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的生命气象与学问之道

“西方人谈思想、哲学，中国人则谈生命气象……”3月15日，台湾知名学者、作家薛仁明受邀前往贵阳孔学堂开讲“孔门的生命气象”。什么是生命气象？如何解读孔门的生命气象？生命气象与中国学问之道又存在哪些关系？本刊记者就此系列问题专访薛仁明。

用中国式词汇谈中国学问

当代贵州：你曾多次谈到“气象”二字，对理解中国的学问之道有何启示？

薛仁明：“气象”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词汇，在传统的语境里使用得很普遍，比如过年的时候就会有“新年新气象”的贺词和祝福。但这个词汇现在在大学里几乎不谈了，一般学者的书籍文章也很少提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气象”本身的不具体外，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今天的学问体系是建立在强调逻辑客观和科学论证的西方思维基础之上的，因而很难用中国式的词汇去谈论中国学问。由此不难理解，在大学的分科里面，“气象”这个词是无法摆放的，因为它不太能用西方的词汇来翻译和描述，更关键的是，现在大学所谈的学问又大都是分析的学问。

实际上，气象并不是分析出来的，而更多靠的是感觉。传统读书，首先是观其气象，一个“观”字即可看出，重点不在于大脑的分析，而在于整个生命状态的直接感受。《大学》里面讲“格物致知”，“格”其实就是感，就是知其然，而“致知”则是知其所以然，这里面有一个先后顺序，即先感后知。但现在的分析学问却往往跳过了第一阶段，无感而直接知。结果分析了半天，“心”被架空了，该有感觉的东西也没有了，反而产生空虚之感，离生命状态越来越远，但真正的学问之道却是要让生命饱满的，是要把人的生命气象给打开的。

当代贵州：你谈生命气象，似乎对孔子及其门生关注较多，如何跳出学科的划分来看待孔门的“生命气象”？

薛仁明：西方人谈思想、哲学，中国人谈生命气象。但近百年来，无论是谈论孔子还是孔子门生，很多人都着重于探讨他们的思想而非气象。如哲学系谈孔子的哲学，历史系谈孔子的生平，中文系谈孔子的文学，于是在这样一个学问的分科下面，孔子被切割得零零落落。更重要的是，在孔门之中，一些人根本就无法被分割，譬如孔子的第一大弟子颜回。唐代以前，人们心目中能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周公，另一个就是颜回，因而才会有“周孔”、“孔颜”之说，可见颜回的分量之重。但到今天，你能想到颜回有什么具体的哲学思想吗？事实上，颜回的历史生平也乏善可陈，更没看到他有什么文学成就，之所以当时推崇孔颜而非孔孟，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命气象的不同。

古人读颜回，一开始就是要感觉他的生命状态，重点不在他饱读经书，而在于他能“不迁怒，不贰过”，也不在“一箪食一瓢饮”，而在于“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于他生命之中的自在与从容。不管外在的物质世界怎么样，他始终有一个不动如山的生命境界，有一种接近透明的生命状态，这个就是他的生命气象。

孔门之中气象万千

当代贵州：孔子作为万世师表、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如何解读他的生命气象？

薛仁明：孔子是个有大气象的人。什么是大气象？简单地说，就是能入能出，能吞吐，能开阖。《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孔子曾问子贡：“你和颜回比起来谁更强些（女与回也孰愈）？”子贡回答说我哪敢和颜回相比啊，“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知二。”孔子于是感叹道：“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关于最后一句，一般的解释是“我认可你的说法，你是赶不上他”，但另外的一个说法也比较有意思，即“我与你都比不上他啊”，如果一个老师都愿意坦诚自己比不上学生，那么这个老师的气象该有多大啊。

事实上，孔子气象真正大的地方并非因为他是至圣，也不在于他有七十二大弟子、门人三千，而是因为他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并且，其门下的学生个个样貌各异，对比鲜明。就拿孔门的三大弟子来说，颜回静默澄澈，宛若高僧；子路慷慨豪迈，直似游侠；子贡聪敏通达，游走政商。这三个人，呈现的却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要是孔子没有这么大的气象，这三种截然不同的人何以都能对他如此服气？遗憾的是，后来这些儒者没有继承这种大气象，因而所有的学生都和老师太像了，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一般。

当代贵州：孔门的状态活泼而真实，其生命气象还体现在哪些地方？

薛仁明：孔门深阔，气象万千，除了体现在弟子门生样貌各异外，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孔门里面还时常很“热闹”。比如“子见南子”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孔子见南子后，子路不悦，马上跳脚怀疑老师的品节，逼得孔子只好对天发誓。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公山弗扰召孔子，子欲往，子路也不悦；而佛Z召，子欲往，子路还是不悦；甚至在孔子说出“必也正名乎！”这句名言之时，也被子路以“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顶了回去。虽是质疑，看起来针锋相对，但绝大部分是出自善意。要知道，子路在内心有多爱他的老师，有多在意孔子，有时孔子的一个夸赞，都能让他高兴好几天。

由此又可以延伸到孔门的另外一个气象，即师生间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亲”。可惜后来儒者的师生关系就只剩下“敬”了。如果一个老师能让人“既敬又亲”，没有傲慢自大、居高临下，某种程度上，这个老师的性情其实已经接近于王者的气象，可以和天下人相通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如南子和一些隐者都想和孔子说话了，因为孔子这种人才真正有学问，而有学问的人是可以和更多的人相通的。

重新打开生命气象

当代贵州：生命气象的大小与个人理想有无相关？

薛仁明：孔子虽然标举理想，但他所谈的抱负，基本上都是切身、可落实的。换句话说，孔子是一个知道深浅的人，一个有强烈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论语・公冶长篇》颜渊季路侍一章中，颜回、子路和孔子都曾各谈志向，子路说：“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说：“愿无伐善，无施劳。”而最后孔子则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可以看出，师徒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志向都很平实，通过努力就可做到，口气一点都不大。而孔门中最核心的句子“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篇》），其前提也都是切身的，即先改变自己，可见孔门的生命气象是建立诚恳与平实基础之上的。孔子不爱标榜、不谈戏论，但他所讲的志向具体而平实，像家常菜一样，这正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是真正关于生命的学问。

当代贵州：孔门的这种生命气象，当下是否仍然有所延续？

薛仁明：无论是孔子还是子路、颜回，他们首先讲的都是在改变自己，所以才会有大气象。但孟子以后，读书人开始越谈越崇高，到了宋儒就更变本加厉了，比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句”，这个口气就太大了，而要改变世界，关键还得看怎么操作。可以说，整个中国人的生命气象，到宋儒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现在很多人也常常空口说白话、大话，但口气越大，通常生命气象越小，这些大话乍听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但实际上却让人感觉踩在空气中，没有办法真实地面对生命和人生，以至于越来越浮躁。因此，今天中国文化要重建，首先就得把我们自己的气象重新打开。而对于读书人来说，判断其生命气象，最好的一个检验就是，看他走出书斋后是否能与更多的人相通，是否能更容易看到别人的顺眼之处，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他读书的方向对了，因为他的气象变大了。（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