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目击者的报告

为了这一天，李仲智作了充分的准备

1978年之前，那么大个北京却没有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生存机会。无辜的小生命在“无能为力”的面前，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患儿家长的心常年泡在恐怖的泪水中，等待的不是希望而是噩耗的到来。这就是当年压在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心上的一块石头――儿童医院必须尽快开展小儿心脏外科技术。李仲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

1978年9月8日，北京儿童医院成功进行了第一例小儿心脏手术，是李仲智叩开了这扇尘封的大门。这是一例先天心室缺损修补手术。当时下了手术台，他看着彻底摆脱心脏畸形折磨的小生命，没舍得立即把孩子推到监护室。就像一首舒缓的生命变奏曲，新生的喜悦需在结束之后慢慢地体味。整整一夜，就在手术室，李仲智陪护着孩子一刻没有离开。毕竟这是老一代的心愿重托；毕竟这是北京市医疗系统一项空白的消失。他怎么能抑制住那种成功的兴奋――从这一天起，北京将有越来越的孩子可以从先心病的魔爪下挣脱出来。一段“无能为力”的历史宣告结束。

为了这一天，李仲智作了充分的准备。

任何时候，授命创建一个新的专业，对于年轻人无疑是最大的认可和信赖。

但是李仲智创建小儿心脏外科实在不轻松。1978年，中国刚刚结束一场人性摧残的运动。在国内一所心脏外科技术领先的医院，人家一听说他们是冲着心脏外科来的，倒吸冷气：“你们还敢开心脏外科？”“胆量不小！”因为在那场“文化运动”中，人家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专业被斥为“挖人心脏的刽子手”。也因此，这所医院的主刀医生竟被打断了双腿。这就是心脏外科送给李仲智的第一分“礼物”――恶性刺激。

在正视残酷的同时，面临的是巨大的压力。李仲智进修的上海新华医院，被国内同行尊称为小儿心脏外科的“黄埔军校”。在那里，他从师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丁文祥教授。一次，在整理患者给老师的来信中，他惊讶地发现，居然有人把小儿心脏手术的成功与“伟大”连在了一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丁文祥，他是我们的大救星……”这种大胆的比喻让他发毛：心脏外科大夫在患儿家长心目中可以是如此分量？无论是期望、情感，还是恩德，其中该是多么沉重的责任！

当然，最让李仲智不安的是那些等候手术的心脏病患儿。因为当时国内手术能力的限制，有的孩子已经排队排了5年。而大量的先心病患儿是等不起的。重症畸形的生存时限一般超不过1年。从儿童保健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先心病是造成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

为了这一天，李仲智完成了技术和临床的储备。他记得，1978年5月，作为上海新华医院的进修医生，他第一次获准独立上台。当时手术难度系数并不大，但是，独立主刀这道坎是心理、技术和经验等综合实力必须经历的一次突变。胜败绝非个人荣辱小事，事关一条性命。也因此，好心的护士们，背着他用骨蜡悄悄捏了一个小人，以示对他、对患儿默默地祈祷。也许是因为看过太多的不尽如人意，她们的祈祷带着软弱和悲凉的色彩。当一切结束时，丁文祥老师感叹：“真是我没想到的。”因为无论是动作的精确、规范，还是手法的沉稳，都让站在一旁的老师无可挑剔。

“我终于能做心脏手术了”。李仲智出师顺利。于是，像初生的牛犊，充沛的体能和成功的自信让他脚下生风。接下来他一气独立完成12例手术。丁文祥教授欣慰，学生终于可以告辞上路了。

李仲智回到北京。之后，北京儿童医院有了小儿心脏外科。再之后，北京儿童医院创造出连续100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无1例死亡的国内领先纪录。直到李仲智再度赴美深造之前，大约10年时间，北京市小儿心脏外科的基础建设已经夯捶得相当结实。

认识小儿心脏外科必须从心脏病的分类说起。心脏外科一般针对3类病型。其中，先天性心脏病，也称小儿先天心脏畸形，占到心脏病发病数量的60%～70%。其余是风湿性心脏病和冠心病。

心脏外科在医疗领域称之为“第一世界”，或者是“贵族阶层”。因为它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含量，决定了它的昂贵、尖端。而其中的先天性心脏病由于与生俱来，医学上认为手术时间越早，成活的概率越大，这就决定了受术者年龄可能小到刚刚出生。因此，与成人心脏外科相比，小儿的心脏外科堪称金字塔的塔尖之最。

小儿心脏手术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人小，各种器官尚没成熟，心脏只有核桃那么大，移植的血管仅有2毫米粗细。而这样稚嫩的肌体却要承受体外循环、麻醉、动脉穿刺等与成人同等的严酷考验，可以想见，小生命能有多大的耐受能力？而新生儿3000多克的体重，自身的液体含量也远不能和成人相比，在此基础上去把握液体输入量、输出量、电解质等等的平衡，要求又该是多么精细。从这一点讲，小儿心脏外科没有很高的儿科整体水平作为铺垫是不可能进行的。

另一方面，小儿心脏先天畸形的复杂程度也是常人难以想见的，假如用排列组合的方式为它们的病情下定义，应该不下几十种。李仲智提起，曾经有一例死亡婴儿的心脏，各种畸形错综交叉，你即使拿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也无法为它下结论。

李仲智偶尔做过成人手术，感觉“那叫舒服”。整个视野开阔、敞亮。心脏至少有小柚子那么大。切口清楚，组织结实。无论下刀、缝合都显得游刃有余。相比之下，小儿手术非常精密，视野很小，肉极嫩。缝一针，拉一线，快了或是用力稍大，就会把肉豁了。最终，缝合的线路在透明的组织下依稀可见。

也因此，在美国，一位医学院的毕业生，成为一般的心脏外科大夫需要7年的时间，而成为小儿心脏外科大夫需要8年的时间。这种时间限定在中国是花不起这么大代价的。当年，整个北京儿童医院选派进修的大夫只有3名，而其中选定的主刀手只有李仲智一人。进修的时间也是紧张得可怜。全部的人力资本和时间资本就这么单薄。

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儿童医院的心脏外科蹒跚起步，但毕竟也逐渐壮大起来。紧跟着，全国有能力的儿童医院也陆续开展了此项业务。进而，在国内形成一个很有实力的专业组织。近年来，李仲智出任了全国小儿外科心胸专业组组长。自此，圈内人更习惯称呼他“李老大”。

这一天，整整迟到了8年

2000年5月23日，北京儿童医院成功地实施了一例大动脉转位手术，患儿出生仅3天。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小儿心脏外科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此次，叩启大门的人又是李仲智。

1989年，李仲智赴美国进修心脏外科临床专业，就读于威斯康辛儿童医院。由于这次进修，他为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立起了“第二个里程碑”。因为来美国之前，新生儿复杂畸形手术横亘在儿童医院面前，是一片令人望而生畏的“雷区”。

但是,“这一天”来得未免太迟。一隔竟是一段8年的遗憾。

1992年，李仲智回国不久。这时的他已经具备挑战复杂心脏手术的素质和条件。那是一例同样的动脉调位转换手术，而且患儿是同样的刚刚“出壳”。他敢做了，而且做得相当漂亮。事实上，与世界同步的纪录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产生。不料，情况发生了改变。

心脏手术由于外力刺激，往往术后心脏会有暂时的膨胀。因此，一般术后不能马上关胸，需要一两天的恢复时间。这时，病人胸腔敞开，暴露的心脏需要遮拦。在此之前，李仲智很清楚国外在处理这种情况时，是用硬质硅胶膜遮挡在创面上。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起眼的材料。但是，当时国内没有，同时也没有对于材料质地严格的要求。这实在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问题，中国医生们就地取材，用手术膜作为遮掩的替代物。然而就是这种替代物，这种很薄的没有支撑力的贴膜，引发了一场意外。

当晚，依然是李仲智亲自守护患儿。在为患儿进行术后引流的时候，由于负压的作用，一吸，那层薄膜突然贴到孩子的心脏上。立刻，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我们有硬质的硅胶膜……”谁能想到生、死竟在这软、硬之间。尽管2000年，李仲智终于等来了补偿的机会，但是他还是喃喃地重复这句话。

事实上，与美国心脏外科医生相比，同样获得成功，中国医生的过程却要艰辛、壮烈得多。出国之后，李仲智看到了这一点。

整个80年代，我们医生所用的设备几乎全是国产的。X光机多是30毫安的，出来的片子就像30年代的黑白电影。外科大夫只能在模模糊糊的片子上，进行分析、判断。根本不要奢望从片子里得到相关的生理数据。而美国的造影片，清晰到连外行也能看出哪儿有问题。比较之下，我们的医生因为缺乏术前诊断的明晰和数据的精确，无异于像蒙着眼睛做手术。而心脏手术的时间根本容不得你临时更改方案。居然也能成功，完全是不可思议！就像当年，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航天专家所用的两台计算机时，连连摇头，这么落后的设备也能把人造卫星送上天。同样，类似的“人力”超越又一次在中国心脏外科大夫身上重演。

李仲智最羡慕的是美国的手术台上，器械材料真是丰富多彩。而国内做手术，最怕的是在台上，突然发现新的病变，临时需要某些特殊的东西，没有。外人是想象不到的，李仲智做第一例心脏手术的时候，连手术台上的拉钩、吸引器，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做的。那个年代，缺的东西太多，而且东西的质量也太差。如果偶然买到一两根进口的插管，不用上百次，那是断然不舍得丢掉的。因为国产的插管壁厚，管腔小，材质硬，弯曲很难，怎么摆都不好摆，弯得过力了，可能成死折。就是最简单的穿刺针，也没让中国医生轻松过。当年，谁从国外带回来一根，不得了。美国的穿刺针一穿，穿进去了，针头很光滑，操作起来很舒服。而我们的针头只要往里一穿，前面就毛了。另外，同样是医生，人家的穿刺针各式各样，使用起来随心所欲。这一针没扎进去，随手扔了，新的再来。“真是羡慕得不得了，甚至想把人家扔掉的捡回来”。这么小的东西，几块钱一根，却卡着我们的医生，为之付出超倍的代价。

李仲智与所有的中国医生一样，必须面对器械材料的简陋和手术高难度的巨大反差。你可以想象，中国医生在向小儿心脏外科冲刺的时候，脚下踩着的是毫无作用力的沙丘。要在这样的条件下追赶标准跑道上的对手，多么为难！

交流，首先是让人看到差距。承认差距，恰恰是希望的前提。在美国期间，李仲智正是看到了差距。

衡量小儿心脏手术难度的指标是年龄、体重和复杂程度。到美国之前，仅有10年心脏手术经历的李仲智，对双方在3大指标上的差距并没有感性的认识。最终让他惊讶的是，美国竟然没有一种复杂的心脏病是不能手术的。无论你复杂到什么程度，年龄小到什么程度，或者体重轻到什么程度，即使刚出生一两天的，当天发现病情，第2天诊断出来，第3天就可以上手术台了。在美国，心脏手术是没有“不”的。即使病情复杂到无法下结论的程度，人家也能做，实施心脏移植是他们最后的压轴好戏。

而我们呢？那时，儿童医院复杂畸形手术是不太敢碰的，至于新生儿更是尽量回避。人家复杂手术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8%。相比之下，你的胆量在哪里？

李仲智认为，美国的医疗流程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往往在中国，发现新生儿异常已经很迟；等发现症状到接受检查，又是一段并不紧迫的过程；而诊断的手段又实在不怎么先进。于是，时间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不知不觉中物转星移，以至机会没有了。

另外，美国外科医生拥有很圆满的保障体系，这也是令人艳羡的。技术方面，他们有人才保障体系。如前所说，对于心脏外科大夫的要求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定的。同时，有成熟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说，手术的每一针都有说法。每一个动作疏忽都可能引发官司的麻烦。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手术技巧的日趋缜密、精细。李仲智不否认，最初看到美国医生做手术，简直以为人家在做艺术品。原本一个跟血打交道的过程，竟可以干干净净。切口敞亮，视野开阔。一针一针平整均匀。下针的动作潇洒、舒展，没有吃力、费劲的感觉，“说是艺术享受一点不夸张”。

当然，当初的很多“艳羡”今天已经被我们的医生变为现实。这些曾经的差距，在国力的加强，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交流中，逐渐缩短甚至齐肩。如今，北京儿童医院年手术量可达到200例。三尖瓣闭锁、肺动脉瓣闭锁、大动脉转位以及一些合并畸形、重症畸形手术都已经相继获得突破；手术的年龄也在向初生婴儿靠近；法鲁氏四联症手术可以做到一岁以下的年龄段。

中国小儿心脏外科肩负着沉重，却也发展起来。虽然，我们回过头去看，连绵的成就起伏壮观。但是，昨天的精彩不能说明今天。在小儿心脏外科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追赶。摆在李仲智和中国医生面前的路还很长，很艰难。更大的挑战还在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