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升官

特级教师的去向，往往成为一个城市教育圈中的焦点话题。

2011年末，江苏省某市一名特级教师、副校长、教育局科长升任教育局副局长，转公务员编制；在此之前，北京市某教师被评特级教师后，办公室从学校搬到了教研室，升迁也指日可待。

在江苏，亦有“辞去校长专心申报特级”的佳话。主人公正是现任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校长的杨新富。杨校长从1995年起申报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五次，于2008年才如愿以偿。在向专业顶端发起冲刺的13年里，他婉拒多次机关人事调动，甚至辞掉了校长职务。

我们需要明确的问题在于，怎样的选择才是特级教师最合适的选择。

舞台的大小

“学生已构成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课堂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把每一节课看成是师生生命历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写下这句话的，正是知名数学特级教师刘可钦，但时间却是十几年以前。2002年，刘可钦从讲台走向行政岗位，2004年出任中关村四小校长，2011年兼任中关村三小校长。在这些身份的转换中，刘可钦逐渐离开了班主任岗位，最终离开了她原本熟悉的课堂。

不过，业内并不把刘可钦的转变视为一种“流失”，反而视为人尽其才。

刘可钦初到中关村四小时，四小刚刚成立两年，生源200多人，内外矛盾突出。然而在刘可钦的治理下，中关村四小逐渐显示出“有作为”、“有能量”的强力表现，成长为当地一所名校。可以说刘可钦完成了从“名校制造”到“制造名校”的升华。

刘可钦这样诠释自己的选择：如果一名教师已经非常优秀，并具备更高的专业发展潜力与资源，那么这名教师应该坚守课堂成为一位名师；如果这名优秀的教师继续发展的专业潜力有限，那么他应该当校长。刘可钦事实上具备继续发展的潜力，但是当时她的领导给予了她更大的责任：带动一批教师成为名师。

这明显是另一个级别的舞台。

在北京，类似刘可钦这样的“特级教师校长”还有很多。包括史家胡同小学前任校长卓立、现任校长王欢，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北京实验二小校长李烈，光明小学前任校长刘永胜，北京小学前任校长吴国通，灯市口小学校长王岚，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十二中校长李有毅，北京二中校长钮小桦……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曾经是所在学科的全国知名特级教师，之后又逐渐成长为知名的“专业校长”。他们中也不乏部级专家，甚至引领了当代教育潮流。比如，窦桂梅是小学语文“主题教学”的发起者，是全国教育课堂改革的先锋。

据一份非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北京地区集中了全国各省400多位特级教师，其中约有10%担任所在学校校长职务。

这样的现象亦出现在南京、成都、广州等城市。

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发现：大多数“特级教师校长”都精通于办学理念及教师职业发展体系的打造，在办学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优势明显。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显示：当特级教师不具备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或综合素质能力时，特级教师走仕途之路将遇到严峻的考验。

质疑的声音

尽管有“内行领导内行”、“专业领导发展”等优势，特级教师当校长、当局长这样的现象，仍被冠以“教而优则仕”引起广泛争议。

一个突出的症结便在于，为数不少的“教师官员”彻底远离了课堂，疏离了专业发展，并因缺乏相关管理能力而疲于应付行政工作。

一次，记者与山东某学校高级教师、校长交流，却听到他大倒“苦水”。这位校长在三年前上任，当时他的文章仍活跃于《中国教师报》、《中国教育报》等教育类媒体，并是当地的市级骨干教师。但是，在升任校长后，他开始忙于应付各项检查、评估及交际应酬，逐渐没有了读书学习的时间，之后便再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在最近的一次市级骨干教师评选中，他竟然因为“要求准备材料数量不够”而惨遭淘汰。

另一位知名的“特级教师校长”则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时间表。在这份时间表上，周三到周四的时间被全部分割给了五项教育局会议，周一到周五有接待工作11项，周五下午到周日还有一项出差考察学习的工作。粗略算下来，这位校长真正在校的时间只有半天，主要工作计划是“把前阵子没有签的字签了。”

我们的记者还曾遇到过另一个幽默的场景：北京市某“特级教师校长”被取笑“头发越来越乱”，当校长之前打扮得利利落落，当校长之后却疏于打扮。这位校长只得尴尬地回应：“哪里有时间整这些呢！”事实上，这位校长还不曾脱离课堂，不仅承担教学任务，还经常赴外地表演公开课，指导外地教师课堂设计。

毫无疑问，“教而优则仕”存在着各种弊端，但其内在逻辑却是教育界讳莫如深的敏感话题。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不做教书匠》的作者管建刚曾撰文指出：教而优则仕的适应对象应是教学游刃有余，课堂之外有余力的教师，但是我们的教而优则仕则带着浓烈的“做官情结”。加上中国的教育行政工作是那么的繁琐与复杂，要与政府、银行、媒体、医院等等部门打交道，所以一名教师要做到真正沉静下来，搞自己的学问，做自己的研究，必须与“校长”无关，与“局长”无关，与做官的风气无关。

不过，更严重的问题，也是人们最反感的问题，可能在于“特级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不上课”的代名词，甚至就等于“不上课的教师”。

2006年，曾有人调研发现，温州市9.5万名教职员工中，在岗特级教师只有31人；上海市尽管有229名特级教师，但3年内即将退休的特级教师也有100多位；北京市1.6万名数学教师中，特级教师28人，但是在职仅6人，在岗3人。

这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

一是特级教师成为“升官”的“硬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的标志，甚至于评特级教师就是为了“不上课”，坐办公室“躲粉笔灰”。二是特级教师“不年轻”，为数不少的一些教师都是在临近退休的年龄被评上特级教师，他们的不少热情和奉献都集中在了校外，这揭示了教育圈中存在“按资排辈”的风气，也是一种优质教育资源的另类浪费。

即便特级教师留在课堂，恐怕也是薄弱学校管理者的难题。一位来自江苏省非省会城市的校长这样描述教师职称制度：“我真的很怕教师评高级，评特级，因为一评就仕，不仕也到处出书、讲课，管也管不住；一评就跑，南京有学校出价20万元抢一个特级教师，5万元抢一个高级教师，可谓明码标价，我怎么留得住他们？”不过，话锋一转，这位校长又说：“恐怕省会学校也担心自己特级教师太多，名师固然可以提高学校的名气，可是有名气的人却不一定乖乖待在教室里。”

特级教师怎么评，特级教师如何用，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完善和不细致，无疑造成了特级教师去向的疑问与尴尬。

怎么评，怎么用

从2005年起，北京市对特级教师评选进行调整，增加了对青年教师的关注，致力于降低特级教师平均年龄——这等于变相增加了特级教师服务课堂的时间。同时，对远郊区县予以关注，增加区县特级教师评定数量。

我们发现，在2005年以前，北京市延庆县没有一名特级教师，但在2005年的那次评定中，普通中小学出现了两名特级教师，均来自延庆县第一中学。

值得欣喜的是，目前这两名老师均未离开课堂。其中一人转到延庆县另一所中学任教，担任教学副主任一职，也是该校课改骨干；另一人留在了延庆一中，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并且在继续执教。

不过，“特级教师还在上课”的总体状况似乎仍不容乐观。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教师告诉记者：“要做到教而优不仕，摁住特级教师当官的欲望，应该在特级教师评定规则中加入‘评定特级教师后必须坚持在一线从教5年，否则取消称号’的类似规定。”

在上海，特级教师评定标准包含了师德修养、学识水平、专业能力和工作绩效等方面。由于其全面的素质要求，特级教师评选也被视为“校长预选”。不过，上海特级教师评定在全国率先打破了“终身制”。这也意味着，当特级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有限、裹足不前时，将有失去“铁饭碗”的可能。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上海市教育界人士反映：“对一名特级教师‘摘掉帽子’，那是不可想象的大事件，特级教师往往是一个学校的‘宝贝’，甚至自身就位居高位，‘摘’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很难真的去‘摘’。”除非这名特级教师敢去触犯“红线”——进行有偿家教。

因此，目前“摘掉”特级教师的帽子往往是一种“建议”。比如，哈尔滨市提出对特级教师两年考核一次，包括内部考核与社会监督，对不讲师德、碌碌无为的特级教师，“建议”上级部门取消其称号。

但是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打破特级教师终身制也是一大进步，它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教师终生职业发展，持续专业进步的意义，也能在侧面减少“为当官而当官”的特级教师案例，为肃清特级教师评定工作中的功利主义扫清了又一障碍。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摈弃“绝对思维”，即绝对认为特级教师不能当官，或绝对认为特级教师应该走仕途之路。我们需要捡起来的是“实事求是”，让适合的人做最适合的事，这亦当成为每一位特级教师心中的一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