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的女性主义姿态论述

摘要:张爱玲在《色，戒》中以独特的女性叙述历史的视角呈现了抗战期间女大学生王佳芝化装为革命者的新境遇。本文通过分析王佳芝这一角色塑造，把握张爱玲潜心修改的《色，戒》所体现的女性姿态。

关键词:女性历史叙述;女性革命者;主体性

《色，戒》是张爱玲晚年的作品，更是她在经历了家庭的不幸、漂泊的人生、频繁的战乱后的一部心灵史。通过呈现爱国女学生王佳芝化装为易太太，企图通过刺杀汉奸易先生的境遇，揭示出历史与国家的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下的女性真实的成长与被掩藏的感受。

一、双重困境下的女性主体释放

《色，戒》中的王佳芝并非一个全部意义上的女性革命者。她不同于誓死不屈的女中豪杰秋瑾、忍辱负重的“受难者”贞贞，也同于玩弄男性寻求快意的章秋柳，她是有着女性主体性力量的新形象。她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爱国热血投身到革命中来，但她并不懂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在她将全部身心投入到铲除革命异己的行动中，她的身上拴着一根绳，一头是身负民族正义的吴先生牵着，一头是卖国求荣的易先生牵着。她的身体被吴先生当作革命的工具去诱惑易先生，而她确是义不容辞的，为了乔装自己是已婚妇女献给梁润生，为了崇高的民族使命将身体献给易先生。王佳芝为革命献出自己的身体，然而对性的神秘与禁忌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她被看成是一个失去的女人，被排挤在组织外。这是女性的悲哀，更是对革命的辛辣的讽刺，革命为了目的而不惜牺牲掉革命者的一切。也正是因为王佳芝在平时所受到的压抑，才让她觉得虽然每次跟老易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但她却感觉像洗了个热水澡，能够把所有的积郁都冲掉了。以至于到了后来，她误以为易先生是爱她的，然而这样的爱只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个人的战胜了使命放走了易先生，反被被易先生枪毙了。王佳芝的这一行动，是因为这不符合革命的话语。而她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女性的立场做出的选择。这一选择，应该说是跨出了革命话语圈起的。但是随后易先生把她枪毙了，也说明了王佳芝这一试图跨出去使女性的主体释放的这一行为是代价昂贵的。如果不被易先生枪毙，那么她的组织又会如何处置她?恐怕也会被组织枪毙，因为易先生一旦获救，王佳芝就遭到了怀疑，整个组织也就保不住了。革命中的女性处于一种尴尬的生存困境———遭受到双重的利用与鄙弃。在革命中，她们是革命的武器。在男性面前，她们只是发泄的工具。因而，当女性主体性的一旦想要挣脱家国政治的宏大的意识形态，她们只能陷入更深的困境中去。当身体奉献给革命后，女性成为了双重工具，主体性最终只能被“枪毙”。

二、吊诡的温情主义

《色，戒》中王佳芝的出于爱国热情自愿当诱饵，并非出于清醒、理智的选择，而是盲目的情感冲动，支配她的是她自己那一套充满吊诡的逻辑判断。这种温情主义姿态不仅仅是王佳芝的，也是作者张爱玲的。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是惊世骇俗的，张爱玲曾说:“见了他，她变的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是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确，张爱玲是低到尘埃里的，尽管他是令人唾弃的文化汉奸，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自己，还是选择信任他，把爱给他。就是这温情的女性主义的姿态，让王佳芝和张爱玲爱的不顾一切，被男性迷失了自我，带走了她们的流年。就是因为其独特的女性历史叙述为其女性主义姿态提供了场域。全文叙述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寥寥无几。将重点放在把握人物的心理活动。所谓的女性历史叙述，不仅凸显了女性区别于男性的历史观，同时还融合了“新历史主义”的特点。这样一来，抗战便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不被作为重点描写的对象去再现，也不被作为真实的历史去考察革命时期对女性的影响。这样的女性历史叙述，为写特殊时期的女性提供了便捷，真正表现出她们应有的心理活动，以及后面的的表达，同样也解开了结局———王佳芝放走易先生，以及为易先生不近人情，杀掉佳芝，而结尾处还在为易先生开脱，找都了理由。《色，戒》中的女性主义姿态是基于女性历史叙述传达的，恰恰表现出真实的自我。王佳芝不是为爱国心支配着，也没有陷入的泥潭，她遵从的真实的内心。爱国是她的社会责任，而爱情是她的情感体验。当这两方面矛盾时，王佳芝才能展现出女性的原初力量。从《色，戒》的文本内外，我们看到张爱玲以女性历史主义叙述，消解了宏大叙事，凸显了她对于国家话语规训之下被遮蔽的、被非议的女性的真实一面，尤其是书写了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艰难释放。作者对的真实表达，是对特定历史情境下主流话语的挑战，是在彰显与呼唤女性的身体与意识形态的解放。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色，戒》［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A］．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3］戴锦华．《时尚•焦点•身份———＜色•戒＞的文本内外》［J］．艺术评论，2007，12．•40•

作者：王宇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