完全契约理论及哈特的贡献

传统观点认为，契约一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便是有利于激励长期投资的。标准的契约理论假定契约是完全的，契约的设计以及监督实施都是没有成本的。

然而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的不完全、不完备会导致事前的最优契约归于失败。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所以事前的专用性投资便无法写入契约。一旦自然状态实现，在这种具有双边锁定特征的谈判过程中，投资方就面临被对方“敲竹杠”或攫取“可占用性准租金”的风险，即投资者投资的边际收益中有一部分被对方分享了。由于预期到这种敲竹杠行为，投资者在事前就会选择投资不足或者做出无效的专用性投资。

经济学家们正是在研究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契约不完全所导致的效率损失中，逐渐发展起不完全契约理论。而不完全契约与完全契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事先规定各种或然状态下的权利和责任，而主张在自然状态实现后通过谈判来解决，因而重心就落在对于事前的权利（包括再谈判权利）进行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后者则在事前规定了各种或然状态下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因此问题的中心就是事后的监督。

作为现代契约理论的一个分支，不完全契约理论主要由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理论和产权理论组成。现代契约理论考虑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不对称信息下的收入转移；二是不同风险态度的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分担。两个核心问题正是不完全契约理论聚焦所在。

第一个发现契约不完全的经济学家极有可能是科斯。他在开创性的《企业的性质》（1937年）一文中指出：“由于预测的困难，关于商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限越长，那么对买方来说，明确规定对方该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适。”

哈特则从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解释了合约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太远，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第二，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缔约各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对于这些，过去的经验也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他们也很难用下面这样的方式将计划写下来：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外部权威，比如说法院，能够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加以强制执行。

简单概括哈特上述三点：一是因当事人的有限理性而使预见成本较高；二是因当事双方语言沟通的障碍特别是对书面语言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缔约成本；三是由第三方“可观察但不可证实”所造成的证实成本。

不完全契约理论正是以合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产权或（剩余）控制权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它是分析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的最重要分析工具。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利的成本过高。因此，拟定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约必然是经常存在的。

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存在，所有权就无法以传统产权理论那样以资产这一通常的术语来界定。因为在契约中，可预见、可实施的权利对资源配置并不重要，关键是对那些契约中未提及的资产的控制权，即剩余控制权。因此，对一项资产的所有者而言，最为关键的是对该资产剩余权利的拥有。据此，哈特等人将所有权定义为拥有剩余控制权或事后的控制决策权。在哈特等人看来，当契约不完全时，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中相对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

在此，有必要区分特定权利与剩余权利。特定权利就是指在合约中被明确规定的权利，而没有被明确规定的权利就是剩余权利。不完全契约理论主张：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不是由剩余收入索取权的分布决定，而是由剩余控制权的分布决定。市场意味着剩余控制权在交易双方是对称分布的，而企业意味着剩余控制权的非对称分布。当两个经济行为主体进入一种交易关系，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契约中列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利的费用极为高昂时，最经济的做法就是一方兼并另一方，即一方购买另一方的剩余控制权，术语称一体化。但是“剩余权利对购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对另一方却是一种损失，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利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由此可知，投资行为最重要的一方应当取得剩余权利的所有权。

不完全契约理论又被称为GHM理论或GHM模型，由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莫尔（1990）等共同创立。GHM模型直接承继自科斯、威廉姆森等开创的交易费用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发展。其中，1986年的模型主要是解决资产一体化问题，1990年的模型发展成为一个资产所有权模型。

哈特等人进一步指出，剩余控制权直接来源于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相当于所有权。一个人拥有的资产越多，外部选择权越多，剩余控制权就越大；谈判力越强，得到的剩余越多，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激励就越强。由于剩余控制权于契约双方而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得到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固然增加了投资激励，但失去的一方却因此减少了投资激励，所以社会最优的投资激励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和成本。GHM模型认为，应该通过资产所有权或者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确保在次优条件下实现最大化总剩余的最佳所有权结构，这就要求把所有权安排给投资重要的一方或者不可或缺的一方。因而，剩余控制权天然地归非人力资本所有。在契约不完全的环境中物质资本所有权就是权力的基础，而且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因此企业也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非人力资本所规定。哈特等人这种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的观念，深刻地洞悉了组织权力的来源，相对于以前的理论而言是进步。然而，现实世界还存在着拥有更多物质资产却并不意味更多投资激励的现象，有时权力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资产。这是哈特等人资本强权观和资本至上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哈特与莫尔（2006，2008）还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契约理论相融合的互补性观点：契约为交易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方交易当事人的履约行为是从契约承诺中获得的权利感受的函数。交易双方既可以签订柔性契约，允许当事人对事后不确定性作出适应性调整，也可以在事前签订一项与未来结果密切相关、当事人对未来的任何结果都不会感到失望的刚性契约。前者有可能由于一方粗糙履约的投机行为造成无谓的损失，而后者正是降低这种无谓损失的方法，当然这也会降低柔性契约可能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提出了当事人在柔性契约和刚性契约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为长期契约提供了基础，同时阐明了为什么事先确定价格，允许雇佣者选择任务的雇佣型模型是最优的。

简单对不完全契约理论做一个总结性评论。

GHM模型用一阶方法和博弈论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化分析框架，为不完全契约的研究开辟了全新天地，这一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它的分析环境过于简化，相对于科斯和威廉姆森创立的交易成本理论而言是一种退步。如何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考察有资产的资本家和无资产的经理人及工人，从而建立一个科层理论，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以GHM模型为代表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一方面假定当事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具有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又假定当事人具有计算未来成本和收益的动态规划能力，这种对理性程度的“暧昧”假设遭到经济学界的批评。为规避这种暧昧的有限理性假设，同时为了内生化契约的不完全性，哈特和莫尔（2004）将契约分为“紧的”和“松的”两类，似乎又向完全契约的理论靠近了一步。

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剩余控制权”的定义也存在争议，它有时表示“剩余权利”（格劳斯曼和哈特，1986），有时又以“全部权利”的面目出现。作为一个组织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如何解决这个核心概念的歧义问题，同时赋予其连续的性质以便拓展到更为现实和复杂的科层分析之中，又是一项挑战。市场和官僚机构可以被认为是分别对应于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两种极端的治理结构，不完全契约理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市场的理论研究。

总体而言，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完全契约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契约理论的整体解释力。其对控制权、组织边界、组织结构、金融契约、法律执行以及政治制度的解释，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门，其研究方法亦正越来越成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等领域的基础工具。

完全契约理论及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

委托―理论是过去40多年现代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一些经济学家不满阿罗―德布鲁体系中的企业“黑箱”理论，而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而来，创始人包括威尔森、萨平顿、罗斯等学者，也包括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霍姆斯特罗姆和哈特。

委托―理论的核心是解决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人的激励问题，即问题。作为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理论主要研究的委托关系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人。简言之，委托―理论主张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经过多年的发展，委托―理论已由传统的双边委托理论发展出多人理论、共同理论和多任务理论。该理论也早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

委托―理论遵循的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以委托人和之间利益相互冲突、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必须设计某种契约或者机制，诱导人选择适于委托人利益的最优努力水平。

委托―理论遵循如下基本分析逻辑：委托人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将其所拥有（控制）资源的某些决策权授予人，并要求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务或行为。人亦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在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在行使委托人授予的资源决策权时可能会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进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即产生问题。由于问题的存在，委托人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契约）来规范、约束并激励人的行为，减少问题，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

早期委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单一委托人、单一人、单一事物的双边委托问题。双边委托是所有委托类型中最抽象最理想的研究形式，也是其他理论的基础。霍姆斯特罗姆（1971）的模型给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最优解为：（1）委托人无法观察或控制人的努力，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效率损失，即在满足激励相容约束与参与约束条件下的结果是“次优”，无法像在信息对称情况下，达到帕累托最优；（2）权衡最优契约效率和对人的激励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并作出决定，且人必须承受风险。

多人理论、共同人理论、多任务人理论是双边委托理论的扩展形式。霍姆斯特罗姆对多人理论和多任务人理论有着重要贡献。

总的来说，委托―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现代经济理论，为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委托―理论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但在运用该理论时，须充分注意委托―理论的前提假设及其所适用的条件。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委托―理论模型去分析，更不能直接套用委托―理论的结论，而应该是运用其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对中国现实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符合国情的结论，以便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张五常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哈特因不完全契约理论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就为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鸣不平，认为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借鉴”了张五常教授关于合约结构的思想，哈特是用数学的语言诠释了张五常的思想。谁先谁后、谁借鉴谁等学术考据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但也毋须讳言，对于这位在华裔经济学家中几乎是唯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学者的支持，舆论中不乏民族主义情绪。在此，不妨回顾一下张五常的合约理论（张五常称契约理论为合约理论）。

张五常对现代契约理论的研究，以《分成租佃论》为肇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从分成制度入手研究了合约的选择与风险规避及交易费用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又从分析企业的合约性质开始，深入地研究了合约的本质以及交易费用的关系，并系统地形成其合约理论。张五常的合约理论就是对合约的局限条件的研究，是关于产权界定及交易费用对签订合约如何形成影响的研究。

在张五常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合约的存在与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资源有效运行的结果（市场的合约是以私有产权为局限的）。而市场价格机制则是减少资源消散最为合适的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会造成大于其机制运行下的租值消散的情况。根据张五常的“租值消散”定律，如果要使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在竞争情况下的资源浪费。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要制定竞争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些竞争规则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产权制度。张五常将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分为三类：以规制来限制财产的使用；以“人”本身为界定权利的单位或以等级来分配权利；以资源或物质本身来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而物质或资源的衡量标准又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的。

但市场价格的运作不是无成本的。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里提出了交易费用问题，也就是张五常所说的租值消散，即市场价格的运作成本。科斯主张，为了减少这种租值消散，以企业组织代替市场价格机制。但是张五常认为科斯关于“企业代替市场”的观点是不完全的。人们在交易中对合约安排的选择只是一种合约安排代替另一种合约安排，而不是一种企业代替一种市场。正是在这意义上，在私产局限下，一种企业组织制度的安排就是一种合约安排的形式，企业组织的选择本质上就是合约的选择。合约安排的本质在于如何在局限条件下把租值消散最小化，所以，对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快慢及资源配置效率。

科斯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贡献者。而合约理论是张五常对现代经济理论贡献最大的方面，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现代契约理论而言，张五常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总结

微观经济学研究方面，从科斯开始是一个重大转折。

在科斯以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市场。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眼里只是“黑箱”，即把企业当成一个生产函数、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市场和技术的约束下纯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分析单位。故而，在“前科斯时代”，经济学家并不分析企业的内部结构。

自科斯以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才开始从市场拓展到企业。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的契约研究便是延续并深入了科斯所开拓的这片研究领域。

企业内部的问题，从更广义上讲，是组织问题、科层等级制问题，并不属于市场研究的范畴。在市场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企业，各方地位平等，谁也不能指挥谁。但是在科层组织内部，第一要义就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即对权威的服从，这是在市场上所没有的。所谓企业内部的契约，即是此种科层等级制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规定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下级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权威。这是市场契约与组织契约的本质不同。

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包括之前获得诺奖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人）就是在科斯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企业。科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需要科层式组织。而哈特等人则进一步研究了科层式组织中契约是如何定义的。不完全契约的服从仅限于一定范围，但范围又无法在事前定义清楚，这就意味着双方都有钻空子的机会。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的就是如何把钻空子的机会主义行为压缩到最低限度。故而哈特等人的贡献即在于如何完善科层式组织。

这一研究方向与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专注于研究市场有着重大差别。人类社会的关系无外乎两种：平等关系与隶属关系。平等关系的研究（市场）到了马歇尔时代，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而科斯明确指出了人类社会不平等关系之企业内部的隶属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哈特等人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这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获得诺贝经济学奖的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是在科斯开拓的这片学术领地上深耕细作，算得上科斯的门徒，当然还包括之前的莫里斯、威廉姆森、梯若尔等新制度经济学人。

随着哈特、霍姆斯特罗姆的获奖，两人的理论及整个新制度经济学将在国内得到进一步的介绍。这是好事，但也会存在问题。两位学者都是用数学的语言阐释契约理论，这将使国内学界有可能更加沉湎于数理模型而忘了经济学理论本身。在应用层面，若不结合实际情况特别是具体国情而简单套用模型，会产生削足适履、适得其反的效果。而更大的隐忧在于，专注于企业内部问题的现代契约理论，作为一种组织理论，给国家干预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因为列宁曾说过，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司。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