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

［摘要］近年来，有关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位于何处的讨论引起了众多历史地理学者的重视，对于此问题，学界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孙修身先生《唐代瓜州晋昌郡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一文，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孙先生商榷。

［关键词］瓜州；晋昌郡治所；锁阳城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8-0065-05

《旧唐书》卷40《地理志》云：“瓜州，下都督府，隋敦煌郡之常乐县。武德五年置瓜州，仍立总管府，管西、沙、肃三州。八年罢都督，贞观中复为都督府。天宝元年为晋昌郡。乾元元年复为瓜州。”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位于何处，学界对此历来看法不一。向达（《两关杂考》）、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和吴i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等著述主张其位于今瓜州县桥子乡南8公里的锁阳城废墟。《明一统志》卷37、《大清一统志》卷213、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5、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卷2等则谓其位于瓜州县东。《甘肃通志》卷23、《重修肃州新志》、《安西采访录》等则认为其位于瓜州县城西南。王北辰先生（《甘肃锁阳城的历史演变》）则又指认瓜州县南的桥子乡所在地可当于唐瓜州城址。诸说各有其见，言人人殊。

近年，孙修身先生又撰文《唐代瓜州晋昌郡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谓唐代瓜州晋昌郡的治所和晋昌县的治所不在一地，前者当为今瓜州县布隆吉乡驻地南的肖家地古城址，后者当为今瓜州县桥子乡南岔大坑的古城址，二地相距80里，县治在西南，郡治在东北。孙先生多方引用典籍，并且还重视考古资料的运用，注重实地考察和对地理环境的分析，因而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意见。然而孙先生在考论中却不无疏误之处，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免失之偏颇。笔者曾于1983年8月和1988年9月两次前往瓜州县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现就实地调查结果并对照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与孙先生商榷，并就教于专家和同行。

一

孙先生文中首先将瓜州晋昌郡治和晋昌县治考为不在一地，并列举了三条理由。笔者对此持有异议。

其一，孙先生谓北周武帝时（561～587）业已将冥安县并入凉兴县（郡）中，但晋昌郡依然存在，因而认为唐瓜州晋昌郡的治所不在汉置冥安县，即唐晋昌县县治中。这里孙先生显然是以北周的晋昌郡来比定唐晋昌郡，将二者混为一地了。关于北周晋昌郡的来由及其治所，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一书中论之甚明，毋庸引证。王先生谓北周晋昌郡是由西凉侨置的会稽郡改置的，至周武帝时又改名为永兴郡，治所会稽县，位于今玉门市西北赤金堡附近（《北周地理志》第288～320页）。这与唐晋昌郡治所不在一地。

其二，孙先生引用《元和郡县图志》卷40（以下简称《元和志》）记述唐瓜州晋昌郡“八到”时谓“南至大雪山二百四十里”和记述晋昌县山川时谓“雪山，在县南一百六十里，积雪夏不消”的记载，认为“雪山”和“大雪山”当属一事，又由此得出晋昌郡、县不在一地的推论。依《元和志》所记方位距离，雪山当指今野马山，此山系祁连山支脉，东西横亘，峰顶达4000米以上，终年积雪。大雪山则指祁连山西段的主脉，今仍名之为大雪山，呈东南―西北走向。二山实非一事。至于孙先生提到的《元和志》中的“合河戍”，其位置的误载之处，中华书局该书新版的校勘记中已有辨误，不赘。

其三，孙先生引用《元和志》“晋昌县”条的记载：“晋昌县，中下。郭下。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周武帝省入凉兴郡。隋开皇四年改为常乐县，属瓜州，武德七年为晋昌县。”认为既是“改属”，那么西晋晋昌郡的治所就并非冥安。这属于理解上的偏误。事实上，从上述记载中并不能得出晋昌郡的郡治不在冥安的结论。《旧唐书》卷40《地理志》云：“晋昌，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冥，水名，置晋昌郡及冥安县……”十分清楚地指出西晋晋昌郡与冥安县同治一地，即郡治当为冥安。《大清一统志》卷213亦曰：“晋昌故城，在（安西）州东，权置冥安县，属敦煌郡。晋咸康五年置晋昌郡。”亦认为晋昌郡治于冥安县。

由上可见，孙先生所谓唐瓜州晋昌郡郡治与晋昌县治不在一地的论断不能成立。《通典》卷174《州郡典》明确指出：“瓜州，今理晋昌县。”《太平寰宇记》卷153（以下简称《寰宇记》）亦曰：“瓜州，晋昌郡，今理晋昌县。”《元和志》亦云，唐武德五年“别于晋昌置瓜州”。《读史方舆纪要》卷64“瓜州城”条亦曰：“唐武德五年置瓜州，治晋昌县。”无须多引，以上记载均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唐瓜州（晋昌郡）即治于晋昌县中。

孙先生所考定的唐瓜州（晋昌郡）和晋昌县所在的古城址亦属误断。

其一，《通典》卷174《州郡典》“晋昌郡”条下云：“西至敦煌郡二百八十里。”同书“敦煌郡”条下亦云：“东至晋昌郡二百八十里。”《寰宇记》亦如此记载。《元和志》“瓜州”条下则云：“西至沙州三百里。”同书“沙州”条下亦云：“东至瓜州三百里。”《沙州城土镜》（P.2691背）则记曰，沙州“东至瓜州三百一十九里”。沙州即敦煌郡，其故城址学界公认为今敦煌城西、党河西岸的沙州城址。上引文献所记瓜、沙间里程虽互有差异，但大体相去不远，可以互证，即瓜州（晋昌郡）位于沙州（敦煌郡）之东280～319里处，取其整数大约为300里。然而由沙州故城至孙先生所考定的肖家地故城取其直线距离远达355里，如果考虑到道路迂曲，二城之间的距离无疑会更大，这与上述文献的记载相差太远。并且肖家地故城位于沙州故城东北，而不在其正东。

其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记云，玄奖法师西行求经于贞观三年（629）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在当地询问西行路程，“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玄奘遂在瓜州找了一位胡人向导，“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胡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这里标明瓜州城以北50余里为瓠芦河（今疏勒河，后考），其上置玉门关，即是说瓜州城是在唐玉门关所在的疏勒河以南50余里之外。唐玉门关的位址学界公认在今双塔堡附近（向达、阎文儒等），孙先生亦持此种看法。然而肖家地故城则是位于疏勒河南约10公里处，而且并非在唐玉门关南，而是在其东略微偏南约30公里（鸟道）处，这亦与上述记载相差太多。为圆其说，孙先生遂将上文“从此北行五十余里”误作“西行”，又将瓠芦河比作今疏勒河支流葫芦河，皆误。

其三，《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卷3“苦水”条云：“苦水，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号为苦水。又西行卅里，入沙州东界，故鱼泉驿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廿余里，散入沙卤。”由上可见，瓜州城位于苦水南10余里处。但考之肖家地故城周围的水系状况却与上述记载大相径庭。肖家地故城向西里许为十道沟，向东里许为九道沟，这些沟道皆自昌马河洪积、冲积扇上分出，皆自南向北流，且皆系淡水，非卤水，流至故城以北约10公里注入疏勒河。这一水系状况与苦水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可以认定肖家地故城决非唐瓜州（晋昌郡）治所。唐代的苦水既不是今九道沟，又非十道沟，而是源于锁阳城东北10余里的今黄水沟（后考）。苦水对于确定唐瓜州城的位址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孙先生虽引用了莫高窟130窟供养人题记等一些实际上与瓜州城位址并无多大关系的敦煌资料，但却未用P.2005这一极为重要的文书，因而不免误断。

其四，今天残存在瓜州县境内的保留有大量唐代遗物的几座故城址中，肖家地故城为规模较小的一座。其中，锁阳城南北宽468.72米，东西宽565米，总面积达27万平方米以上；南岔乡六工破城南北宽360米，东西宽280米，总面积亦达10万平方米以上；踏实乡破城子村破城子南北长256.6米，东西宽147.7米，总面积约3.6万平方米；而肖家地故城南北约长180米，东西宽143米，总面积仅约2.5万平方米（以上数字采自《酒泉地区文物概况》，笔者亦曾实测这些故城），不足锁阳城的1／10、六工破城的1／4，比起踏实破城子小了许多。瓜州城系州、郡治所，为当地最高行政设置，怎能不置于大城之中，却偏偏蜷缩于小城之内？再者，从唐代河西地区其他州郡城的规模来看，均在数十万平方米甚至数百万数千万平方米以上。如沙州（敦煌郡）城南北长1132米，东西宽718米，总面积达81万余平方米；凉州城分为七城，周长45里，总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以上，哪里能找到面积仅2.5万平方米的州郡城？肖家地故城依其规模只能属于县级以下的军政设施的城址，因为城址规模是确定城市等级，判定城址性质的重要依据。

其五，笔者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唐代河西县级以上的城址在形制上有几个重要特征：首先，全城结构多为二城或多城并列，如唐沙州城分为罗城与子城两部分，罗城位于城东北面（李正宇《敦煌古城谈往》）。唐凉州城分为七城（《资治通鉴》卷219），唐武威县城（笔者考定为今民勤县泉山镇西北的连城遗址）分东、西二城，唐西受降城（笔者考为临河市八一乡连丰六社破城）分南、北二城，唐瓜州常乐县城（六工破城，后考）亦分二城，保留有大量唐代遗物的锁阳城亦分为东、西二城……城分二部，分别作为百姓和官署驻所，多城则其职能的区分当更为复杂。唐代城址结构的这种变化是城市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城市功能日趋繁复多样、发展完善的标志。然而肖家地故城和南岔大坑故城却无这种结构上的划分，形制单调，显然，肖家地故城属于等第较低的城址，而南岔大坑故城则不属于唐城。另需提及，唐代城址的这种结构不见于明代，如河西地区大部分县的县城系明代所建，未见有此结构。孙先生文中将锁阳城断为始建于明代，而不察该城仍保留着唐代城址的基本面貌，误。其次，唐代较大的城址（一般县级以上）马面、瓮城的设置齐备，如上述连城、锁阳城、六工破城等，但肖家地故城却未见这些设置。第三，唐代较大城址的还往往环以羊马城，《通典》卷152《守拒法附》云：“城外四面濠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谓之羊马城。”即在城濠内侧和城墙外侧加修一道较矮一些的隔墙，绕城一周，平时用以安置羊马牲畜，战时为城厢加设一道防线。羊马城系典型的唐代建筑形制，亦不见于明代。《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帐》（P.2626）即记有敦煌郡城垣四周环以羊马城。笔者考察中见，锁阳城城垣羊马城的遗迹亦历历在目，犹以东、南二墙之外显见，其残高1～1．5米，远低于城垣的高度约（9米），距城垣二三十米，多断续分布。这亦表明锁阳城在明代重修中并未整修其外垣的羊马城，锁阳城唐代的基本建筑格局今仍保存齐备，岂可臆断为明代始建？相反，肖家地故城却完全无羊马城的设置。

其六，实践证明，判定一座城址的年代除观其形制、规模外，最重要的要看其所保存的遗物。孙先生将南岔大坑故城定为唐晋昌县治，并云在城中多见汉、唐时代的红灰陶片、细绳纹陶片、饰有绳纹的青砖等。这一观察结果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笔者考察时见南岔大坑大小两座故城址中散落着大量的灰陶片（绳纹、水波纹、垂帐纹、素面）、红陶片、陶纺轮、灰黑色的碎砖块等，并且捡到了铜箭镞。这些遗物全为汉代至魏晋时期的东西，而无唐代物品。瓜州县博物馆李春元同志告诉笔者，他们曾几次于该城进行清理，均未发现任何唐代遗物。如此，岂可将其妄断为唐晋昌县城址？与此相反，孙先生却又仅据清代初年编纂的《肃州新志》等记载，将今天仍保存有大量唐代遗物的锁阳城断为明代始建，这实难令人信服。孙先生还提到在瓜州县汉代塞垣以南的戈壁、湖滩中灰、红各色陶片无处不有，连片十几里，乃至几十里，并以此为论据来否认锁阳城为唐代故城。实际情况与孙先生所言不尽相同。笔者考察所见，瓜州县的陶片等古物分布区主要为昌马河洪积、冲积扇边缘一带，起自踏实乡西破城子，东经锁阳城，折而东北，经南岔大坑故城、半个城、鹰窝树遗址、兔葫芦遗址、肖家地故城，至四道沟故城，长约80公里，宽3～5公里。另外，在汉长城沿线的一些地段和瓜州、南岔二乡西部的一些地方亦有较多的遗物分布，而并非如孙先生所说的陶片无处不有。就是在这条陶片分布带中古物亦非均匀散布随处可捡，而是集中在锁阳城等几处城址之内及其周围。这些陶片集中的地区无疑为当时人口聚集、人们活动频繁的区域，于这里所建的城址，其时当追溯到与其遗物的同一时期。由上可见，孙先生误定了唐瓜州城与晋昌县城的位址。

二

那么，唐瓜州晋昌郡及其所治的晋昌县的治所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赞同向达、阎文儒等先生的观点，即为今锁阳城。认为锁阳城为唐瓜州治者曾有不少学者，但均未曾系统地提出相应的论据。笔者论证如下：

其一，锁阳城位于沙州故城之东约138公里处（鸟道），正与前引《通典》和《寰宇记》所记280里合，如考虑到道路迂曲，亦可言其位于沙州东300里许，这又与《元和志》和P．2691背所载位置合。

其二，锁阳城北距疏勒河南岸的双塔堡68里，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50余里略远。50余里系“或有报云”的估略之数，当然不可能精确，但亦与疏勒河与锁阳城间的实际距离近似。今天在河西乡间询问里数亦多言概数，且所云里程往往比实际距离偏少。笔者在河西乡间生活多年，此种体会颇深，这种估算里程的习法想必由来已久。又玄奘一行策马而往，赶路心切，可以“夜发，三更许到河”。又，笔者考察中见，自锁阳城向北沿昌马河洪积、冲积扇扇缘，经兔葫芦村直达双塔堡，有一条宽约6米、较今地面低1～2米的大道，今虽已残破，但亦可断续相连。该道穿越扇缘泉水出露带的部分地段，为防湿陷翻浆，路基用芦苇、柽柳、罗布麻等夹砂土垫压，今日仍可见。当地乡亲管此路叫唐道。唐道之名虽难考起自何代，但据其陷入现代地面以下的深度知其年代已久，并曾长期使用。锁阳城既然有大道与唐玉门关相连，则在唐代无疑为一重要城址。

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瓠芦河，按其所述情势以及行程路径来看当指今疏勒河干流，而非如阎文儒先生（《敦煌史地杂考》）和孙先生所谓今天的葫芦河（又名东大河）。今葫芦河系由布隆吉乡兔葫芦村南4公里许的昌马河洪积、冲积扇边缘泉水出露带的泉水汇成的小河，其上源名店子河，自南向北流经兔葫芦河、上三户村，经双塔堡村东注入疏勒河，河流全长仅约13公里。笔者考察中见，该河因系泉水小河，故而水流平缓，清流一碧，径流量甚小，仅能浇溉三个小村的千把亩耕地，河水深不足1米，几乎随处都可徒步淌水过河，根本无“洄波甚急，深不可渡”的情景，更毋庸“斩木为桥，布草填沙”而过。诚然，唐代的水流情势与今天并非没有差别。由于唐代开发规模所限，农田引灌水量较今日为小，因而河流中所聚的水量应较今稍大。但由葫芦河泉源水文地质条件所决定，河中径流量又不可能比今日大出许多。徐松曾于清嘉庆末年来此河考察，他写道：“余驻马河干，溯洄半晌，河宽三丈，深碧无滓。询之士人，言每夏溉田河则尽涸，并无淤穴，惟滥觞处往往有潭。”（《西域水道记》卷3）这一情形与170年后的今日亦无多大差别。因而，今天的葫芦河决非唐之瓠芦河。与此相反，疏勒河干流的情势则与瓠芦河极为相似。疏勒河系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之一，其年均出山径流量在昌马峡站即达10.57亿立方米，当其流经双塔堡村北部切穿乱山子（又名十工山、截山子）时，河床束于两山之间，在山峡间要流行五六公里，故而水势汹涌，激流跌宕，正可谓“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在这里过河才需要“斩木为桥，布草填沙”。在其上游双塔堡以东的王家槽子、野麻岗一带曾繁育着成片的胡杨树丛，《西域水道记》卷3记：“其地峰回路转，河水弯环，林木葱菁，徘徊瞻眺，顿涤尘襟。”今天在这里仍可看到残林，这一情形亦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合。再者，由所记玄奘行程观之，过瓠芦河后即为玉门关外西北五烽，自此踏上赴伊州之大道。如果以瓠芦河指今葫芦河，则无论是自西向东，还是由东而西穿过葫芦河，仍在疏勒河干流南岸徘徊，仍然没有越过疏勒河，这又如何能前趋伊州呢？又玉门关外西北五烽，笔者已考得其第一烽，即今石板墩烽燧。该烽以石板垒砌，中间夹以芦苇，因以为名，今仍高9米，底边长8．4米，宽8米，甚雄伟。位于瓜州县城通往石板墩车站的简易公路以西约700米处。烽下有泉，今可供百人饮用。石板墩烽恰好位于双塔堡水库西北100里，与文献记载合之若契。由此亦可证明唐玉门关确在双塔堡附近。如果仅以名称读音相近，而不辨情由，就必然贸指。

其三，P.2005所载之苦水，由其所述源头及河流流行情形观之正当今天的黄水沟，其下游称作芦草沟。该河源自锁阳城东北约8公里处的昌马河洪积、冲积扇边缘泉水出露带，自西向东流经今锁阳城北约5.5公里处的张家庄北侧、平头树国营牧场以北，穿过乱泉湖、银湖、西大湖，沿程接纳诸多泉流，水势渐大，至天生泉、拐弯泉折而西南行，沿十工山（即唐之常乐南山）南麓经石板盐池、八龙墩、营盘泉、牛桥子、土墩子，至锁阳城西北70公里许的谢家圈折而西北流，又行约7公里切穿十工山，从十工山北麓流出，继续西北流，行10余公里没入沙砾之中。这一流程情势与P.2005所载之苦水完全吻合。又P.2005“苦水”条提及的鱼泉、阶亭二驿，查同卷“一十九所驿”一节知，鱼泉驿位沙州东185里，阶亭驿位沙州东170里，依此方位、里数标之，前者当处今谢家圈北部至土墩子附近。这一土墩亦为烽燧遗址，残高5米，很可能唐之鱼泉驿即置于此烽燧之下，后者当位于今黑沙梁一带。黄水沟与鱼泉、阶亭二所故驿的相对位置亦与P.2005所载合。又黄水沟流经的地段，因其北部十工山的阻挡，自南部昌马河、榆林河扇缘出露的泉水不易排泄，常呈滞缓状态，因而这一带泉沼较多，唐之“鱼泉”即其一也；又加之其地下水位较高，水体含盐颇多，水味苦涩，唐因名为“苦水”，今之亦然。由P.2005所载之苦水足可证明唐瓜州城为今锁阳城无疑。

其四，锁阳城南距野马山（唐之雪山）80公里许，南距大雪山（唐亦名大雪山）120公里许，与《元和志》所记瓜州之“八到”和晋昌县的山脉合，这亦可证明锁阳城即为唐瓜州治所和晋昌县城。

其五，锁阳城虽经过明成化年间的整修补建，但仍保留着典型的唐代城址的形制，如城分东、西二部，马面、瓮城、羊马城的设置齐备，而且规模居瓜州境内唐代故城址之冠，并与河西走廊其他唐代州郡城址规模可比，因而锁阳城当属这一地区唐代最高行政机构的治所――瓜州（晋昌郡）城。

其六，锁阳城中及城周围遗存的汉唐时代的遗物在诸城址中最多，也最为集中。笔者考察中见，该地到处散落着灰陶片（绳纹、素面）、红陶片、白陶片、陶纺轮、铁箭头、碎砖块、石块、石磨残块、残铁片等汉唐遗物。另据瓜州县博物馆的调查报告知，城中还发现了“五铢”、“开元通宝”、“熙宁元宝”、“皇宋通宝”等钱币，墙垣夯土中亦发现有灰陶片、石磨等物，证明该城确为经过后代整修的故城。城中还有晚期的毛褐残片等物。考古学家阎文儒、吴i骧、余尧等先生正是根据这些遗物以及有关文献记载认定锁阳城（明代名苦峪城）是于汉唐遗址上建造的。这一结论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这里，笔者同意孙先生之唐晋昌县与汉冥安县是治于一地的看法，认为锁阳城在汉代当为冥安县治，在唐代为瓜州（晋昌郡）治。

其七，锁阳城处四路汉唐烽燧线的辐合之地。四路烽燧为：一路由锁阳城沿昌马河洪积、冲积扇边缘趋向东北，经半个城、长沙岭、肖家地故城、四道沟故城一线直至酒泉；一路由锁阳城向北，经兔葫芦村、双塔堡村，越疏勒河干流折而西北，直趋哈密；一路由锁阳城向西，沿十工山麓直趋敦煌；一路由锁阳城向南，沿榆林河谷趋石包城以远。这些烽燧在不小于1／200000的地形图上均有标绘，瓜州县博物馆的同志们经过辛勤工作已摸清全部情况。由锁阳城烽线辐辏的史实可以推知，该城在当时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居于枢纽地位。唐瓜州治于这里正可谓：“介酒泉、敦煌之间，通伊吾、北庭之路，俯临沙漠，内拱雄关，宽平阎爽，节镇名区。”（《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孙先生曾以肖家地故城东、西均有相连的烽燧来作为判定该城系唐瓜州治所的论据之一，其不知肖家地故城只是这条交通警讯线上的一所普通小城，远非该线的枢纽。

其八，由锁阳城东约l公里处的塔尔寺中掘出的唐代断碑碑文中知，唐大中年间（859～860）张议潮收复瓜、沙后，曾在这里“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可见唐代锁阳城周围一带曾有过兴盛的农业经营，这与今天这里沙丘起伏、满目沙荒的景象迥然不同。优越的农业基础为我国封建时代城市选址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唐代锁阳城周围繁庶的农业区实为设城的理想之地。

由上述的论证可以肯定，唐代瓜州（晋昌郡）暨晋昌县的治所为今锁阳城。孙先生所论的肖家地故城，已如前考非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它实际上是唐代置于晋昌县境内的合河戍（镇）。这一故城规模较小，城垣无马面、瓮城、羊马城等设施，城内及城周则散落有不少汉唐时期的灰陶片、红陶片、白陶片、碎砖块等物，孙先生还在城内捡到了“五铢”和“开元通宝”币，证明该城系汉唐时期的遗址。《新唐书》卷40《地理志》载，晋昌县“东北有合河镇”。《元和志》则记得更为详确：“合河戍，在（晋昌县）东北八十里。”肖家地故城恰位于锁阳城东北80里，又地处唐瓜州通往肃州的大道上，由此观之，该城当为唐合河戍（镇）。

三

孙先生所论的南岔大坑故城并非汉冥安县、唐晋昌县城。亦如前述，这里全无唐代遗物，说明早在唐以前即已废弃。该城位于锁阳城东北4.1公里处，有大、小二城，墙垣均残破已甚，大城长、宽各约l10米许，门一，南开，由城门向南又接一条长89米的廊道，廊道端口起双阙，阙高3米许；小城东西宽65米，南北长60米，亦向南开门，残墙高3～5米，基厚3.5米，顶宽1米。二城规模甚小，在汉代有可能为一处较小的军政驻所。

唐瓜州（晋昌郡）除辖晋昌县外，还领常乐县。《元和志》载：“常乐县，中下。东至州一百一十五里。本汉广至县地，属敦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后魏明帝改置常乐郡。隋于此置常乐镇，武德五年置常乐县也。”《旧唐书》卷40《地理志》所载亦大体同上。可知唐常乐县置于汉广至县境内，其城址曾为曹魏的宜禾县、北魏的常乐郡、隋的常乐镇的治所。一般认为，汉广至县城为今瓜州县踏实乡破城子村破城子（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5，向达、阎文儒、齐陈骏、黄盛璋等先生均持此看法），唐常乐县城当距此不远。《汉书》卷28《地理志》“广至县”条下记云：“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曹魏的宜禾县即置于汉宜禾都尉治所昆仑障中。《寰宇记》卷153即云：“宜禾故城，汉宜禾都尉所居，城在（晋昌）县西北界。”知这一故城位于锁阳城西北。吴i骧、余尧二位先生根据瓜州县境内汉长城的调查结果，认为故昆仑障应在瓜州县城南或西南、汉长城与十工山之间（《汉代的敦煌郡》）。又P．2005“苦水”条提到“常乐县南山”一名，依其所记位置，该山为今十工山。既然十工山称为常乐县南山，则置于汉昆仑障的唐常乐县当然位于今十工山之北，这又与吴i骧等先生调查结果合。又《后汉书・盖勋传》李贤注云，广至故城位“常乐县东”。知唐常乐县当在汉广至县城（踏实乡破城子）之西。《通典》卷174《州郡典》亦云：“常乐，汉广至县地，故城在东。”亦指明唐常乐县位广至故城西。这些记载指出了常乐县的大体方位。上引《元和志》载，常乐县“东至（瓜）州一百一十五里”，明确标出了常乐县的位置。《寰宇记》亦云：“常乐县，百十五里。”依此位置求之，唐常乐县城恰可当于南岔乡六工破城。又P．2005云，阶亭驿东去常乐驿卅里。由阶亭驿所在的黑沙梁东去卅里亦恰为六工破城。该城居于锁阳城西北约55公里处，且又位处十工山北麓3公里许，汉长城南10公里许，其位址与上引各种记载全合。该城规模已如前述，其城垣残高最高8米，四垣各开一门，皆有瓮城，每垣有马面3～4座。城东南角呈折线形曲折，城之东北部又连边长约80米的正方形小城一座。该城形制保存着典型的唐代风格。城内散落有灰陶片（绳纹、垂帐纹、素面）、碎砖块、红陶片等汉唐遗物。另据《洒泉地区文物概况》记载，于城中还发现了“开元通宝”币。今天的六工破城周围则为成片的白板硬质弃耕地面，较平坦，有风蚀现象，其间渠道、田埂的遗址亦可辨认。由其位置、规模、形制、遗物等观之，六工破城为唐常乐县城无疑，亦为汉昆仑障、曹魏宜禾县、北魏常乐郡、隋常乐镇的治所。又由上引P.2005所记唐常乐驿的里程知，该驿亦设于此城内。

综上所考，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唐代瓜州（晋昌郡）暨晋昌县的治所为今瓜州县桥子乡南的锁阳城，该城亦为汉代冥安县的治所。

第二，唐代瓜州（晋昌郡）所领常乐县的治所为今瓜州县南岔乡六工破城，该城亦为汉昆仑障、曹魏宜禾县、北魏常乐郡、隋常乐镇的治所。

第三，唐代瓜州（晋昌郡）之合河戍（镇）的治所为今瓜州县布隆吉乡驻地南的肖家地故城。

第四，唐代瓜、沙二州间驿道上的鱼泉驿位于今瓜州县十工山南的谢家圈北部至土墩子附近，阶亭驿位于今瓜州县与敦煌市交界处的黑沙梁一带，常乐驿位于唐常乐县治所今六工破城内。

第五，唐代玉门关（位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关外西北五烽的第一烽为今石板墩烽燧（位于瓜州县正北42公里处）。

第六，唐之瓠芦河为今疏勒河干流。

第七，唐之苦水为今黄水沟，其下游今名芦草沟。

第八，唐代瓜州南部的雪山为今野马山，唐之大雪山今亦名大雪山。

第九，唐之常乐南山即今十工山（又名截山子）。

第十，今瓜州县桥子乡南的南岔大坑故城可能为汉代的一处县级以下的等第较低的军政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