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与市场制衡机制研究

摘要：基于市场制衡机制，本文研究了经理人市场竞争性与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采用管理费用率衡量成本时，成本与经理人市场竞争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采用资产周转率衡量成本时，成本与经理人市场竞争性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分析还表明独立董事兼任多职的情况并不会显著增加企业的成本。

关键词：市场制衡机制 经理人市场 竞争性 成本

一、引言

现有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于委托人利用管理层持股、负债以及股权集中度等方面，出发点是通过委托人设立约束或鼓励的机制来限制经理人的成本问题，可定义为公司制衡机制。然而，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进行资源调配的有效手段。无效的市场导致了劳力、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无法进行有效的流动，阻碍了要素的竞争和发展的动力。这引发我们思考问题是否部分源于市场制衡机制的缺失。市场制衡机制是指市场中的客观存在约束了经理人的行为。（佚名，2003）则把市场制衡机制定义为“通过企业及其要素在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上的竞争和流动来实现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1]。我国目前经理人市场发展不充分，供不应求的局面以及家族世袭制严重影响了经理人资源的流动速度，也导致了占据大量资源的现有经理人缺乏了忧患意识，造就了他们“权利泛滥”的资本。公司制衡机制的主体是经理人之外的个人或组织，而市场制衡机制的主体是市场。有关从市场制衡机制研究成本的研究很少，主要涉及市场与经营者行为的规范性研究，从而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机会。

成本首先由是Jensen和Mechling于1976年提出的，用于描述所有者与经营之间因利益冲突形成的损失。此后，国内外对成本进行了很多有益的研究。在公司管理层激励方面，管理层持股相比薪酬方案似乎更合理。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管理层持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冲突。Ang，Cole和Lin（2000）发现控制行业、规模和资本结构后，成本与管理层持股存在负相关性。而吴育辉 吴世农（2010）认为，高管薪酬并未有效降低公司的成本，反而提高了成本。在公司治理机制、债务结构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方面，（晏艳阳 陈共荣，（2001）；张涌（2000）；王培林、靳云汇（2007）；李世辉、雷新途（2008）从不同的角度对债务资本结构与成本的关系给予了实证研究，认为企业负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管理层的问题。并且，李世辉、雷新途（2008）进一步指出，短期负债主要抑制显性成本，而长期负债主要抑制隐性成本。公司制衡机制着重从组织的角度研究如何设计企业制度来限制成本问题，是委托人充分发挥主动性的表现。其作用的机理是，通过外部人为的制衡机制作用于经理人，使其行为尽可能地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Martin和Parker（1997）的研究发现：企业绩效与市场竞争程度正相关，市场竞争越激烈，经营者就越努力地改善绩效。Fama（1980）指出，经理市场可以有效地控制成本。张建琦（2002）认为，要建立对经理人的声誉约束机制，实行名誉权合同制度，通过经理人对自己职业声誉的珍视来约束经理人的行为。根据微观经济学竞争理论，垄断市场无法实现帕累托有效，会导致垄断方利益的增加和被垄断方利益的减少，需要建立完全竞争市场合理配置资源和调整利益关系。当前我国经理人市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经理人资源的非有效流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制衡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根据市场制衡机制的作用机理及内涵，我们选取经理人市场竞争性视角来考察成本问题，希冀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由于经理人员资源的稀缺性，经理人员往往身兼数职。经理人员就难以与企业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另外，由于公司之间的持股关系，公司的管理层也会在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子公司中担任高级职位。这种人为的职位安排会进一步挤压外部职业经理人的进入。当经理人市场缺乏竞争时，更具有动机和机会对企业的资源肆意挥霍和盲目投资。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管理层身兼职位越多，成本越大

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经理人员的竞争强度更大，市场人力资本流动性强，因而经理人会更尽责。此外，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也具备更多的市场约束、法律约束和社会舆论监督，可以更有效地制约经理人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成本更低

在诚信机制完善的西方国家，如果职业经理人无法履行职责而导致企业受损，个人经济上受到惩罚。而在中国企业间、企业与客户（包括职业经理人）之间缺乏契约意识，整个社会信用关系缺乏刚性。一些职业经理人把企业搞垮而个人照拿年薪或换一家企业照样当老总。所以，在中国目前经理人市场缺乏有效性，尤其是缺乏竞争性情况下，经理人员与公司签订的任期时间对经理人的成本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距离任期合同的终止时间的长短与成本之间关系不显著

（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年在沪市上市的102家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涉及制造业、建筑业、等非金融行业，分布在27个省份或自治区、直辖市，剔除了ST公司以及具有特殊值的样本。

（三 ）变量定义 （1）成本变量（MC/TAT）。衡量成本的方法通常可以有：管理费用销售率、总资产周转率、管理层持股比例以及自由现金流量。笔者采用管理费用率（Management Costs，MC）和总资产周转率（Total Assets Turnover，TAT）来作为成本变量。（2）管理层身兼职比例（Part-time proportion，PTP）。由于每个公司管理层人数不同，采取“兼职比例”来衡量管理层兼职状况。兼职比例=管理层兼职累计数/管理层总人数。管理层兼职累计数为公司各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职位的总和，包括其在本公司、股东单位以及其他单位的兼职数。对于每一个样本公司的某一个管理人员而言，其至少占据一个职位。出于简化计算，不把管理人员在本公司的管理职位数计入累计数中。处于在股东单位及其持股单位兼职，反映了人为职位安排对外部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抑制；在其他非持股单位的兼职，则反映了经理人市场的资源稀缺性。高级管理层人员指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正副级经理、工程师等，职位则来源报告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项目。另外，兼任的职位主要包括经理职位、各种总师级别的管理岗位以及董事。（3）市场化指数（MI）。对于市场化指数（Market Index），笔者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市场化指数来对各样本公司的市场化程度进行计量。采用公司注册所在地作为公司所在地。如果样本期间发生注册地变更的，采用变更后的注册所在地确定公司所在地。（4）距离到期时间的长短（Maturity length of time，MIT）。由于每个公司是否签订聘用期限的管理人员数不同，管理人员数也不相同，笔者仍旧采用单位平均到期时间数来进行衡量，即每个管理人员距离任职终止的平均时间。合同终止日期超过15日的约等于一个月，否则为0个月。对于无期限的管理人员，对此不加以考虑。（5）控制变量。鉴于研究的是反映经理人市场状况的变量与成本的关系，所以笔者将其他对成本具有影响的因素加以控制，尤其是公司治理机制要素。控制变量主要如下：股权集中度（Ownership Concentration，OC）：用第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债务状况（Debt Situation，DS）：流动负债/资产总额。鉴于使用管理费用率（显性成本），认为使用流动负债而不是总负债更合理；董事会的勤勉度（Due Diligence，DD）：董事会会议的次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比例（TPID）：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公司规模（SIZE）：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四 ）模型建立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MC/TAT=β0 + β1PTP + β2OC + β3DS + β4DD + β5TPID + β6SIZE + ε （1）

MC/TAT=β0 + β1MI + β2OC + β3DS + β4DD + β5TPID + β6SIZE + ε （2）

MC/TAT=β0 + β1MIT + β2OC + β3DS + β4DD + β5TPID + β6SIZE + ε （3）

其中，β0为截距， β1、β2、β3、β4、β5、β6分别代表模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三个主要的自变量进行了分组，并计算出个组对应的因变量值。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知，随着管理层兼职比例的上升，管理费用率逐渐提高，资产周转率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初步印证假设H1；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上升，管理费用率整体上波动降低，资产周转率呈现整体波动上升，可初步印证假设H2；距离到期时间的增加，管理费用率与资产周转率都呈现明显不规则的上下波动，表明成本与距离任期合同的终止时间的长短没有显著相关性。

（ 二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三个模型整体上均有显著统计意义（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模型（1）中，PTP对MC的回归系数为0.011，虽然回归系数较小但是二者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正相关的，表明管理层兼任其他高级管理职位数会增加以管理费用率衡量的成本，基本印证假设H1。而如果以资产周转率衡量成本，管理层兼任其他高级管理职位数与成本没有显著的关系。原因可能是管理层在生产投资决策时受到集体投资决策原则的限制，未能明显的影响投资效率；也可能是选取的样本观测时间太短，管理者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未能显现出来。在模型（2）中，MI对MC的回归系数仅为-0.004，表明市场化程度并非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但二者之间仍然具有统计学上显著的负相关性，可以印证假设H2。这表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有着某种因素会使得管理费用率降低。而如果以资产周转率衡量成本，尽管资产周转率与市场化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仍旧不显著。这表明即使市场化程度高，可能管理层也没有被替代的危机感，从而没有显著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对于模型（3），不管是用管理费用率还是资产周转率衡量成本，与管理层任职的到期时间之间都表现出不显著关系，印证了假设H3。这表明管理层认识到经理人市场资源的稀缺性，预期聘任合同可以续约或者毫不费力的找到新雇佣单位。 此外，从表（2）中可以得知，在6个回归中债务状况（流动负债/资产总额）与成本始终显著负相关。这与国内许多学者研究负债对成本的影响的结果是一致的。在以资产周转率衡量成本时，不管是对股权集中度（OC）还是账务状况（DS），回归系数都超过0.5，表明股权状况和负债状况（流动负债/资产总额）对企业资产使用效率有着重要影响。短期负债主要抑制显性成本（以管理费用率衡量），而长期负债主要抑制隐性成本。

（ 三 ）进一步检验 对自变量分别进行了偏相关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从偏相关检验结果可知，在控制股权集中度、债务状况、董事会勤勉度等因素后，管理费用率与管理层兼职比例、市场化程度显著相关（与多元回归一致），并且相关系数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资产周转率与管理层兼职比例、市场化程度以及距离到期时间均不显著相关，但是相比多元回归下相关系数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意味着，如果使用管理费用率作为衡量成本的指标，可以一定程度上证明三个假设均正确；如果使用资产周转率作为衡量指标，只能印证假设H3；虽然资产周转率与管理层兼职比例没有显著相关性，但15.4%的相关性表明了管理层兼职对公司资产的营运能力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1）采用管理费用率衡量成本时，成本与经理人市场有效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管理兼职比列越高，成本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成本越低；成本与管理层合同任期的到期时间无关，一定程度表明了经理人市场的资源稀缺性和流动不足。（2）采用资产周转率衡量成本时，成本与经理人市场有效性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3）另外，我们对成本与独立董事的兼职比例做了相应的分析，表明独立董事兼任多职的情况并不会显著增加成本。限于目前掌握的资料与认识能力，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或者有意回避了一些问题，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全面，甚至不客观，有待进一步完善以下方面：样本数据选取太少，尤其是缺乏时间跨度，得出结论的一般性可能不够，也未能做出稳健性检验；反映经理人市场状况的指标可能选取的准确性还不够，导致相关性不显著或者模型的解释力不够；对于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没有细致地加以区别对待，比如说在考虑资产周转率与管理层兼职比例的相关性时，管理层兼任的董事职务可能不适合计入管理层兼职。还有待今后研究改善。

参考文献：

[1]吴育辉、吴世农：《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会计研究》2010年第11期。

[2]晏艳阳、陈共荣：《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成本问题分析》，《会计研究》2001年第9期。

[3]张涌：《从成本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确定》，《金融研究》2000年第12期。

[4]王培林、靳云汇：《从并购行为剖析中国上市公司成本问题》，《金融研究》2007年第7期。

[5]李世辉、雷新途：《两类成本、债务治理及其可观测绩效的研究》，《会计研究》2008年第5期。

[6]张建琦：《经理人“背叛”的机理与雇主的对策取向》，《管理世界》2002年第2期。

[7]李新春：《经理人市场失灵与家族企业治理》，《管理世界》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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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ng，J.S.，R.A.Cole，and J.W.Lin，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e，2000.

[11]Martin，Step hen & David Parker，The Impact of Privatelization-Ownership and Corporate in the UK，Ron2 tledge，1997.

[12]Fama，Eugene，Agency Problems and t heory of the fir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

[13]Ang，J.S.，R.A.Cole，and J.W.Lin，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e，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