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碰撞:经济类热点图书举隅

2013年经济类著作可谓是硕果累累，中信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主要以出版经济类图书为主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许多有分量的著作：《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民富论》《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等都是能够启迪智慧、扩展经济思维的。此外，商务印书馆的《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经济蓝皮书：201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运行的逻辑》等著作都是2013年国内非常有代表性的经济类著作，当然依旧有一些书是不堪阅读的，此外在引进出版国外著述时一些出版社为了迅速出版上市，导致翻译粗制滥造严重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翻译问题对于经济学著作来讲尤其重要，一些概念可能因此会产生歧义或者是错误理解。

2013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是发展的，发达经济体大都趋于好转。就国际经济形势来讲，主要的风向标恰恰就是几个主要经济体发展的基本走向，尤其以美国和中国作为风向标的“风向标”，因为这两个国家非常有代表性，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领头羊，且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新兴市场国家且发展动力十足，拥有非常大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经历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关键在于两个国家还各自代表着重要的经济学理念和思想，美国更强调的是自由竞争、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中国更多的是强调有规划地发展经济，有效地开展宏观调控，基本掌握宏观经济的运行轨迹，其中很明显地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2013年美国和中国的发展都相对平稳，没有面临大的危机，但同时发展都有着各自的瓶颈。当然这样的经济形势也是中美两国经济加深联系所造成的，而以2013年中国出版的经济类著作中理念的倾向来看，实际上也是在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做出各自理性的判断。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卫祥云先生的《国企改革新思路：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卫祥云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版），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一中国改革几十年以来的重点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其实国有企业自建立之初就存在着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并非中国独有，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自产生起同样存在着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自建立之初就以国家管理和经营的模式存在着，后来发展到允许部分产业有民营股份的进入，但总体来看还是政府进行直接管理。这样就导致国有企业的若干问题，其一是国有企业多为垄断行业的受益者，那么在企业的竞争力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创新和提升，一旦有民营企业的进入就会立即陷入危机；其二国有企业由政府直接管理，而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常常是政府官员，国有资产虽名为全民所有，实际上就是国家代管，国企高管常常会缺乏民营企业高管对企业的责任心；其三国有企业因多为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轻易获取暴利，作为企业员工必然也能得到社会其他单位所无法赋予的利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引发社会对国企的负面观感，同时可能引发社会不公的问题。

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国内是有很多代表性意见的，以张维迎、茅于轼为代表的经济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就不应该存在，它们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在浪费资源，降低企业应有的利润率和生产效率，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这种思想的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卫祥云先生应该是不认同的，他认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对于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是可以进行改革予以解决的。他认为应该认识到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国有资产是国有企业运行的资本和基础，但是国有资产的运用常常会产生浪费并且很可能在一些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出现违规收购等情形，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此他认为应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同时认为应建立“国新公司”，以体制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对国有企业的资源再整合。

由此，可以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对于国企的抨击是值得商榷的，国企在中国经济现状中是必要的，它不仅能够为国家财政创造财富，更能利用对相关产业的控制调节市场供求。李佐军先生的《中国改革新思维：改出一个“人本市场经济”》（李佐军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版）相比《国企改革新思路：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更显宏观，在书中李佐军先生着重阐释了一个新的概念——人本社会主义，或许他希望通过人本社会主义来改变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纷争。它强调人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但同时需要其他各种因素的协调配合。人本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改革的核心在于尊重人、满足人、依靠人和激励人，这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保证人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保证民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民众能够切实地参与到改革当中来，保证从不同的领域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的红利。此书没有过多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提出意见，而是更多地关注于宏观的经济指导原则，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站在奥地利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立场上萌发的新思想，但是他也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是不可能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但是依旧不能认同凯恩斯主义发挥的巨大作用。

其实，新自由主义也好，凯恩斯主义也罢都是产生于西方世界，不论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哈耶克，还是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都是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因此西方经济学著作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先生撰写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美]埃德蒙·费尔普斯著，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版）从另外的思路上提出了如何繁荣一个国家的经济，他认为最关键在于现代经济价值的培养。他在书中多次提及经济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形而上的内容，这里其实反射出费尔普斯先生意识到了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意识问题，这一点甚至还是适用于经济领域以外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主体谈及的就是怎样才是创新、什么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什么才能让国家繁荣起来，费尔普斯先生认为所有的制度安排必须是能够创造活力的，在创新的环节上并非只有科学技术的贡献，更多的是一种逻辑上和制度上的构建，主要就是在经济生活中创造巨大的创新能力，大多数情况下反映为各种战略、步骤、创意。当然费尔普斯先生在对创新问题展开的探讨中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或许他本身就不避讳这一点，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能从根子上创造一种激励模式，因为这种思想更关注个人，更关注经济主体的自由。对这种观点我们同样需要批判地认识，首先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当然不存在所谓的现代经济价值，它僵化、保守，不能带给经济主体以创新能力，但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片面认识。时至今日，中国、越南等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而且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相比，前者宏观调控的能力更强。

在对待凯恩斯主义的态度上，费尔普斯先生认为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在以人的思维来替代市场规律，市场具备的灵活性、正确性是人力所无法企及的，凯恩斯主义过分地相信人的主观调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市场主体和个人对工作的满意度，进而打击其创新能力而影响生产效率，连带就业问题的大量出现。实际上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凯恩斯主义自产生之初就有人站出来反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凯恩斯主义就有了诸多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不能接受对市场经济的外力干预，无论是以社团还是政府形式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都是失败的，市场需要的是以供求关系自动调节，这样的经济模式富有生命力、活力、创新力，市场主体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由，不仅能在经济上带来更多、更大的利润，更能在政治上推动民主自由的发展。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批判并没有真正理解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内核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中论述得比较清楚。这本书从整体上将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渊源进行了说明，可以说是了解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轨迹和相互争论焦点的非常好的著作。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先生指出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就是应运时代而生，凯恩斯本人之前接受的经济学教育毫无疑问也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而凯恩斯能够站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外来看经济的运行、发展和危机，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困扰世界的经济灾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相信市场最终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需要给予市场一定的时间调节资源的配置，恢复到平衡状态，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诘难，凯恩斯毫不留情地留下了一句“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实际上是批判新自由主义消极等待市场自身调节的观点。凯恩斯提出的药方就是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要动用政府的干预手段调控市场，而有效需求的问题常常被人忽视，以至于提及凯恩斯主义就是政府干预，误解了凯恩斯主义的真谛。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以解决严重通胀和失业问题为目的的，当社会失业问题严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时候，必须加强社会有效需求的提高，通过国家的投资拉动产业的发展，从而制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

当然研究经济学和经济问题，也就必然清楚任何思想都很难彻底、长期适用于一国经济。以中国为例，在过去一年里，依旧通过政府大量投资，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其中不乏有资金投入失误、浪费的情况发生，有些投资现今也已经成为部分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病，一些学者试图跳脱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提出新的更加适合国家长期发展的经济理念。滕泰先生是中国当代新供给主义的旗手，他的《民富论》（滕泰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8月版）出版后也受到国内外经济界乃至决策层的重视。新供给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来拉动消费内需，从而带动各产业发展，推动宏观经济面的整体向好。有些人认为新供给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比更接近新自由主义，并且在滕泰先生的《新供给主义宣言》等文章中多次看到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言论，就认为这才是新供给主义的本来面目，这实际上是对新供给主义的误解。理解新供给主义就要了解上个世纪末美国和英国发生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搞的改革，但是必须清楚的是他们的改革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他们首先采取的是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强化市场活力，让很多企业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更能有效地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到了后期基本上就是私有化，供给的提升的目标被明显边缘化了，新供给主义原本希望带来的社会需求、就业全部被资本所吞噬，那也正是为什么在里根、撒切尔夫人之后执政党迅速沦为在野党，并且由和工党分别主政美国和英国，并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和提升社会福利。窃以为，凯恩斯主义和新供给主义可能更为相像，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提升社会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只是前者依靠的是政府的投资带动，而后者注重放松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主要体现在民众的消费需求上。

总体而言，上述的几本著作都是国内外学者对经济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乏大智慧。这些著作都在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寻找真理，目前来看探讨经济问题尤其是宏观经济问题是不可能脱离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范畴的，但在我看来新供给主义也即将成为经济界、理论界思考的基础和依据。

中国改革在当前仍以经济改革为重中之重，改革是要取得充分收益的，但是要让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否则改革本身都可能难以为继。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人民富裕、国家强大，但是这并不是必须以前者作为后者的垫脚石，应该在凯恩斯主义和新供给主义中寻找一个积极的共同点，那就是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为目标提升经济，但是管理经济的思路要从需求面着手转移到从供给面着手，通过放松对供给的约束和抑制，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进而以扩大内需代替政府投资，从而引导经济走上持续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