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世说新语·任诞》

[摘 要]《世说新语.任诞》突出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风度”，体现魏晋士人享乐、追求任性放达、物我两忘的人生态度。嗜酒成风、挑战封建礼教、任性的怪诞行为体现的是他们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对至真至诚的本性的执着与追求。

[关键词]《世说新语.任诞》；任性放纵；追求本真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任诞》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更是将魏晋士人的恣情任诞、率真自然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

“任诞”，意为任性放纵，不为世俗礼法所局限。魏晋名士“指礼法为俗流，目纵诞以清高”（1），他们纵酒放达、诋毁礼法并且傲视权贵、愤世嫉俗，因为他们蔑视儒、佛、道诸家存在的虚伪的礼教，对天真淳朴有着无限向往之情。“任诞”倡导让生命回归自然，将人的至淳至朴的真性情从世俗虚伪的伦理规范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将追求人性自由本性发挥到极端，“他们内在地追求本真、自由的自然本性，外在的建立与自然山水之间共生、亲和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违礼越俗人格个性追求与怡情山水的诗意栖居方式。”（2）在《世说新语.任诞》中随处可以看到到这种追求自由的“真”性情的特点。

一、嗜酒成风――追求心的自由

身处魏晋易代的特殊时期，士人们不但理想抱负遭受现实的无情打击，雄心壮志日渐被消磨殆尽，而且面临如何在备受猜忌形势下保全性命的问题。在此情形下，魏晋士人与酒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对酒热爱和推崇，依恋和沉迷，他们嗜酒成风，借以寄托心中的抱负与辛酸，认为酒可以让他们冲破了世俗的种种枷锁，醉酒可使人超脱荣辱与生死，净化人的精神，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正如陶渊明的诗所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世说新语.任诞》中有不少关于魏晋士人与酒的故事的记载，在他们嗜酒成风的背后，是对心的自由的追求。

如《任诞》篇中第1则记载刘伶、阮咸、王戎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他们七人不受拘检，心境澄明，肆意饮酒，纵情适意的场景宛若眼前。

第3则记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夫人之言，甚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刘伶面对妻子的劝告，巧设诡计，骗得酒肉后拼却一醉，而且以饮酒来醒酒的荒诞言论，令刘伶的酒鬼形象倍增。

刘公荣与人饮酒，从不论共饮的对象为谁：胜过他的人、不如他的人、他的同辈者，公荣都与之饮，“故终日共饮而醉”（第4则）只要有酒，何必问同饮者的贵贱与长少，只需一醉方休即可。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獠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第12则）。这里，共饮的对象已不局限于人或动物了。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第35则）王光禄认为，酒可以使人进入一种高远的境界。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第52则）。认为如果三天不饮酒，便会感觉魂不附体了，表现酒对魏晋士人的重要性。

从以上《世说新语.任诞》中的几则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魏晋士人对酒的痴爱，他们或共饮或独饮，酒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于他们而言，喝酒是一种可以解除世俗的枷锁、人的精神枷锁，从而释放人性的自由的方法，可使人心平气和，怡然自得。表面上看，他们“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然事实却是，魏晋易代之际的统治伦理败坏使他们极度失望，他们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想要保持那份“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洁情操，肆意纵酒也许只是“借酒消愁”或“明哲保身”之举，只有沉醉在酒乡的迷梦中，才能暂时忘怀对朝不保夕的命运的担忧，舒缓有志难酬的苦闷与惆怅。这在第51则、第13则中可得到印证，“阮籍心中有垒块，故须酒浇之”（第51则）。阮籍的酒，是用来浇熄心中的不平之气。“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第13则）。阮浑想学父亲轻视世事与旷达，但其父阮籍劝道“卿不得复尔”。为什么？因为他深知自己醉倒酒乡，看似洒脱旷达，实则内心深埋着的对人生的烦扰与痛苦，时刻处于这种异常矛盾的情感煎熬之中，酒，不过是借来“浇愁”的。这样表面洒脱不问世事，内心却恐惧煎熬的，只有阮籍一人吗？恐怕魏晋士人都一样，他们纠结、矛盾，痛苦与快乐并存，在酒的世界中沉沦，表面看来成了一种不加节制的纵情享乐的生活方式。这既是宣泄心中壮志难酬的失望的情绪，又是出于避祸以求自保的现实需要。他们借酒消愁，使被世俗烦恼禁锢住的精神得以解放，也是借酒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二、蔑视礼教――展现至真至淳的人性

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多则关于魏晋士人蔑视封建礼教故事的记载，体现了他们追求自然的本性。如《任诞》中的第7、第8则所记：

阮籍嫂常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第7则）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第8则）

前一则中，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与其告别，有人讥其不遵礼法，阮籍说“礼教难道是为禁锢我们这些人制定的吗？”于是不顾“叔嫂不通问”的古礼，与嫂话别。后一则讲阮籍醉酒之后便睡在邻家妇人的身旁。阮籍的种种不为礼法所拘，直率而不失本性的行为，恰恰都是对虚伪的礼教的蔑视，展现的是对至真的人性的追求。

对于固守、畏惧封建礼教的人来说，他们的眼里、心里都是礼教，他们被礼教所编织的这张巨大的有形无形的网，缚住自己的心、勒住自己的手脚，又像一群戴着镣铐跳舞的人，他们自己在这张网中甘之如饴，还妄图用这张礼教的网去罩住其他人，让他人的行为与自己一样，不能有丝毫出格或不同。然而，心境澄明而坦荡的人，心中没有任何礼教的概念。曾听过一个故事：两个和尚是师兄弟，一日去化缘，途中遇到一条河，河水不深却没有桥，二人正要涉水过河时，一位姑娘也要过河，但姑娘担心河水弄脏自己的鞋子和衣服而向他们二人求助，师兄最后将姑娘背过了河。师兄弟二人又走了一段路后，师弟对师兄说：师兄，你我皆是出家人，刚刚你怎么可以背着那位姑娘过河呢？”师兄坦然说道：“师弟，我早已将姑娘放下，可你还背着哩。”在这个师兄的心中，那位姑娘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无关其他。而阮籍等人的胸怀坦荡、心境澄明不也真如此吗？他们追求的是个性，崇尚的是人情。“叔嫂不通问”的不近人情的礼教不在他心中。他心地无邪，即便酒醉卧于妇人身侧的胆大的举动亦能得到女子丈夫的理解。这充分地表现了其至真至淳的人性战胜了世俗礼教。古人重视丧礼，治丧时要无限悲恸，痛苦流涕，因哀痛而废食，“致毁以死”，似乎只有这样才符合世俗的丧礼，才能体现生者对死者的哀痛之情。然而，这种丧礼实是对人性残酷无情的摧残。阮籍在葬母时并不这样按僵硬的礼法所规定的那样按时而哭，而是“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第9则），这一行为给世俗的礼法以最无情的抗击，而他的真挚的悼母之情在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第9则），中表露无遗。常言“大悲无泪”，真正巨大的悲痛，痛入心扉，并不是泪水能表达的。他对亡母的哀恸之情在呕血与昏厥中表露，这种表达是受自己内心的驱使，是真情流露，而不是因冷冰冰的虚伪礼教所强制作出的虚伪的反映。阮籍用自己的方式挑战了虚伪的礼教，这一切体现的是人的至真至淳的本性，丝毫没有沾染礼教之士所看重视的形式上的虚伪之情。

三、任性而行――自由舒展的人生

魏晋名士们任性而行，遵从自己的内心，毫不在意外界的评论。寄乐趣于生活过程而不拘泥于目的，从而展现自由舒展的人生。这些给处于喧嚣与浮躁中的我们以启迪，在追求自己想要的外在的东西的同时，不要丧失自己纯真的本性，同时要审视自己内心真正所需的那安宁与舒展的净土。

第32则中载，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对王导说谢尚会一种特殊的舞蹈，谢尚便在众人面前当场起舞，神色自然，意态悠闲，毫无忸捏之态，展现的是其对自然、真率的追求，是自由舒展的表现。

第36则中载，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孙承公每到一处，就要游玩好几天，或是走到半路又转身重往，这种的狂放、任性而行，表现其崇尚自由的倾向，用心领悟到生命的自由与美妙，达到一种自由舒展的人生的精神状态。

第47则记载王子猷的故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的任性而行。王子猷居山阴时，有次夜降大雪，面对大雪延绵的景象，子猷把盏独饮，眼望四下皎白，起身徘徊，吟诵左思的《招隐诗》。忽然间想起戴安道，当时戴在剡溪，子猷不顾路途遥远，连夜乘船去寻访，船行了一夜，到了戴的门前他却又转身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则故事让人充分感受到王子猷洒脱自然的性情。耗费一夜的时间与精力，到达要见的那个人的门口，常人定然会进去，可王子猷却“造门不前而返”，他饮美酒，赏雪景，忽而彷徨并咏左思的《招隐诗》，兴许忽然有了某种感悟并想起自己的朋友，且急于与朋友分享，便不顾还是雪夜，便立即乘兴出发去找友人，行经一夜到达友人的门前时，或许忽而发觉这种心境只可意会，无可言喻，昨夜的急于与友人分享的感受，恍如，已不甚清晰，只留下朦胧美意，只恐言语无法表达真切，且会破坏蕴藏于心中的人生的美感，“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不必执拗于来时的目的，于是转身而回。王子猷这种本就因兴而去，因性而返，只重过程，不问结果的行为，正是毫无矫饰的率真，是自我个性的极度张扬。他的任性而行，不仅体现了他对美景的喜爱之情，是对自然和自由个性的崇尚之情，展现的是魏晋士人的超俗离世的高洁的向往。对此钱穆有评“至如子猷之访戴，其来也，不畏经宿之远，其返也，不惜经宿之劳，一任意兴之所至，而无所于屈。其尊内心而轻外物，洒落之高致，不羁之远韵，皆晋人之所企求而向往也。”3

魏晋士人看似怪诞的行为的背后，实则是他们对虚伪的封建礼教的无情抗击，更是对舒展自由的人生、对人的“真”性情的追求。他们蔑视封建礼教，用自己的方式任性而行，实是对内心自由的追求，对自己情感表达的方式的追求，更是他们对人的至淳至朴至真的本性追求。

结语

宗白华先生认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4）身处魏晋易代的动荡时代，整个士阶层惶惶不可终日，社会动荡不安，又有虚伪的礼法存在，而官场上到处是猜忌、是勾心斗角，名士们内心痛苦不安。纵酒放诞，看似快意人生，其实，这种消极避世，不过是保全性命与独立人格的一个好方法，一种追求心灵上的自由，舒展自由的生命之举。在喧嚣浮躁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容易迷失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但社会越是浮躁，我们的内心越应该平静、从容、淡定，像在《世说新语.任诞》感悟到的那样，即便他们身处无奈的环境下，却依然能坚守内心精神世界，用嗜酒成风、挑战封建礼教等怪诞行为表明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给内心浮躁的人以启迪：即使身处无奈的环境之中，亦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放弃对至真、至淳的本性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浮躁的心抛弃一切世俗杂念的羁绊，回归自然，而内心的宁静、从容将使我们的心境更加澄明，意志更加坚定。

参考文献：

（1）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715页。

（2）董晔：《论魏晋士人的生态智慧与声明选择》，烟台大学学报，2009，（3）。

（3）转引自刘强：《世说新语会评》，第411页，钱穆.《国学概论.魏晋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