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历程

1.增长极理论的提出

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大论战的产物。佩鲁最早提出以“增长极”为标志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在空间的某些点上集聚，于是形成了增长中心或增长极。它们会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即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虽然涉及产业和企业的不平衡发展，但最终归结为城市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强调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

2.增长极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总体上看，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还有两大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发展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不置一词；二是将发展极建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弥补了这二方面缺陷。

(1)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的或积累的因果关系”原理，即“累积的地区增长和下降”理论，并使用“回波”和“扩散”的概念，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极)对其他落后地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因此而形成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和增长极理论。

(2)赫希曼的“边际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还是后向联系产业，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3)布代维尔的“地理性增长极”理论。布代维尔把增长极概念从抽象的经济空间发展成具有更广泛的区域范畴，将地理学中的“增长中心”这一地理空间概念引入佩鲁增长极，并正式提出“区域发展极”概念。认为创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主导产业中，而主导产业群所在的城市就是增长极，它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

3.增长极理论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至今，增长极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向新区域经济理论的渗透。在向新区域经济理论渗透的过程中，很多理论推动了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①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②新经济空间(场)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大空间是自然空间和经济空间的总和，内含各种事物,具有广泛性、叠加性、波动性、联系性和相互包容性；③地域集群理论，该理论指出增长极定位的原则是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④核心-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阻碍核心区本身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的扩散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核心、之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空间经济将呈现一体化格局；⑤点轴理论，该理论更加强调非均衡发展、区位优势和区域效应，凸现凝聚力、协同力、聚集效应或规模效应，以及多种生产要素的互补，并力图打破僵化的行政区划的约束。

(2)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这里讲的新产业主要是指高科技产业，在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的过程中，诞生的主要理论有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和“粘胶效应”理论。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强调：新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崛起和繁衍是新兴区域发展的重要标志，政府应通过各种措施和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和生长机制，用以降低创新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开发成本，提高新兴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为防止新兴增长极或增长中心资金、企业和人才外流的“空沿化”和“空壳化”，“粘胶效应”理论应运而生,同时衍生为四种类型的粘性区域：一是马歇尔或意大利式工业区；二是舵轮式工业区；三是国家拉动式工业区；四是卫星式工业平台区。

西方增长极理论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演衍和有力的经验验证，日臻成熟。它尽管有某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仍

不失之为发展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之一，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增长极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1.合理选择增长极。增长极要能够完成区域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产生聚集经济效果。通过极化和扩散作用，增长极不仅要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并且以其吸引和扩散作用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

2.强化政府功能。虽然一些先起步地区应该获得优先发展，并通过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对于一个国家的特定阶段来说，市场的力量毕竟是“低效率”的，为了有效地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区域发展差距过大，政府应采取必要性的“战略性”区域经济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

3.注意避开增长极选择的误区。一是防止增长极的“飞地性质”，即：与周围环境缺乏有机的紧密的联系；二是防止增长极规划和抉择的政治性质和计划性质，造成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的非兼容性和非协调性；三是防止增长极的定位的盲目性，使增长极的定位建立在城市人口增长计划或全国部门计划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自身发展潜力或周围偏远地区需求的基础之上;四是防止增长极理论和政策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五是防止单纯的增长极过分依赖外部力量，反而使区域差异加剧，以致于增长极政策变成“两极分化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