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实施与完善思考

执行曝光措施从无到有，曝光程度由浅至深，曝光机制从临时性走向制度化，我院在积极探索与创新执行曝光机制上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路子。特别是今年四月份以来，我院紧紧抓住新民诉法修正案实施这一难得契机，外搭机制，内建制度，全力推进，使我院执行曝光制度的实施与完善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较充分地发挥了该项制度的价值功能。

一、执行曝光措施在《民诉法修正案》实施前的实践及难点和不足分析

在民诉法修正案实施以前，包括我院在内，向社会公开执行债务人信息的做法在不少法院有过积极的尝试与探索。但在当时情况下，除少数法院建立相对固定的信息披露模式外，执行信息的公开与披露多立足于为宣传法院执行难之现实，或为了重大案件执行，以及为营造法院集中执行声势之目的等，而采取的媒体跟踪报道，或集中公布债务人名录敦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等临时性措施。同时，信息披露的内容一般也仅限于债务人姓名、住址及负债金额；媒体的选择一般也限于报纸、电视图文频道等公众关注度不高的媒介。执行曝光尚不能真正形成为一项制度，或成为执行工作的一种常态措施。其对于以“游击战、运动战”式等传统执行模式的影响不论从广度或深度方面而言都并不显著。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一是法律依据无。由于曝光执行不是法定的执行措施，绝大多数执行法院均未将执行曝光作为一项执行措施予以落实，而仅仅是将其作为一种执行工作的宣传手段，大大阻碍了该项制度功能的发挥。二是经费落实难。按照正常的经营性收费，在社会关注度高的媒体上公开曝光债务人信息所产生的费用极为高昂。该项费用的难以落实也使得许多法院对执行曝光望而却步。三是社会关注低。执行曝光未能形成持续性、固定化模式；且曝光形式单一，往往都是在报纸、图文频道大面积成批曝光债务人姓名、住址和债务金额。一方面，债务人会产生“法不责众”心理，同时，由于姓名相同或谐音者较多，主体的特定化也不突出，从而弱化了其舆论道德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对于媒体的受众来说，也未能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关注度大打折扣，成效不明显。四是媒体顾虑大。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法院在决定曝光的内容上，特别是在曝光债务人照片上，必须顾及到与债务人隐私权或肖像权的冲突。更主要的是，对媒体而言，这方面的顾虑会更深。包括在民诉法修正案实施后，关于该问题的争议依然存在，法律尽管确定了信息披露的方式，但也没明确公布信息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五是操作规程缺。应该对哪些案件实行曝光，以及曝光名单的审核确定，公布、撤销程序机制等，均缺乏一个可供操作的制度规范；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更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六是综合效能弱。未将曝光执行与其它执行威慑系统如银行、工商、车辆管理等部门相衔接，而仅限于道德调整与舆论监督，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实质制约。

二、执行曝光制度之确立及价值功能之优劣评估探讨

20*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百三十一条明确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同年11月28日，中央政法委下发的《关于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的意见》（政法[20*]37号）中也明确指出，执行工作应“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健全执行信息制度，塑造诚信执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至此，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和执行措施——执行曝光，才真正实现其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各地法院的零星探索走向逐步规范与完善。

对执行曝光制度价值功能准确评估与定位，是实现该项制度效能最大化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对执行曝光价值功能的理解与评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它可以综合多种执行措施运用于一体。法院通过媒体公布债务人信息不只是一个曝光被执行人的过程，同时，它本身也属于法院的敦促债务人限期履行法律义务的公告。在已往的执行实践中，执行公告的运用往往只限于强制迁出房屋或退出土地，通过媒体公告方式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使法院执行公告方式效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同时，我们认为，执行曝光还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执行公告，执行曝光的内容同时又包含了法院的执行禁令。我们在公布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信息等基础上，又以《敦促令》等形式限制被执行人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之前，不得融资贷款、不得出国出境、不得购车置房、不得投资开业、不得参与招投标、不得参加高消费等活动，并公布举报电话。使得这种类似于英美国家法院的禁令制度在执行曝光制度中发挥其威慑效能。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案件的需要，执行曝光还可以与悬赏执行等方式相结合。

二是它可以充分发挥媒体固有的优点以弥补法院强制执行的不足。在现实情况下，对抗性、个体性和间歇性是法院传统执行方式的特点。基于人难找、可执行财产难寻的现实，法院执行必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搞夜间、凌晨执行突击，搞游击战、运动战式执行等高司法成本的执行活动，使执行法院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压力下疲于应付。同时，运动式、突击式、非正常工作时间等执行活动还会招致民众“执法扰民”的负面印象甚至责难。而从技术角度方面来看，媒体曝光具有受众广、连续性、非对抗、低成本等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和优越性可以很好地弥补法院传统强制执行措施的不足。

三是以道德评估与舆论监督进一步发挥和放大执行威慑的效力。在市场监管缺位，执行威慑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执行曝光可以有效发挥其道德评估与舆论监督功能。对债务人本人及家属来说，通过“道德”和“舆论”这双无形的手，敦促其自动履行，尽最大限度压缩其信用空间，给其造成强大的舆论和心理压力，切实打消其“可逃则逃，能避则避”以及“宁可拘留，也不偿债”的心理；让“老赖”们无处藏身，在一定程度上使法院的执行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

四是有利于重构社会的诚信体系和司法的权威。大量案件的无法执行，又再产生新的矛盾，这不仅牵涉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还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影响了“公法秩序”的稳定，同时还会进一步加剧市场诚信意识的弱化。建立国家执行威慑机制的终极目标与核心价值，即是在全社会构建诚信体系，树立司法的权威。而宣扬和倡导文明、诚信、守法的生活方式与为人理念也是媒体承载的社会职能之一，媒体的这种氛围和舆论导向正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司法的功能与媒体的价值具有同一性。在一个民主和信息化时代，素有第四权力之称的媒体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正越来越显著。对隐性债务人及其他执行债务人，乃至社会大众来说，曝光一案，可以起到教育警示一片的作用，法院的执行也由个案突破转向整体推进，由点走向面。对社会公众层面而言，倡导诚信，打击违法，法院的执行从个案的微观层面上升为依法治国，在整个社会树立和营造司法权威的宏观层面。

与此同时，自执行曝光在各地法院零星探索开始，关于法院的执行曝光行为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就在民诉法修正案通过后，对于能否公开曝光债务人的照片依然有人质疑。反对将执行债务人的照片予以曝光最主要的理由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1、合法性探讨：照片曝光与债务人的隐私权是否冲突？2、必要性探讨：在公众媒体上曝光债务人是否过于严厉，会否加剧债务人的生活困境？3、实用性探讨：媒体与舆论压力更多是道德范畴，债务人对法律责任尚且不顾，道德责任又奈其何？

具有法律意义的隐私权自美国法学家、大法官南戴斯提出以来已有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它是指个人对其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等所享有的不受干扰的权利。一百多年来，随着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及传媒、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各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从无到有，由粗至细，从不全面到逐步全面，反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与完善。但同时，与其它权利一样，隐私权的保护也不是没有限制的。作为一项权利，隐私权的存在也必然会与其他权利和利益产生冲突与矛盾。比如，对隐私权的保护会涉及到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隐私权保护的扩张还会涉及到人个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以及他人合法权益的冲突。事实上，就一个国家来说，对隐私权保护的方式、权利的范围如何，它是一个综合各种因素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考量过程。“隐私权受各国的历史传统、伦理观念、文化习俗等因素的限制。隐私的保护在各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作为一种人权，其保护程度要与每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历史传统相一致。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越高，隐私的保护就越强。”（参见王利明——《隐私权的新发展》）所以，在注重对隐私权保护的同时，根据本国的社会现实、历史传统等因素，强调隐私权保护的相对性与可克减性，对隐私权和保护范围保护方式予以限定，是世界各国隐私权保护的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在当前，由于民众法律信仰的薄弱、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市场监管手段的缺乏、司法威慑的乏力等传统与社会现实，使得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被执行人逃避执行、隐匿财产、甚至对抗执行、逍遥法外而导致案件久执未结的现象十分严重，更使民众对秩序的期许、法律的信仰和诚信的尊崇在感情和心理上受到严重伤害。这些现实都是我们在探讨曝光照片是否侵权被执行人隐私权问题时必须要参酌和考量的因素。况且，在民诉法修正案已明文规定法院可以“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的情况下，为实施司法行为而公布被执行人照片，我们认为应可视为构成人格权侵权之抗辩事由。

关于必要性的探讨，我们认为，法院的执行只是在制度上为债权人实现合法权益提供的一种公法上的救济途径，但他不是，也不应成为化解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手段。执行法官追求的司法价值就是不挟偏私地去穷尽法定职责，而不应以当事人债权数额实现之多寡论优劣。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司法过程，法院在执行曝光对象的遴选上不需要,也不应该将那些确实无履行能力的，生活困难的被执行人纳入执行曝光的范围。而应建立一个相对规范与合理的曝光对象遴选机制，将曝光的重点落在具有履行能力而拒不配合执行的对象上。这样，曝光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就会明显增强，而其负面效应就会大大减弱。同时，如果法院对拒不执行、逃避执行的对象以保护其隐私权、肖像权为由而不予以曝光的话，无疑会鼓励和纵容债务人的不诚信和违法行为。当然,基于上述合法性的探讨,我们也认为可以将执行曝光制度理解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我们也相信并希望，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逐步提升,社会诚信体系的进一步健全,执行威慑惩戒机制的日益完善，执行曝光的必要性会越来越弱,直至取消。

关于执行曝光制度的实效性，在第三部分探讨。

三、*法院执行曝光制度之架构及效果

针对实践的难点、不足的分析及价值功能探讨，我们认为，要想真正充分发挥执行曝光制度的价值功能，就必须以体现执行实效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突出执行曝光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的基础上，实现执行曝光的制度化、注重执行曝光的规范化、强调执行曝光的立体化、讲求执行曝光的综合化。

一是实现执行曝光的制度化。我院领导十分重视执行曝光制度的建设，在去年与电视台的领导积极协商建立被执行人照片曝光机制，并拟定了初步方案。民诉法修正案通过后，台州中院及时召开新闻会和现场会，积极推广执行曝光做法。我院以民诉法修正案实施、省高院“春季集中执行”及台州中院推广执行曝光为契机，及时向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作了建立法院执行曝光制度的专题汇报，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在政法委书记的亲自牵头下，我们在四月份召开了由政法委、法院、宣传、电视台、新闻信息中心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专题研究新闻媒体单位协助法院开展执行曝光工作。协调会就执行曝光的目的、意义形成高度共识，逐一解决了法院执行曝光存在的一些难题，同时，就曝光的时间、版面选择、经费的确定、曝光主要内容等达成一致，将之作为一项经常性和固定化的制度来予以落实，并形成会议纪要。同时，我院就经费落实问题向财政部门申请落实保障。这样，以党委牵头、新闻宣传媒体部门配合、财政支持的执行曝光制度格局正式形成，为我院推广执行曝光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是注重执行曝光的规范化。为建立相对科学与可操作性的执行曝光对象遴选机制，我院及时制定出台了《*法院执行曝光实施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一是对曝光案件设置条件并予以类型化，明确对六类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予以曝光：1、接到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后未依法申报财产或申报不实的；2、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拒不接受人民法院传唤、逃避执行或下落不明的；3、在执行过程中态度恶劣、藐视司法权威，甚至以暴力、威胁等方式抗拒执行的；4、未经人民法院同意，在执行过程中转移、隐匿、处分财产或财产性权利而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5、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仍居住高级住宅、乘坐高级轿车、出境旅游、进出高消费场所等；6、其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曝光必要的案件。二是规定了曝光程序。对已经立案，符合曝光条件决定予以曝光的案件，由承办人向被执行人发送书面的《曝光通知书》，对有通讯方式的，并以电话或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指出被执行人的具体违法行为，告知决定曝光内容。同时，再次敦促被执行人限期履行（一周内），并告知被执行人，若在期限内履行或提出可行性方案的，法院可以撤回曝光决定。对于新收案件，我院要求承办人根据案件掌握的初步情况，可以在发送《执行通知书》的同时，向被执行人送达《预曝光通知书》，将六类曝光案件的范围予以书面告知，告诫被执行人要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配合法院的执行。三是明确了执行曝光的审核、撤除、费用、管理、除外情形及曝光内容、模式等内容。

三是强调执行曝光的立体化。我院以在当地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档栏目——《333新闻窗》为重点和依托，建立法院执行《曝光台》,使之成为该栏目的一档固定节目。按照每个被执行人一屏，并逐一播报详细曝光内容的方式进行播出。每期节目都在当晚和次日各三次重播。通过每周一至两次,每次曝光六名左右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照片、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负债金额等内容模式，迅速引起全县民众的高度关注。其次，我院还在当地发行量最大的纸质媒体——《今日*》的第八版(最后一版,醒目程度仅次于第一版)，实行每月一版，每版曝光二十名左右被执行人照片、姓名、住址、负债金额等内容。第三是针对被执行人多散布于农村、社区的现实,为进一步发挥村居干部作用和曝光力度,我们实行逐案向村居、社区通报的制度。第四是有效发挥网络功能，通过与县新闻信息中心联系，为提高网站的关注度，实现法院执行网站与*县新闻网的链接,扩大执行的宣传与曝光力度。

四是讲求执行曝光的综合化。曝光执行可以有效发挥其他执行措施所不具备的道德调整与舆论监督等特有功能，但作为一项制度和措施，要实现其应用效能的最大化，还需要将曝光执行与其它执行威慑系统如银行、工商、车辆管理等部门相衔接，使媒体监督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实质制约相得益彰。为此，我院在起草的《关于建立执行威慑联动机制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我院执行曝光实施方案中确定的六类案件规定为可以启动执行威慑机制的案件范围。从而将执行曝光中规定的不得融资、不得出境、不得经商、置产等禁令与执行威慑机制联动，真正发挥禁令的实际效能。

从我院执行曝光的实际效果来看，执行曝光制度的推出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电视台《333新闻窗》推出《曝光台》以来,法院执行曝光“老赖”动真格，立即成为了当地群众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法院的做法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赞誉。在电视台当晚的观众互动话题“你是否赞成法院曝光老赖的做法”中,支持的观众罕见地达到100%。《浙江日报》、《台州日报》、《台州商报》及新华网等各大网站媒体纷纷予以转载和报道。《今日*》并在头版配发《为曝光“老赖”叫好》的评论员文章。5月14日至16日,从网上获得消息的央视《今日说法》栏目记者杜红一行专程赶赴*进行为期三天的深入采访,制作了一期《曝光台》节目在央视《今日说法》栏目中播出，该节目并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知名民事诉讼法专家汤维建教授现场点评，对我院执行曝光的做法予以肯定。

从执行曝光措施在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反应来看，自我院推出执行“曝光台”以来，部分申请人以电话、短信或上门方式表示支持。部分被执行人得知消息后，及时履行了债务或落实担保措施：两起清除建筑物、退还土地案件的债务人在接到法院的预曝光通知书后，两天内即自行拆除了建筑物；一在苏北办企业的企业主在家人收到通知到，立即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一万元的欠薪打到法院执行款专户；一平时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执行的债务人正在印尼出差，收到法院曝光短信通知后，一再请求不要将其曝光，并让其家人积极落实还款计划和担保措施；一名尚未被法院纳入曝光范围的，“消失”了整整十年的债务人得知我院推出电视曝光措施后，多次托人上门说情，提出还款方案；一名曾多次逃避执行，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我院连续二次曝光后，在村干部的陪同下主动到法院履行了债务……自五月份推出执行曝光制度以来，到八月底为止，我院共对130余人次的被执行人照片等信息进行电视和报纸曝光。在已曝光的案件中，已执行完毕或落实担保措施和还款方案的有25件，执行标的92万余元，另拆除建筑物两幢。其他已发出曝光通知书或预曝光通知书案件170余件，其中，当事人自动履行或达成和解协议执行完毕的有35件，共计执行标的216万余元。还未纳入曝光范围，直接受曝光影响而促使其履行的案件有16件，计执行标的47万余元。执行曝光的直接效果是使部分案件得以执结，但其更大的社会效果在于倡导诚信守法，鄙视和摒弃失信缺德行为，促进和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