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系列 陈光忠访谈录(纪录片观念谈)

采访人：黎煜

摄像：彭琨

时间：2009年12月15日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生教室

文字整理：黎煜

受访人简介

陈光忠，新闻纪录片导演。籍贯广东，1930年生于香港。中共党员，高级记者。1949年入华北大学，同年入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编导，1987年调任中国新闻社任副社长兼海南影业公司总经理。19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等奖。编导的 《永远年轻》获1954年文化部“好、快、省”奖；《华而不实》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三等奖；《新起点》（1979年）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美的旋律》获1980年第三届百花奖最佳长纪录片奖；《莫让年华付水流》(1981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及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赤子心――怀念廖公》(1983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零的突破》获1984年文化部新闻纪录片奖、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澳门沧桑》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7）；《我们走向未来》获1991年广电部艺术特别奖；《往事并非如烟》获1992年国务院新闻办与广电部联合颁发的“金桥奖”优秀纪录片奖；《热风》获1995年国务院新闻办与广电部联合颁发的“金桥奖”。

黎煜采访陈光忠 彭琨摄

一、乡土香港

黎：陈老师，您1930年出生于香港，那里与中国内陆的文化氛围不太一样。

陈：我出生在香港，自古属于中国的香港却在港英当局统治下。我们读书时香港的书本里说：“香港四面皆海，一海岛也。由于英国人努力经营，乃得今日之繁荣。”

黎：那本书是你们的教科书吗？

陈：香港所有的教科书都讲，香港是英国人的，把香港构建繁荣，是英国人的功劳。其实我小时候亲眼看到，香港的繁荣靠中国人的艰辛劳动。中国人在香港填海、盖房子。好多老太太在海边打石头，敲石头，填海筑大坝。怎么能说香港的繁荣是英国人的功劳？

另外，香港有很多东西我看不惯，殖民地的气氛令人感到愤怒和窒息。比如看电影，最后要演奏一段《天佑我皇》①，全部站起来。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有几个中国人起来得比较不那么严肃，不那么恭敬。英国人当着面斥责我们中国观众，还叫了警察把中国人轰出去，拽出去，趾高气扬，非常暴力，非常不文明。这个小事给我很大触动。中国人看电影，还得毕恭毕敬，笑不能笑，说不能说。那时候英国人凌驾在中国人之上，许多事分成三六九等。香港半山区大都是英国人住，普通的中国人不能去，写着“内有恶犬，万勿接近”，还没有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也是对中国人很歧视。坐船也分楼上楼下，中国人楼下，英国人楼上，是不成文的一种秩序。

香港的氛围确实很不舒服。香港每年都有足球比赛，华人对“西联”。华人就是中国人组建的球队，“西联”就是外国驻港军人及商业部门雇佣的球员。我给他起过一个名字叫“八国联军”。当年看足球要花很多钱。我们穷学生哪有钱。我们学校在跑马地上面，正好俯瞰足球赛。人的脸看不清，要买报纸看，A是谁，B是谁。光看衣服，红的是中国人，蓝的是老外。好多中国人跟我们一样，把山上当大看台，带上几个面包到山上看。一看红队中国人冲，也看不清脸孔，就猛鼓掌，特别兴奋。而且几乎每次打完球都打架，乱成一团。我在上面喊：“打他们！”很幼稚的、本能的民族感情。嗓门喊哑了，甚至做梦都梦见，中国队一脚踢到老外的球门里。

黎：是不是中国队总是输啊？

陈：是啊，输多赢少。中国球队其实是香港的华人队，在当年阵容很厉害呀，那时香港有自己的“球王”李惠堂②。我上的培侨中学，是个进步学校。现在我才知道，当年很多共产党、民主派人士，都在培侨中学。我的老师叫林莽中③就是个诗人。学校里面还订了很多报纸，有《华商报》，编委有夏衍。在殖民地香港的环境里面还有小小的一片红色苗圃――培侨中学。培侨中学对我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知道《李有才板话》④，还悄悄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港英当局特别排挤、刁难培侨学校。培侨中学毕业的学生，找工作非常困难。

黎：为什么父亲送您上这个中学？

陈：因为我父亲参加过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朋友都是进步人士，他参加了中国革命委员会⑤。另外，当时经济条件已经不允许我上英国的贵族学校。那个学校不断地提醒我们，中国人应该走一条独立自主自强的道路。学校图书馆最多的是三联书店的书，摆满了。我看到了《震撼世界的十天》⑥。另外，它有时候还组织我们看电影，主要看前苏联电影。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夏伯阳》。结尾处理得很棒，白军的子弹打在水面，“哒哒哒”，溅起水花。也没有说夏伯阳是游到彼岸呢，还是中途被打死了。夏伯阳是要到彼岸去，他要活着，表达一种理想。还有《乡村女教师》等进步影片。

有堂音乐课，唱《松花江上》，有的同学哭起来了。我们广东人不清楚，原来他是从东北流浪到香港的。我们只感觉（歌曲）好听，但他们感觉到锥心之痛，音乐老师就解释歌的内涵和情感的关系，他为什么哭？是没有家了。为什么没有家呢？日本侵略了他的家，也将侵略我们的家。所以我觉得应该离开香港，憋气，换个地方生活。所以我们三个年轻人偷偷摸摸地上了一条船。这船是民主人士给解放区运送药物和粮食的，船长还是个老外。我的目的很简单，去解放区读书。本来我们准备到上海，但那个时候上海刚刚解放，海外有很多水雷，船不能过去，就开到天津。

黎：您香港高中的课程已经读完了？

陈：没有完全结束，高二读到一半。迫不及待，走吧。解放区好。怎么好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都是受《华商报》影响，所以媒体很重要。用我们的话说，换换环境，呼吸呼吸另外的空气，走一条自己没有走过的路，学一些自己没有学过的东西。时年十九岁，血气方刚，充满理想。

二、华大生活

陈：到了天津，我会说结结巴巴极不纯正的普通话，就当翻译。他们问我们：“你们想读书呢，还是想工作？”我说读书。“革大、华大、军大，你们上哪个呢？”我们哪儿懂。正好我们逛天津碰到一个大姐，她叫徐美成，是我父亲朋友的女儿。她说你到哪儿读书啊？我说你呢？她说华北大学不错。怎么不错？那个地方南方人多，广东人不少。就这么上了华大，很简单。

黎：您是1949年5月去的华大？

陈：对。

黎：华大在河北……

陈：河北正定。

黎：那个时候华大的情况是什么样？

陈：校长是吴玉章⑦。华大是人民大学的前身。到华大第一次见面大家就说，你们是怎么来的。我听了各种各样的动机，有的说我是逃避婚姻来的，有的说因为经济困难。听来听去，我们几个香港人更加自豪。我们既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逃避婚姻，我们就是为了读书，追求进步啊。我们觉得他们比较土，觉得自己很洋气。我们来的时候戴金戒指，后来我们把金戒指跟老乡换烧鸡。我们来的时候还带了毛毯，也不要了。没想到一到华大就跟香港不一样。睡大炕不习惯。那个时候是上大课，讲课的人挺能说，什么教材都没有。大庭广众，那么多人一起上课，香港哪儿有啊。很新鲜。

黎：不分专业和系吗？

陈：不分。就是讲大课，社会发展史，讲中国的经济状况，社会矛盾经济分析，讲形势，我们打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师特能说，很年轻，穿的灰布衣服，很亲切。跟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对我们从香港过来的，特别关照。后来就毕业了，因为形势需要。有南下工作团的，有到部队去的，十九兵团。那时的口号是：“到西北去，做人民的大骆驼；到南方去，做人民的大水牛；到前方去，做人民的好战士。”我们就说，到哪儿都行啊，充满一种幻想。来华大热闹，分别更热闹。各部门都派领导人来挑选干部。

黎：人家来挑你？

陈：对。一个大广场上，吴国英⑧点了去新影厂⑨的50个人，全部都是共青团员。

黎：没什么标准？也没有自己填志愿？

陈：没有。很简单，问你，什么爱好？我爱好就是文化，看电影。我们一起来的李坤乾⑩还说，喜欢体育、游泳。吴国英一下就笑了。在大操场上，大家穿着大棉袄，后面写着十九兵团，像赶羊似的，一大堆。我们50个到电影厂去的人就在一个小方块里，就如此这般地服从组织分配，走向了该走的地方，如此这般到了电影厂。我没有受过一天的电影训练，纯粹是稀里糊涂的，在实践里面慢慢地懂得一点事。所以我始终对新影厂怀着感恩的心情，始终对新影厂的老前辈感恩，是他们一步步地领着我做这行工作。

三、北影新兵

黎： 1949年11月，您跟被挑选的50个团员一起到了北影厂。刚到北京的时候，情况是什么样？

陈：刚到北京来的时候，确实有强烈对比。我们住在护国寺附近的胡同里，房子里面是大通铺，也没有暖气，晚上睡觉风又大，把毛衣、绒裤、棉袄压在上面过冬。晚上常常冻醒，但是精神极其亢奋。早上跑步，从受壁胡同跑到新街口。那时候健步如飞，现在步履蹒跚而沉重。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一晃，一头黑发变白头翁了。

到了新影厂，觉得一切都是新的，我没有上过一天电影学院，也没有听过一天传媒大学的课，怎么学电影呢？我把所有的过程都熟悉了一遍，剪辑、录音、摄影。刚到新影厂时我是采访，采访就是见习编导，就是帮助写提纲，比如到了华东区，拍哪户，拍什么场景。我确实爱上纪录电影，为什么？它让我爱上社会，知道老百姓的很多生活，知道国家很多事。我记得第一次到上海采访妇联的一个干部，当时我手心全是汗。年轻啊，特紧张，满头大汗，不知道说什么，稀里糊涂。我去之前，就在想，妇联嘛，就是妇女工作，具体地解决妇女的权利问题。一见她面，不知道说什么，很出洋相。

第一次写提纲也很紧张。提纲是什么啊？那时还不懂归纳，他们说半天，我记半天，没有录音机。我回来以后，想，这不对啊，这叫什么采访啊，不就是记录员嘛，应该把对方说的东西经过你的观察及思考，整理一个形象的、令观众知道和感动的东西。纪录片是一种责任，我总结两条：纪录片就是让你记住，让你记忆；让你感受，让你思考。好纪录片的标准就这么两条，很朴素。你拍东西能让人记住，能感动人，能够使人信服，让人思考，就OK了。

黎：您刚参加采访工作不久就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战争，1950年4月？

陈：对。我们对共和国的战争、建设充满热情。我们记录了、目击了、采访了，觉得无上光荣。到了广州，我们睡在大街上，什么都没有的，地面是冰凉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战争，从来没有听见过枪炮声，这次听见了，的枪炮声和飞机的轰鸣。我们的帆船万箭齐发，很壮观。当年摇船的有些老大，都让他们抽点儿鸦片提神。

黎：都是民船？

陈：都是民船，装备很差。一打机枪，船都震动，弄不好船都翻了沉了。此行死活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快到岸的时候，赵化、石益民他们有经验，说：“跳！”船老大说：“跳。”一跳水到我胸前，稀里糊涂上岸了，稀里糊涂听着枪响，稀里糊涂跟着跑。如此这般，我们就跟着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战争。

黎：那个时候拍摄战争场面不太需要采访吧？

陈：对。但是需要每天整理出来。追击敌人还是很累的，那时候我年纪小，跟着他们往前冲。他们很照顾我，刘德源、赵化、苏忠义，说：“小老广，跟着我们就行了。”我就跟着他们。还给我们发钢洋……

黎：钢洋是什么呢？

陈：袁大头（钱币）啊，那时候怕我们在上岸后的战斗中走散了。的那些俘虏一批批往下押，还有一些打伤的战士在路边上。

黎：摄影队是不是较后登陆的？

陈：不是，在前面，是作为第一梯队。那个时候兵败如山倒，没有什么士气。我们这一路没有碰到的阻击。刘德源、苏忠义他们很有经验：“小老广，弯着腰。”我说没人。他们说没人也得弯腰，有流弹。后来钢洋也用上了。干脆买一双……那时候残匪被打得乱七八糟，他们把军装一脱，成了老百姓，卖军鞋、军水壶。我用几个“袁大头”的银元干脆买双军鞋吧。那时看到琼崖纵队跟电影中的夏伯阳一样，他们从山上下来，看着很高兴，拥抱，卫兵站在汽车踏板上，就像我们看的电影中的游击队一样。我的部队是43军，司令叫做邓华B11 ，我印象很深。

四、纪录片精神：“形象化的政论”与“良知档案”

黎：1953年，北影厂新闻片处独立出来，成立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初开了很多创作会，强调“形象化的政论”，把它作为新闻纪录电影的主要精神。

陈：这个精神是早就有了，老让我们看列宁的《党论电影》。好像里面说，电影是最重要的武器。我对“形象化的政论”有自己的看法，“形象化”是电影的一个特性。不管纪录片、科教片、故事片，都是形象化。政论应该有，但不是惟一的。我做的片子很多，《莫让年华付水流》（1981年）有没有政论呢？有，但它又有抒情、故事在里面。

黎：新影正式成立之后您是做采访，还是做别的工作了？

陈：不做采访，我开始做编辑，我还编过《新闻简报》呢。

黎：对，我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讲述您对《新闻简报》的情感――《我的两分半情缘》B12！

陈：对，我还写过这个。老前辈张建珍主编B13U椅姨富埃说你不要瞧不起《新闻简报》，我说我哪敢瞧不起，他们对我的艺术个性，对我的“独立思考”印象根深蒂固，我真是有苦难言。我不愿意人云亦云，也不愿对领导唯唯诺诺。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纪录片没有做够。因为我们纪录片人现在还不可能做出一个真正的、留得下的、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实的作品。长期以来，让我比较矛盾的，或者说困惑的，或者说充满期待的就是这点。我们新闻纪录电影受很多限制，我是始终在――当然不叫反抗，叫挣脱。我在个人的作品里面，极力想把我的意念强烈地表达出来，尽其可能说出来，比如说在《莫让年华付水流》中我说：“一些领导就是想用奴才、庸才，不敢用人才。”我千方百计地用“球”表述我的理念，我觉得纪录片要留下去，不仅仅是留国家档案、历史档案，更重要的是留下良心档案、良知的档案。我做了很多片子还是很遗憾，有的话没有说出来，有的话不能说出来，有的说出来也是吞吞吐吐。

《莫让年华付水流》获1981年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黎：我记得您为《华而不实》（1955年）所写的评语，“揭露社会的弊端，体现了纪录电影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陈：对。我要说，我们今天的纪录片，包括我们电视台的片子有两个不足，一个是缺乏批判精神，歌功颂德的多，揭露批判的少；第二个是思想深度不够，思索深度不够，因为真实性不够，所谓的“故事性”大于真实性。在多样化的纪录片作品里，有的已把严格意义的真实性与故事性颠倒，现在成了准故事片。

黎：您做《新闻简报》大概是哪一年？是在《永远年青》（1954年）之前吗？

陈：之后。

黎：那为什么？您已经导演了大片子，还让您做小片子。

陈：张建珍找我，提醒说，你别看不起《新闻简报》。其实，我是认真去做的。我做了两期，《春夏》《秋冬》，他们非常满意。做新闻纪录片要有新东西，不管做大片子还是做《新闻简报》，“新”才是电影的生命，没有“新”就没有电影。从科技的不断演变，从理念的不断演变，从器材的不断演变，电影才有自己的生命力。创新是艺术。所以我老是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去看纪录片。

五、拍大寨，观

黎：《辉县人民干得好》（1974年）反映劈山造田、兴修水利的故事，跟《红旗渠》（1970年）有异曲同工之处。

陈：都是水利工程，但“红旗渠”B14J窃谏狡律峡凿水渠，辉县不是，有平地的，有丘陵的，有高山上的，它没有林县影响那么大，但我觉得同样反映河南老百姓那个时代很原始的劳动方式。据说，陈永贵B15？戳苏飧銎子之后，特别赞赏，说要拍大寨，叫我去了。《昔阳红似火》这个名也是我想出来的，今天看来，打上那个火红时代的烙印，但是当时全国学大寨、学昔阳啊。

黎：您拍摄大寨的时候，也去了，拍她了吗？

陈：有，现在好多片子用这个材料。邓小平和坐一起，这两个人的表情都不同……能感觉到，话不投机半句多，虽然坐在一起，好像各有心事一样。骑马到大寨，陈永贵陪着，也是我们拍的资料。还有个习惯，每天晚上不看电影睡不着觉。她看片我们得陪着，我还以为有什么好电影呢，还是老一套，《网》、《鸽子号》。那时候我亲眼看见批判那个……（《创业》编剧张天民――黎煜注），说“你告老娘的刁状”B16 。我直感这个“旗手”喜怒无常。

黎：她把《创业》剧组的人叫去，劈头盖脸骂了一通，“告老娘的刁状”。

陈：现在看来她这个人说话很随便。在高粱地里面，突然看到一个大南瓜，“哎，让我送给主席吃。”我们站在边上看，哎，和主席关系不错啊，不是传说她和主席关系不好了吗？后来警卫真把那个大南瓜抱起来，送走了。她还很爱拍照片，拍大寨村的夜景。夜景黑乎乎的，不行，要点灯啊。一句话，大家跑断腿，派人下山让大寨社员家家户户把电灯打开了。她还经常和陈永贵在一起，教陈永贵，“你知道打扑克牌吗？”陈永贵特别毕恭毕敬。她还教陈永贵说英文，桥牌，bridge，是桥的意思。陈永贵说“哦”。

黎：你们在大寨待的时间长吗？

陈：恐怕有几个月吧。我觉得很别扭，不能说大寨不好的话，不能说大寨不干净。据说新影厂有个摄影师叫吴宝来，有一天，他拍完之后说：“我们拍大寨，天气好，人气不好。”大寨人汇报给陈永贵，陈永贵特生气，把我们这位摄影师留下来批评，还要他参加劳动。后来不仅参加劳动，还让他检讨。大寨这面红旗只能高高仰望，不能说个“不”字。拍这个片我们很谨慎，不敢乱说乱道。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黎：是不是采访什么人什么地点，都是指定的，不能随便拍您想拍摄的东西？

陈：对，没错。他们说的全部是套话，没有多少意思，说的都是豪言壮语，说的都是形势大好。特别是陈永贵，他面对媒体习惯了，说话滔滔不绝的。呵呵（笑）。也能看出那个时代，大寨人被扭曲的性格，或者说被遮掩的真实感情。我们接触不了任何人，都是安排好的。另外，什么都学大寨，计划生育学大寨，艰苦奋斗学大寨，商贸学大寨，闹得全国学大寨，也去，浩浩荡荡的，像朝圣一样。中央领导人都去，把大寨看做麦加圣地。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拍摄的片子肯定不够真实。

黎：“”的片子，是不是充满了口号和语录？

陈：对，每部片子必须有语录，才能体现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指导思想。

六、党性、个性与人性

黎：家里兄弟姊妹几个人？在1949年动荡的年代，父母愿意放您离家北上？

陈：我弟弟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在我后面，是华南歌舞团。我妹妹也是，就我一人在电影厂。人生的道路各有各的不一样，命运又各有各的不一样。如果说，我在新影厂不是经常出差在外的话，恐怕难逃的厄运，因为我爱说，对事物总是有些自己的想法。新影厂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鲜明的单位，共产党员很多。我那个时候还不是，所以在工作上形成一种压力，好像不是共产党员觉悟就低一点。我很不服气，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品格不一定比你差。我入党要求很强烈，我去新影厂就开始要求入党，一直到八几年才批准。在支部会上，很多人都表示感谢，痛哭流涕半天。轮到我了，就问我：“陈光忠，你应该说说感想吧。”我感慨万千，只说了一句话：“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进步的人。”“没了？”我说没了。就我入党的事，报纸还发了消息――《从陈光忠入党谈起》（笑）。陈荒煤写信给我祝贺，丁峤、石方禹都说：“陈光忠，你早就该入党，为什么现在才入党？”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条件不够啊。”

新影厂派我去印度拍亚运会（1983年），从来没有过的先例，厂里让非党员出国，还是作为主要编导。我到印度第一句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党的组织生活会是不是少开一点，要多开创作会。我来主持，现在是拍片子。”没料到，就这句话得罪不少人。有人就说你想“篡党”啊。我说不是的，就是想把事情做好，实实在在地想做好人，拍好片。

我拍摄《莫让年华付水流》（1981年）的时候，我不是党员，很多摄影师是党员。个别人那种无形的政治优越感总是让你感到压力。我的阻力很大，因为采访的对象没有一个是党员，拍的都是小青年。他们说，陈光忠那个小子，白丁找白丁，尽拍那些落后的。你看，一个党员都没有，一个劳动模范都没有。在新影厂的气氛里面，我的处境颇为尴尬与无奈。他们说我几条，一个是“自高自大”；另外，想的跟别人不一样；第三，片子拍得不注意突出政治和党的领导。

黎：政治性不强。

陈：政治性不强。其实我有我的想法，思想性应该隐藏在片子里面，不要说教。另外，片子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用心去感受，我不愿意做命题作文。但是在新影厂不得不那么做，所以我很痛苦。新影厂对我很重用，过年过节我都在外面拍片子。现在想起来很愧疚，包括我母亲病逝，我都没有回去。

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那个时候拍片子从山上滚下来，首先说，机器摔坏了没有？不说人摔坏了没有。有一年拍《战胜风雪》，内蒙古最大的一场风雪，百年一遇。从直升飞机下来以后，根本不能走路，雪下的快到腰了，其实挺危险的。但是那个年代，我还觉得自己挺享受这种艰苦。一工作就来神，就有劲。还有一年拍摄《战胜灾害》（1960年），今天我能够活着接受你的访谈也不容易，水灾特别大。

黎：1960年的水灾？

陈：摄影师叫任福棠，救了我一命。我掉水里去了，水太急了。一下子把我冲到东江里面，他一手把我拽起来，要是一松手就完了。我们一下车就跑到堤上，说我们要拍部队抢救灾民。我们三个人，一个摄影师，一个助理，还有我。我们不注意冲进了军用机场，卫兵警告说，不能跑，再跑我就开枪了。任福棠说，你们不能开枪，我们要去拍抢救水灾的官兵。我们还是一边说一边往前跑，战士很感动，汇报上级，还是让我们从机场上了橡皮艇拍官兵救人。

黎：您对新影厂的感情比较复杂，一个是感恩的心情，一个是长期受政治上“左倾”思潮的束缚，一个是感到“窝里斗”的复杂人际关系，也感觉到很不适应。

陈：束缚，束缚得很厉害。

黎：但我还是感觉挺奇怪，一个非党员，能够在新影厂做这么多片子。而新影厂的重要大片子必须党员去做，您怎么得到这些重大的题材？

陈：领导布置，有些是自己找。我是比较自觉地践行“组织上没有入党，思想上入党”的严于律己的工作态度。也许在领导印象中，陈光忠虽然有点“小资”，但是能干活。另外，我在工作上确实没有讨价还价，从工作角度看很听话。从思想上很不听话，从内心深处很不听话。包括《长江大桥》（1957年），他们不会让我拍苏联专家谈恋爱，绝不让我拍。他们让我拍劳动，忘我地劳动。我说人是最重要的，把人拍好了，就能记住这件事情。凡是通过人的情感拍摄的细节才能感动人。苏联老专家老太太，在长江大桥上找到情侣，不是很好的事吗？拍回来在新影厂大受批评，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如火如荼地劳动，还拍谈情说爱。

黎：《长江大桥》是为数不多的到香港放映的反响强烈的影片之一。一篇论文《新中国电影的输港流变及在港影响》B17 提到，输港影片中占第一位的是戏曲片，第二位的是纪录片，又特别提到了《长江大桥》。

陈：是。《文汇报》上登了，香港人从来没有想到中国有力量能够建这样的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香港人觉得很兴奋，实际上苏联专家出力不小，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

黎：我看到苏联专家谈恋爱还在片子里面。没有强迫你剪，是吧？

陈：没有，但还是剪了一点。只能说妥协，在那个年代里面，你不妥协也真不行。他们说我另类，资产阶级自由化嘛（笑），个人主义严重嘛（笑）。我想的跟他们不一样，比如说到印度拍亚运会（《夺标》，1982年），他们要我拍运动会的过程。当时中央电视台是庞大的摄制组。我们同时住在饭店，我们的队伍比他们少得多。我想，我们一定要区别于中央电视台，一定要突出我们的特点。在饭店里讨论，我说，我们一定要抓两个字――“夺标”。夺标不仅仅是指金牌，是指中华民族争胜好强的梦想不断，从不放慢我们追求的脚步。新影厂郝玉生厂长执政时期正好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很感激郝玉生，是他支持我《零的突破》（1984年）这个片名，要不然就“千夫所指，不疾而死”了。当时有人指责，这是什么名字啊，胡闹！最好换掉！

《零的突破》获1985年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黎：按他们的观点这个名字没有政治性啊！

陈：他们说哪有这样的片名呢？我说，奥林匹克五环很像五个大零蛋。我去上海查资料的时候，一翻老报纸，五只大零蛋，Made in China, 当时我就哭了。洛杉矶运动会，新影厂没份去，中央电视台去了。我就很憋气，就是不去我也要做出片子来。无米之炊。片子里我还自己画了漫画插图，刘长春当年一人参加奥运会很悲壮，没法表现，我就画一个关公，盔甲上写个刘字，说明刘长春站在象征波浪的征途上，单刀赴会。片子用上去了，大家不知道是我画的（笑）。所以激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激情对待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里面具有闪光的东西捕捉下来，不能够冷眼旁观，对生活那么冷漠。

七、电影外宣与晚年岁月

黎：1966年您编导了《团结就是力量》，影片介绍中日青年联欢。1972年中日建交，这个片子比建交早6年，是不是中日之间民间的交往已经开始？

陈：出于当时政治上的策略，民间外交促动官方外交。我做青年对话，青年就代表未来。中日青年能够联欢，就是中日的未来。为什么后来我调到中国新闻社去了？也许和这个片子有关系，这个片子当时是廖承志管的，我陆陆续续做了好多片子。有时年轻的廖晖B18 跟在后面审查，也许对我有了印象，廖公表扬过我的片子。后来我给廖公做了《赤子心》，还得了奖B19 。廖晖后来当上侨办领导。那个时候，侨办需要搞好对外宣传，南海影业公司需要一个总经理，通过中组部把我调去的。我根本没想到要调我去当官，我就不是当官的料。

黎：1987年，您调去中国新闻社，不拍纪录片了？

陈：也拍。我去做了好几个片子，故事片《春潮》《老店》，拿了金鸡奖回来了，另外拍摄了电视剧《廖承志》，也参与拍摄了《努尔哈赤》电视剧等。

黎：你去那儿的职务是南海影业公司……

陈：总经理，副社长。管对外传媒，还接待台湾艺人凌峰B20 ，拍《八千里路云和月》。直至我退休下来之后，始终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始终在做纪录片，做了好几部纪录片。主要做外宣，《改革开放的中国》《往事并非如烟》《热风》，后两个片子都得了奖。

黎：金桥奖B21 吗？

陈：是，他们还评我是对外宣传最佳导演。为什么拍摄《往事并非如烟》呢，那时候国外说我们人权问题。后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说，做部片子，说说我们中国对人权的观念，包括我们人权的状况。我说这不行，这个太容易图解和概念化了。我说拍摄一部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生存权。我说连生存权都没有哪儿还有人权啊，西方列强老不让我们好好地活，所以叫《往事并非如烟》。这个片子很好看。通过邮票说好多故事，通过海关的帽徽，引出一段我们过去海关都是外国人管，国家命脉置于洋人之手的故事。

黎：《往事并非如烟》是受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之邀拍摄？

陈：是的。

黎：那个时候电视台的录像拍摄已经非常普及，您为什么还坚持用胶片拍呢？

陈：胶片的质感更好。

黎：《热风》讲的是什么？

陈：《热风》讲的是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名字是我起的，片名也是我自己写的。我的想法是改革开放就像一股热风扑面而来。让我们暖洋洋的，热风像我们国家开放的气象预报一样。我是有所象征的。没想到当时管外宣的朱穆之大大地表扬了我，还有李源潮，他们在报告中肯定我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黎：李源潮说，“我们应该学习陈光忠那样‘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打造出中国对外影视的品牌工程。”

陈：对外宣传我做了一段时间，石方禹、丁峤、我，我们三个做了一段，后来就陆陆续续在外面做其他影视作品。我是纪录片永远的“发烧友”。岁月无情，从角色来看，我现在从纪录片的运动员变成场外拉拉队，但是我始终为优秀的纪录片和年轻有为的纪录片人鼓与呼，也就是我今天能够做的实事。一度有人提出金鸡奖要取消纪录片评奖的资格。纪录片那个时候发行很困难，市场效益不高，特别是和电视台合并那段，片子出得很少，有影响的不太多，所以有人说干脆撤了算了。我说，不行，还是要保留下来。那一年，因为我是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我大声疾呼，作为一个电影门类，作为电影总体的片种，不把纪录片列入得奖的对象是不公平的。故事片再大，没有科教片、动画片、纪录片，就像鸟的一双翅膀，光有故事片这一翼是飞不起来的。他们支持我的观点，给我热烈鼓掌，争取了保留纪录片获奖的地位。

注释：

① 《天佑我皇》，英国国歌。

② 李惠堂，当时香港的足球明星，与巴西的贝利、匈牙利的普斯卡士等齐名。

③ 萧野（1915―2001），原名林耀，别名林莽中、林雪海，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广东抗日韩江纵队，曾主编《军中文艺》。1945～1949年，任香港新华社编辑，出版诗集《战斗的韩江》。

④ 《李有才板话》，赵树理创作的中篇小说，1943年发表。

⑤ 中国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主要由中国民主派（左派）和其他的民主分子组成。

⑥ 《震撼世界的十天:苏联的诞生》，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在亲历十月革命之后写成的纪实作品，被誉为研究十月革命的经典文本。

⑦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林伯渠等被称为“延安五老”。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7年。

⑧ 吴国英，女，1921年11月生，湖北红安人。1949年初进入北平电影制片厂，担任新闻片组副组长。1949年底受派前往华北大学挑选电影人才。吴国英也是“中国电影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之一，据吴国英讲述，从华大挑选毕业生的标准是有知识的共青团员。

⑨ 应是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才脱离北影，独立建厂。

B10 李坤乾，与陈光忠一起从香港乘船来到华大，后来成为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

B11 邓华（1910―1980），原名多华，字实秋，湖南郴州人，中国人民上将。时任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率部队参加过辽沈、平津、湘赣、广东等战役，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

B12 《新闻简报》是中央新影厂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发行的新闻杂志片，曾经几度易名，早期为周刊，后改为五日刊。一期总长十分钟，分四个主题，每个主题两分半钟，因此陈光忠将回忆《新闻简报》的文章起名为《我的两分半情缘》。

B13 张建珍，时为《新闻简报》的负责人。

B14 红旗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河南林县人民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水利工程。

B15 陈永贵（1915―1986年），时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支部书记。

B16 1975年9月16日至20日，将中共吉林省委领导、长影领导人及《创业》组的主要成员召到大寨，破口大骂张天民：“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起因源于对《创业》的批示。

B17 赵卫防《新中国电影的输港流变及在港影响》，“社会变迁与国家形象――新中国电影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2009年10月25日宣读。

B18 廖晖，廖承志之子。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B19 《赤子心――怀念廖公》，获1983年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

B20 凌峰，著名台湾艺人，1945年生于山东青岛。20世纪80年代初来大陆拍摄电视系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该片当时影响巨大。

B21 金桥奖，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广电总局联合设立的对外宣传影视作品奖。

［作者简介］ 黎煜（1973― ），本文采访者、文字整理者，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