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法自然”

排在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是东汉末年的奇人。人们认为他奇，是因为他有超强的记忆力，过目不忘。《三国志》本传里说：“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此文中有一句“用相比校，不误一道”。这里的“道”指的是围棋棋盘上的交叉点。所以，“道”除了表示线形的“道路”外，在古代汉语里还表示“点”。

而那个“点”字，本来是污点的意思，后来指涂改，比如“文不加点”并不是说写文章不加标点，而是说不修改。其实，“点”也是围棋术语，作动词讲，指的是破坏对方的眼位，让对方近乎死棋。总结起来，在围棋的术语中，“点”作动词，“道”指交叉点，“线”用来指一道道的线。

为什么啰嗦半天？因为我们在讨论“道法自然”，自然要先弄明白“道”的含义。

“道”是老子的哲学概念。人们常说读文学作品可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哲学比文学更复杂，有一万个解释老子学说的人，就可能会有一万种对“道”的理解。这也怪老子自己说得不太明白。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引上面王粲的故事，是想说如果我们从几何学的角度给“道”一个简单的解释，“道”就是“点”。

摸到万物的源头

再讲一个西方的故事。在18世纪欧洲哥尼斯堡的公园里有条河，河中有相临的两座岛。为了岛岛相联，岛岸相联，人们修了七座桥。有人在桥上踱步时突发奇想：有没有办法不重复地走遍这七座桥呢？人们纷纷来试，但走一会儿线路就乱了，怎么都弄不清楚哪座桥走过，哪座桥还没有走。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总之，争论不休。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七桥问题”。有人去请教数学家欧拉。欧拉没有到现场，而是在纸上画了几何图，然后宣布结论：不可以。他这种做法形成了后来很热门的数学分支“拓扑学”。拓扑（Topology）本义是地貌的意思，莱布尼兹首先用于研究空间现象，使拓扑成了一门学科，指用“点”“线”“面”来研究图形关系。研究中，只是抽象出点、线、面的关系，并不管它们真实高低、宽窄、远近，也不管它们的面积有多大。因为不论多长多大，以及如何发展延伸，其关系是不变的。后来，拓扑学在计算机领域更是发展迅速。

人类有一个共通的难题，就是“这世界到底是什么”。物理的现象世界过于纷乱，又不断变化着。只有像欧拉那样，将这世界纳入到纯抽象的体系中来净化，砍掉无关的线索，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思考。老子是善于思考的人，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世界的图型。人类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里，三维世界是由二维的面构成的，二维的面又是由一维的线构成的，那么一维的线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老子认为是由连续不断的点构成的。老子将这“点”称为“道”（大概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并得出结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点构成一维的线，两条线构成一个面，在面上加一维，就构成了立体的三维世界。世界万物不都是三维的吗？所以“三生万物”。科学研究是为了让复杂的世界在认识上变得简单，而复杂的世界则是从简单演变来的。我们顺着回溯，不就摸到源头，这一切不就简单了？所以老子说世界本原于“点”，也就是“道”。“道”是一切的起源，是万物之母。

老子的这种方法是抽象的研究。在他的学说里，“道”是抽象的存在。稍微有点儿数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在几何学中，我们从来不考虑“点”有多大，“线”有多宽。如果一个学生问老师，你画的这个正方形的边线是几毫米宽，老师只好说，零毫米。学生又会问，零毫米不是不存在吗？为什么还能画出来？还画那么粗？在老子生活的时代，周围的人都问他，你说的“道”长什么样？有几斤重？老子只好说，“道”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它的本质是不存在的，而它又是存在的。因为“道”如果存在，就应当有大小形状。如果不存在，我们又怎么来研究它？这太难讲清楚了。老子一急，便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如果我说出道的样子，它就不再是永恒不变的“道”。

今天，我们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们没有把老子的学说与几何学联系起来思考。如果把二者联系起来，就会明白“道”原来是几何学中的“点”。

“后起字”与“联绵字”

现在来讨论“法”。一提到“法”，人们首先会想到“刑法”“法律”，这是“法”字的本义。那它为什么要带三点水？许慎解释说：“平之如水……所以触不直者。”就是说，“法”的目的就是要“平”，凡不平，不直的，都要以水之平为标准来修整。“法”使世界公平，使人人平等。有了“法”，人人都要遵循，“法”是人们行为的范本。“诗法”“文法”的意思是依照标准的模板来写诗、写文章，这里的“法”就成了“方法”。再后来，它又成了动词，就是模仿、学习的意思，即“效法”。“道法自然”之“法”就是说“道”“效法”的是自然。

“自”是个象形字，是鼻子，现在看上去是不是越来越像？可是它的意思怎么和鼻子没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讲一讲古汉语中的“后起字”。先民们开始造一个字，这个字有明确的指向。可是由于字少，事物多，字就被借来借去，义项也就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反而让人搞不明白字到底什么意思了，只好让它来表示最常用的义项，再通过加个部首什么的造一个新字来表示它原来的意思。“鼻”字就是这么来的，属于后起的形声字，连发音都告诉你了。人在交际中，常常免不了会提到自己。在没有代词的时代，最简洁的方法就是指一指自己的鼻子，因为它位置高，比较突出。所以，“自”越来越多地用于表示自己。后来人们变得谦虚了，觉得指着自己的鼻子显得太高傲，就将手往下移，指着肚子代表自己。“己”字的本义就是“肚子”，也是个象形字。再往后，乱指起来，指胸、指腹，甚至腰都可以指。举举手，伸伸腿，人们又造出个象形字“身”来表示“自己”。出现了代词之后，人们用“我”“余”“予”“吾”来表示自己，“自”“己”“身”用来指自己的意思也一直保留下来。

“然”字下面的四点是“火”字的变形写法。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按捺不住，大声喊：“我知道了，上面是犬和肉，就是烤狗肉的意思。”错了。这是个形声字：上面的部分是声旁，“火”是形旁。形声字的字意主要是靠形旁来决定的，所以“然”就是“燃烧”的意思。“燃烧”的光芒可以用来“照耀”，所以“然”有“照耀”的意思。经过“照耀”，可以看明白原来昏昧不清的东西，所以“然”可以引申为“明白”。既然“明白”了，就一定知道了被照物的样子，所以在此处，“然”就是样子的意思。“燃烧”的义项就交给新造的后起字“燃”。

在先秦文献中，表示样子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将两个字重叠写，如“蒹葭苍苍”之“苍苍”，前一个“苍”是草色，后面加一个“苍”，就成了很多草的样子。后来人们觉得两个字重着写不好看，将第二个字就换成一个同声母或同韵母的字，这就构成了最有特色的“联绵字”。如果不用“联绵字”或者不重写，将第二个字换成“然”亦可。不考虑韵律，“蒹葭苍苍”等值于“蒹葭苍然”。

“道”的自由与非自由

道路清理完毕，我们再来看“道法自然”是什么，就是“道”学自己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达到“道”时已经达到了起点、原点，或者说是认识论的终点，再往前就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了。

老子的这段全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你想弄明白宇宙的本原，那你就研究天；你要想弄明白天，你就研究地；你想弄明白地，你就研究人；你想弄明白人，因为你是人，所以没必要找个人来研究，只需自己闭上眼睛，慢慢去想，自然会明白。反之亦然，如果你真正明白了自己是什么，就知道了地是什么；知道了地是什么，也就知道了天是什么，知道了“道”是什么。再往前，还是“道”，因为道是万物的起点，是认识论的终点。

“道”按自己的样子来存在，而“天”则要效法“道”。“天”在效法“道”的同时，也效法“道”按自己样子来存在的法则，也就是什么都不用去效法，或者说效法自己。所以，“天”受“道”的制约，又不受“道”的制约。以下同理。人要受地、天、道的制约，同时又从“道”自在自为的特点学到不受制于地、天、道。人因为受制，因而是不自由的。人因为学到了“道”的自在自为，又可以是绝对自由的。前提是，你要一步步达到对“道”的认识，而现阶段的你可能还在研究地，或者在研究天，还没有达到对“道”的认识，就自然是不自由的。

孔子没有悟“道”，他曾发誓赌咒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这没用，还是悟不了道。不过孔子也是聪明人，既然无法悟道，就从第二阶段开始。老子不是说“道生一，一生二”吗？所以，孔子对世界的理解是从“一”开始的。《论语·卫灵公》篇里，他与子贡有段对话：“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他问学生子贡：“子贡啊，你是以为我是学得多才有这么大的学问吗？”子贡说：“是呀，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从‘一’开始的，只学了‘一’。”在《里仁篇》里，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我们前面说，孔子如果朝能闻道，夕死都愿意。所以，孔子在这里进一步解释，他无法从道的本原开始，他的道其实是第二个阶段的“一”。

像老子那样的人是天才，欧拉也是，一般人学不来。天才可以在自己的大脑里构画宇宙万物，而一般人只能从实践开始，从哥尼斯堡的公园里步行开始。孔子属于人才，比老子不足，比子贡之流则有余。孔子了解自己，能依自己的特点制定认识世界的法则。我们学不来老子，学孔子还是可以的。

“一”是从原点引出来的，是万物的基本的原理。庄子也一样，他无法达到对“道”的认识，也从“一”来研究这个世界，所以有了著名的“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的学说。

寻绎其理的读书方式

简单地说，世界很混乱，不易明白，可是你如果从“一”开始，认定不论多不沾边的事物从道理上是相通的，就能达到所谓的“道通为一”。庄子的例子很极端，拿最丑的和最美的来比，说明“道通为一”的道理，让人有点儿不解。我们拿相近的来比，比如一个学生的数学学好了，物理也会学得很好。有人会说，数学是物理的基础，其实不全是如此，更多的原因是数学之理与物理之理的相通性。

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有这样一件轶事，说北宋嘉佑二年，大学问家欧阳修来主持礼部的选拔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参加考试，就在文中说：尧的时代，皋陶负责司法，有人犯法，皋陶说“杀之”，而且说了三遍；尧却说“宥之”，也说了三遍，用来说明，帝王要宽厚，司法要从严。欧阳修那么大的学问，竟然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史书记载，后来，不耻下问的欧阳修就问苏轼，你是从哪本书看到皋陶杀人的故事。苏轼坦然答道：“何须出处！”这就是苏轼与众不同之处。在古人心中，皋陶执法严明不阿，尧帝治世宽仁厚泽，都是寻常道理，苏轼的“何须出处！”的回答中，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理固宜然”的自信。

我们在读某本书的时候，看看书名与目录，最多再看看第一章的前两段，就可以合上书，闭目想一想：作者想说什么，他会怎么说。想好后，再打开书往下看一些，如果作者写的和你想的一致，说明你已经从理的高度与作者达成一致，还有必要继续读这本书吗？当然，如果你想的和作者写的不一致，你便要细细推敲哪里不一致，哪里错了，谁的错？也就是说，我们读书是寻绎其理，而不是停在文字表面。读书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白多少。有人以为书读得多自然博学，题做得多自然会成为人才，其实不然。不知道有多少人，读了一辈子书，不过是个书袋子而已；有多少人，做了一辈子题，不过是台做题机器，知识始终都是他们的身外之物。所以，我们培养人才时，不求知识多，但求他能弄明白基本原理。有了“一”，明白了“一”，就会“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当你学会举一反三，知识便是无穷的，省点时间好好享受生活吧！

能培养出孔子、庄子那样的人才就够了，毕竟我们不是天才。至于老子，随他骑着老牛出函谷关去吧。他甚至没必要留下洋洋洒洒五千言，只一句“道法自然”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