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三大改革

上周，回顾分析了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农业与工业改革是第一阶段，1992年邓公南巡至今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民生产业改革是第二阶段。形势发展到十之后的当前，全面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已势在必行，可视之为中国改革3.0，主要又有三个方面，都已蓄势待发。

第一是“收入分配改革”。这是因为贫富差距问题已过于严重，不仅影响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也导致了中国虽有极为庞大的内需市场却难以拉动。但此一改革难度很大，研究8年，尚未定案。

一如所有国家，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也是通过三次分配后的结果。首先是市场机制，强调的是各凭本事，公平竞争；其次是政府机制，主要是提供补救性的重分配；第三是社会机制，通过调动社会力量补政府功能之不足。因此，如果对分配现状不满意，就应分别对这三个层面的机制进行检讨，谋求改革。

具体而言，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1）在一次分配中，政府应努力做到让公共资源（教育、医疗、基本建设等）配置在全国范围全国人民身上尽可能地平均，以确保竞争立足点的平等，以及所有产业、所有企业的“公平”竞争；（2）在二次分配中，强化财政分租税的改革，以落实不仅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包括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理重分配；（3）在三次分配中，对社会组织、公益组织作更大程度的开放与鼓励。至于国企改革之道，不在于直接去干预其高管收入，而在于强调并确保其与民企的公平竞争。

第二是“城镇化改革”。城镇化的战略精髓是让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一方面改变农村中人与地的比例，根本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及居民收入增加来拉动内需。

但城镇化的推动需有配套改革：（1）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使农民通过售地获得创业资金；（2）户籍制度改革，让进城农民可以获得城市户籍；（3）产业政策配套，更多地鼓励能创造庞大就业机会的民企、中小微企及服务业的发展，使农民进城有工作可做；（4）房改及房屋政策配套。农民进城需要安居，房产政策必须让多数房屋回归到作为住房的定位，而非是一个投资甚至是投机的商品。抓住这四个要害，城镇化成功可期。但必须再有一点提醒，城镇化与18亿亩农地底线不应冲突，农地之必须大规模地可持续地经营管理，一如所有发达国家，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可持续生存发展的根本。

第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工程，但也可以从三个重点抓起。一是人（官员），二是组织，三是机制。

就官员而言，人民期待的是廉与能，现在更多的是廉。如何保廉？现在各方倡议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此议并非不对，且采行国家不少，但为确保行之即成，以免挫折改革士气，宜准确评估，谋定而后动。我认为预算公开（预算改革）及与之配套的人大改革应是更务实的做法，让各级人大真正起到宪法中原本赋予的审查及监督政府各部门（含国企）预算的角色，相信应能从源头上对反腐作出重大贡献。

就组织机构而言，不必要的政府权力管制不但阻碍市场经济运作，而且滋生腐败，是以无论中央或地方都有必要进行大幅改革，祛除遗留自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管制部门。

就机制而言，指的是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在GDP之外，在评估内容中应纳入各项对官员要求的指标，包括廉洁。此一机制的运作还必须由上而下，才有实效。

2013，中国果能展开以上三大改革，则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即更进一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