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一、俄汉语中词形的标记与性别歧视

语言学家莱昂斯将标记区细分为形式标记、分布标记和语义标记。

形式标记是根据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外部特征或标记下定义的。在具有区分性特征的一对对立词中，阴性名词一般是在阳性名词后添加词后缀派生构成。例;

ученик―ученица，студент―студентка。阴性名词是作为阳性名词的派生词而存在，阴性名词所附带的形式标记使其处于从属、次要地位。这种现象可被视为性别歧视在语言中的一种反映。从词的分布使用上看，俄语的阳性名词无标记，具有泛指的特点，其复数形式可用于既有男性又有女性的场合，因此比相应的阴性名词使用范围广。

语义标记则指“一个语义有标记词在词义上比语义无标记较具体”，在语义学中，无语义标记的词在意义上具有泛指性，比有标记的使用范围广。俄语中的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председатель、профессор等词都有相应的阴性派生形式来表示这种职业、职称的女性。俄语中在正式场合会使用阳性形式，限制阴性形式的分布。另外，阴性名词的语义与对应的阳性名词相比还会出现语义降格。例：врач ---- врачиха， доктор ---- докторша，像врачиха，докторша这些阴性名词虽然源于阳性名词，可是语义内容都出现了降格变成了“（某某）夫人”。

在汉语中女性和男性也同样有不平等的现象，女性常处于从属、被排斥、被替代、受歧视的地位，而男性总是处于主导、统治的地位。汉语中没有名词性的范畴，表女名词的性别特征标志主要借助于“女”旁字。一些汉语界学者通过对汉字进行分析，发掘其中所体现的社会性别歧视。例如：“女”字偏旁的“奸、嫉、媚、娼、奴、婢”等汉字体现了明显的贬女涵义。

二、俄汉语中的通性名词与性别歧视

俄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类词，它们既可以用来表示男性，也可以用来称谓女性。例：

профессор，специалист，врач。此类通性名词无论具体用以指称男性还是女性，其词汇语法属性不变，始终是阳性。然而，当此类通性名词表示女性时，尽管与其保持一致联系的定语既可以用阳性也可以用阴性形式，例如： Она наш （ или наша） профессор，但阴性定语形式的分布却受到限制，只用于单数第一格，而当它处于其它格时，按照语法规范则只能使用阳性形式，例如：С этим вопросом мы обратились к нашему специалисту Ивановой.这类语言现象也同样体现了俄语中的社会性别歧视。

汉语中“他”的用法也大同小异，即在所指人物性别没有明确或者没有必要明确的情况下，均用第三人称阳性代词形式来表示泛指。例：一个人要是离开了集体，他就将一事无成。汉语称谓中存在许多空格、缺位现象，如男教师可以对学生称其妻子为“你们师娘/师母”，而女教师一般不能对学生称其丈夫为“你们师爹/师爷”，以至于学生没有合适的对应称谓来称呼女教师的丈夫。

三、俄汉语中姓氏的变更与性别歧视

姓是家族的代码，是家族全体成员的共同标志，同时也规定了人的家族归属性。在俄罗斯文化中有这样一个习俗：当成年男女结婚时，要面临一次姓氏的再选择。选择有三种，一是新娘改随新郎的姓，二是新郎改随新娘的姓，三是双方都保留原来的姓。虽说有三种选择，可事实上由于传统文化习俗的巨大势力，俄罗斯人姓氏的再选择多为第一种，即女方改随男方的姓。与此同时，男方姓氏的复数形式可以用来称呼夫妻俩，以及包括他们的孩子在内的全家人。人们普遍采用这种姓氏的再选择方式，主要是迫于沿袭下来的传统，这也正是俄语中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的历史根源之所在。

汉民族的姓氏文化有别于俄罗斯人。汉族人的姓名由两部分组成：姓和名。在中国古代，拥有命名权的是家里的男性长者―――祖父或父亲;许多妇女不仅被剥夺了命名权，还被剥夺了拥有名字的权利―――她们只有姓，而无名，或者有名，但很少被人称呼。女孩子出嫁前以乳名称呼，如“某某妻”、“某某母”、“某氏”或“张王氏”、“王大娘”等等，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名字。而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子女随父姓，这一习俗沿袭至今基本没变，虽也有少许例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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