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年龄与国家能力成长

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调研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消息一出，可谓一矢惊鸿，叱责、质问与怀疑之声不绝于耳，加之众多媒体与专家间杂其中，几乎掩盖了此政策后或许良苦与善意的用心。

其实，在此次“延迟退休年龄”的大讨论中，我们似乎过于纠结在人口老龄化、人均期望寿命、失业率和就业率等一系列专业名词的解读上。甚至在与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的比较中，过于对西方世界的经验持了赞同态度。由于问题定论过早，很多看似合理或是有借鉴意义的做法都被提前否定和过滤了，留下的只是焦躁、无奈、失望和愤怒，这也导致了此次民众对此政策意向的负面情绪。冷静思考后，要正确认识延迟退休年龄这个问题，需要考量的并不完全是上述那些专有名词，而是应该弄清楚，在现阶段，或许在往后的二十年、三十年中，中国的国家能力是否能够解决人口老龄化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问题。

我们稍稍回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提高效率——减员增效、抓大放小，让将近6000万人下了岗。6000万的下岗人员，带来了很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最麻烦的是：这6000万人中，由于大多数人员并不具备技术能力，也没有很强的再就业意识与机会，很多人员从工薪阶层一下变为了城市贫困人口，形成了一个新的贫困群体。直到2002年，中央开始要求“应保尽保，每个人都有碗饭吃”，使得低保开支大幅度提升。2002年当年，全国领取低保的人口达到了2200万人。直到目前，情况也只能说是改善，而并非完全解决，但改善却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开始。但不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天回过头来冷静审视，你也不得不佩服那届政府的眼光、勇气和魄力。

所以，从下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政府，一项政策的出台固然需要长期的论证与调研，但更需要我们的执政者要有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国家长治久安有超前的预见与谋划。而我们的民众，也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成长抱有信心和期盼。当这些因素备齐后，最重要的环节就会呈现出来——国家能力是否具备，就是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这样做的能力。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全国当年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且今后每年还可以增收几千个亿，税收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家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国家能力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至少在养老或是进一步的退休的问题上，我们有困难，但却远远未如某些专家所言，到了捉肘见襟的地步。然而，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历来是考量政府政绩的重要参数。当前，不少被我们视为“社会福利样榜”的欧洲国家，纷纷采取延迟退休年龄以自救本国金融危机之时，我们能无动于衷，继续我行我素，再蹈他人覆辙吗？因而，现在提出并研究这一问题，我们有的是时间，也就显得更为淡定和从容，相信出台政策的内容和时机也就更切合实际，更契合民众的意愿。

所以，延迟退休年龄，并不是减轻政府责任、加重公民负担，更不是要维护所谓公务员群体的利益。其政策的核心要义还是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大理念下，给予国家能力一个成长的空间和一段储备能量的时间。假如我们延迟了退休年龄，固然是避免了一些优秀人才、有效劳动人员的提前减员，但目的也只是为我们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一个探索性的思路和实践，并以此逐步提升我们的国家能力；假如我们没有延迟退休年龄，还是执行现在的政策，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或另一途径改善了养老的困局，则说明我们有了更加多样化的政策思路与执政手段，当然也具备了更强劲的国家能力。如此这般，我们的民众就更应该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