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筝》

长者对幼者的精神“虐杀”――《风筝》着力表现的这个主题，是与鲁迅对现实社会一贯持有的理性、批判精神相一致的，也是与作者从《狂人日记》肇始的对传统文化的清算、批判精神一脉相承的。透过摧毁一个“将要完工”的风筝这一件生活小事，于习焉不察中见出传统文化里潜藏着的“吃人”本质，鲁迅思想之敏感、敏锐和深刻可见一斑。

“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对小弟喜爱风筝的粗涉，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强权基础上的，“我”的“完全的胜利”也只是建立在恃强凌弱的架构上，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否令人口服心服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对待孩子，中国的社会是“从来如此”，所以在欺压了小弟之后“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全然不顾“后来他怎样”，也自然是长者的一贯做派了，管它残忍不残忍呢?

“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对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发出了强烈质问。如果说《狂人日记》是对传统文化“面”的攻击，狂人的“语无伦次”使文章的批判形态呈现为中国画式的散点透视之状，那么《风筝》一文便是对传统文化“点”的批判，采用的是西洋画式的焦点透视法――从某一细节入手，揭露传统文化的“吃人”之相。

“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没有其他的参照，在一种封闭的文化体系里，人们是很难发现所处的文化生态所固有的弊端的。“我”之所以对小弟粗暴得“理直气壮”，得“合情合理”，是因为“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以为这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在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传统文化里，尊长的意志就是行事的标准，单是这“论长幼”一条，“我”“踏扁”小弟的风筝就获得了完全的合理性，更别说“论力气”，长者比幼者体能上的优势了。如此管教幼者，甚至棍棒交加，都是尊长的权利，在“从来如此”的文化氛围里，是不会遭置疑，更不会受什么惩罚的。然而，当文化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一本外国的讲儿童的书”，让这种“管教”的合理基石轰然崩塌，显出其“精神的虐杀”的残酷和残忍。原本理直气壮心安理得之举，因而“二十几年来毫不忆及”，在外来文化的映衬下却突然变得面目狰狞、形容丑恶起来，在眼前晃来晃去，让“我”的心铅块似地沉重、不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幼儿被家长从“无限趣味”的百草园驱赶进枯燥乏味的三味书屋里，从心醉神迷的游戏世界被抛入不知所云的诵书模式里，是这种“精神的虐杀”的另一种表现。二者分别从长者和幼者的不同视角，揭示传统文化里“管教孩子”的华袍下所隐藏着的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对孩子天性的扼杀和精神的摧残。

如果对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的批判揭露到此为止的话，鲁迅思想的深刻就仅仅是当时社会的普通水平，并不特别地出众，可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并没让自己“变了铅块”似的心沉重到此为止，“我”的悟、“我”的醒，“我”的悔、“我”的愧并没彻底扭转事情的结局，在忏悔和宽恕里悲剧变喜剧，他还要继续让他的读者在“受虐者”的健忘里，在被伤害者的心灵麻木前，体味对孩童“精神的虐杀”深入骨髓的残酷，让我们的心灵随着“施虐者”无法得到的宽恕一起更加沉重下去。

（作者地址：河南省漯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