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我却远嫁他乡

一直以来，我以为反哺就是偶尔给父母寄点儿钱，换季时买几件衣服和鞋，她老了，接来与我们同住。没想到，我错得那么彻底。

手术出了问题

妈做阑尾手术的第二天，脾脏突然破裂，医生说她的腹腔里都是血，需要马上进行二次手术切除脾脏。

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但看到妈妈的一刹那，我还是惊了。她瘦小苍白的身体被各种管子给“埋”了：身下是导尿管，肚子上插了三处导渗液的，胸前贴着动态心电图，手上扎着吊针，手指上夹着的可以测量血压和心跳，连脸也未能幸免，两个鼻孔分别插着氧气管和导肺里痰液的管儿。

我强忍着眼泪抚了抚妈妈花白的头发，轻轻地喊了声：“妈！”妈睁开眼，只看我一眼便又虚弱地睡去。

切脾手术后，因为麻药的作用，妈有些神志不清，有时睁着眼睛，一根手指直直地指向天花板：“鸿雁，你看那停着一辆大汽车！”我得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她，她才肯信没有躺在街道上。

深夜，怕她乱扯身上的管子，我选择闲置隔壁床，握着她的手趴在床边睡。果然，她忽然惊醒了，挣扎着要起来，两只手颤巍巍地抓住一边的护栏，使劲地将身子往远离我的那一边挪！我拦不住她，以为她又神志不清了，慌乱地按铃叫护士，她却将身子紧紧贴着护栏，气喘吁吁地拍一拍满是管子的空出来的一边床说：“鸿雁，你没有地方睡，就睡这儿。”

那一刻，我再也绷不住了，疾步走出病房，在深夜无人的楼梯拐角，对着墙，张开嘴，无声地大哭。哭过了，还得坚强面对！病床上有亲人，我必须挺起脊梁，照顾她，救治她。

第一次后悔嫁得那么远

妈能进流食后，第一次有大便，她乖乖任我手忙脚乱地擦了、倒了，再用湿巾和清水彻底清理身体。她像挑人的小孩儿，越来越依赖我，只要我洗好的毛巾，只要我帮她换衣，只要我握着她的手才肯入睡。

在妈住院的一个月中，我跑科室主任办公室不下200次。每去一次，就生一次气，气呼呼打电话咨询西安的律师朋友、医生朋友、卫生局的朋友我该怎么做。她则很乖巧地躺在旁边听着，不说话，看我的眼神除了依赖，还有一点点怯，好像她做错了事，给我添了麻烦。

张爱玲说，人老了都畏惧自己的儿女。而我并不值得畏惧，常常，我充斥着强大的无力感，远嫁他乡的弊端，暴露无遗。在这个自小生活的小城市，我没有有力的朋友，亦没有盘根错节的人脉。

古人说父母在，不远行。从这个角度看，我是十分不孝的，父母在，我却远远地嫁到他乡。至今我才理解她听说我与一个西安人交往时，眼中那一闪即逝的失意。

爸说，你妈当初真不愿意你嫁那么远，但是看你一脸幸福，硬挺着不说出口，只得私下与我唠叨，一会儿很失落：“为什么嫁那么远呢？小没良心的，都不想着老爸老妈！”一会儿又非常通情达理：“哪有父母跟儿女一辈子的？她要飞，飞到哪都由她，不能让她背上咱们两个老家伙做负担。”

在妈的病床前，听爸说着多年以前的、我不知情的细节，我的眼里经常充盈着泪花。愧疚的、感动的、幸福的，终归这些泪水是甜的。

我要为妈维权

一个星期后，妈脱离了危险，老公也从繁重的工作中周转出假期，来到我们的身旁。我依旧坚持为妈讨公道。

律师说，这种案子走法律程序拖个十年八年都有可能；内行朋友送我们一个字：“闹”。还说有专门的“医闹”，他们有精密的策划方案，从拉条幅、发传单，到在医院里摆花圈、烧纸钱。

经过权衡，我们最终定下的方式是求助媒体，也是发挥我在杂志社做过编辑的人脉优势。每一天除了回趟家给妈炖滋补的汤水，我就坐在病床前给媒体同行打电话。

找了一圈媒体，我们的信心也失去了一大半，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说医疗事故不易报道。

有一次待我失望地挂断电话，妈用没打吊针的那只手握住我的手，轻声劝我还是算了。说实话，我也想过放弃，如今的我身心俱疲，去理发店洗个头都能打鼾。但听她这样说，我还是很不服气：“你总说算了，怎么算？干吗总管我做的事？”吼完我又后悔，看着妈低垂眼睑、缄口不语的样子，马上眼泪汪汪地与她道歉。

常常，我看着妈熟睡的、已略微红润的脸，真心想放弃维权。只要妈在，只要她健康起来，维权不就是一点钱的事吗？但另一个想法不放过我：妈是个好强的人，一辈子没有被欺负过，老了，需要仰仗儿女了，我怎能让她白白遭罪？

维权，维的是一份亲情

还好，我找媒体的阵势吓坏了心虚的医院负责人，他们主动同意赔偿一万元。钱不多，但值得高兴，至少他们变相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接下来的谈判像与奸商砍价，磨一磨一万一，再磨一磨一万二……后来记者朋友到院方采访，他们才“慷慨”地加到两万。

听朋友建议，我利用微博和门户网站发帖维权。据说医院领导非常重视，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刷我的微博。

胜利似乎在望，但我却面对最痛苦的抉择：回西安上班还是彻底辞职？做不出决断，我索性不去想，厚着脸皮拖一天是一天，其实我已经用实际行动选择了为妈维权。

那天早上，爸换我回家洗澡、换衣，并给妈炖汤。待我中午回病房，发现爸竟然在收拾物品，两个人好像要出院。

爸不敢说，百问之下，妈才慢慢地解释：“事情已经解决。”妈自己和院方谈妥的，住院费全免，另外给3万块补偿。院方好像捡了个大便宜，怕我们反悔，马上就把钱给了。

没什么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边是强大的气愤和失落，再坚持一下应该可拿到5～8万元的赔偿金，妈怎能不经我同意胡乱做主？另外一边却隐隐地有胸口一块大石被猛然移走的轻松、卸力，无论怎样解决，到底是解决了。

这事放到以前，怎么我也要发次脾气的，但望着妈花白的头发、瘦小的身体，以及出于自卫、准备接受我“暴风骤雨”的责备而微微挺起的脊背，我心里鼓胀起满满的、暖暖的疼。

这是今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如今我已回到西安上班。我身边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有过一次失败的维权经历，而我知道维权的真正目的是出于爱，而这次维权“失败”的真正原因―也是这“爱”字惹的祸！因为爱，我想牺牲喜欢的工作去为她，而她则不计任何来为我。维权的成功与失败已不重要，有爱就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