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看见“我们”

上万人口的“进城”打工者长期停留在城里人看不见的边缘地带。后来，他们自发形成了一个个新型组织。在试图改变城乡结合部文化生态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求着社会对打工群体自身价值的认同。

“欢迎来到皮村”

五一劳动节前的周末，建在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外的“打工博物馆”，依然没有迎来几个观众。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跑来拿钥匙打开房门，却并不愿意做更多解说。

偶然到来的参观者在留言簿上纷纷表达着对展品的惊奇之情，这些展品包括：暂住证、背面注明不许上厕所的“工作证”以及每月加班131小时的“工资条”。孙恒有些无奈，在他看来，这些展品原本都应是“开放三十年”历史记录的一部分。

“打工博物馆”落脚在北京五环以外的皮村。和北京周边众多的城乡结合部一样，皮村周围已经没有多少农田。周末清晨的350路公交车上，有刚下夜班的女工，也有由老乡领着、扛着包袱新来的打工者。一条公路从村旁经过，猛烈地颠簸和扬起的尘土提醒乘客从此进入了这个国际大都市边缘的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正处于首都机场航道正下方，皮村基本上不在地产开发的规划之列。10多年前，村里兴建了好几座家具厂和琉璃厂，随着打工者的陆续到来，本地的农民便不再以种地为生。他们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起几栋小楼，再隔成单间对打工者出租。最早10平方米的小屋出租只要50元，现在涨到了二三百元，但每年仍旧有一批批新来的打工者选择在这里落脚。“新闻上说金融危机打工者都返乡了，可皮村房租一直在涨，这说明什么?”说起金融危机，孙恒对电视上的新闻宣传有点不屑。

村子里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皮村还有一个“打工博物馆”，对“艺术团”这样的词汇也感到陌生，但一问起村里在哪经常演出、放电影，人们就纷纷指路。走过村口的修车铺、河南烩面馆，绕过纂地和工厂库房，打工博物馆藏在并不显眼的一条小路上。

过去的4年时间里，孙恒发起的“工友之家”试图把拥有5000打工人口的皮村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者家园。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所同心打工子弟学校、一家小型影院、一座打工博物馆和五家二手超市。今年五一，他和工友们组成的“打工青年文化团”即将改名为“新工人剧团”。

“顺利进城”的展品

走进打工博物馆近200平方米的展厅，墙上一行红色的大字标语最为显眼：“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下面的注解指明，这句话出自国务院总理之口。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已经摆放了一些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和皱巴巴、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红头文件”。

从2007年夏天开始，打工青年艺术团利用到处演出机会，开始对外征集反映农民工进城的历史展品。虽然没有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口口相传的“征集令”似乎更能打动工友们。北京昌平区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听说了筹建打工博物馆的事，30多个人集体请假赶来捐献。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也陆续寄来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打工物品。

于是，人们得以看到这些官办博物馆中不一样的展品：

在深圳工厂做工的工友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500元。仔细一看，其中1000元收入是在加班130多个小时，严重超时工作状态下的所得；

一名女工寄来了自己的工作证，初看没有什么稀奇：正面是本人照片和姓名，但翻到背面却赫然印着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

一份刊登在2000年北京一家报纸上的北京市劳动局规定，有超过100种行业限制或者禁止雇佣农民工。

暂住证可能是最能引起外来务工者共鸣的展品。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中曾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但到了1972年，这一条在《宪法》中消失了。此后《宪法》几经修订，但“迁徙自由权”一直没有恢复。于是，作为“外地人在城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身份证明”，“暂住证”应运而生。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时刻感觉面前立起了一面无形的大墙，它挡在路上，你想闯进去寻找发展，但是很难。”孙恒说。“工友之家”的发起人之一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从最早办理一个暂住证需要180多元到现在降为5元，展柜中的北京暂住证有新有旧，规格也有很大的变化，C本是初来乍到，B本则是混北京已经有一段日子。

孙恒并不认为这些展品的功能就是单纯为了“控诉”和“声讨”。他说：“如果生活是苦涩的，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它呢?我们只是客观地展示，目的是改变它。”但这些“客观”的展品中，还是包含着辛酸的故事：

展厅里摆着一个烤羊肉串的铁架子，那是一位姓曹的师傅自己用旧铁皮做的。他1992年来北京，在颐和园北宫门附近卖羊肉串，艰辛的生活让他对这个铁架子有了感情。1994年，当它被联防队员没收后，他用200元钱赎了回来。此后他卖过煎饼、卖过水果，现在是一家报社的送报员。他把跟了他10多年的这个铁架子，捐给了博物馆。

一封玩具厂女工的家书，通篇表达的都是“思念”和“叮嘱父母保重身体”。4个月后，这名女工死于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在这场当时震动全国的特大火灾中，82名女工遇难。

一个打工子弟用画笔写下自己的愿望――“我们家是卖菜的，妈妈爸爸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他最大的愿望是“全家能在一起吃顿饭”。这幅画上有褐色的爸爸、黄色的妈妈和绿色的女儿，三个人围着圆桌，桌上摆着三个饭碗，菜只有摆在中间的一条鱼。

在开馆当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细细地看完了每一件展品，她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种“主体性文化”，即拒绝被别人展示，自己要站出来展示自己的历史。卜卫认为，在这样的文化中，打工者更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也正在进行一项编纂“新工人辞典”的策划，计划将媒体中有关打工群体的称呼和特有词汇一一收集整理，重新评估，最后由打工者自己来为自己“定义”。

“天下打工是一家”

“工友之家”的成员有十几个，都是来自各地的打工者。

8年前，来自浙江的许多在西直门的地下通道卖唱，突然有人跑来找他借钱，原来是警察没收了吉他，要交100元罚款。许多跟警察讲价，拿自己卖唱挣的20元帮他赎回了琴。后来，许多认识了跟他一样在动物园的地下通道卖唱的孙恒。孙恒来自河南开封，十年前从安阳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北京，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客站做搬运工。他住在清华大学北门，平时去学校听“三农”问题讲座，也去食堂喝免费的汤。“我去上海打过家具，在河南挖过金矿在深圳进过工厂，去广州做过传销。进过山西黑煤窑，混过北京六里桥……”如今，“新工人剧团”创作的剧本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自白，代表了大多

数打工者的生活历程。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2年。那一年，孙恒和几个同样在北京打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组建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在各个工地、打工子弟学校和“城中村”为打工者义务演出。2003年，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工友之家。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在京文唱片公司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这张唱片卖了10万张。拿着7.5万元版税，孙恒和工友们选中了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皮村，建起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从此以皮村为“根据地”，“工友之家”开始壮大。

现在，除了“工友之家”，在北京来广营、苹果园等城乡接合部的打工者聚居地，还活跃着十几家为打工者提供法律、生活、文化等各方面服务的NGO机构：“农家女”、“浸霖”、“同心希望家园”、“人间新工人食堂”……其中有不少机构都是打工者自发成立的。

“城市打工者比农民更容易团结起来，因为城市提供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现代化的人际交往关系。”飞机在头顶滑翔，几乎每5分钟就重复出现，巨大的声浪轰鸣，2米之外的人声也被迅速淹没。孙恒不得不提高嗓门说：“但是打工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主流文化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也没有自己的声音。”

博物馆入口处的墙上，挂着一张被孙恒和同伴们称作“我们的历史”的巨大图表。图表上的时间从1978年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图表描绘了被称为“盲流”的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1978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渐解决了，因此外出打工的人非常少，数量呈现出一条平缓的曲线：到1984年，外出打工的人群出现了高速增长，原因是当时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此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央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

在博物馆收藏的一份1989年的红头文件中，有“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的指示。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那时候引进外来工也是有计划的，并不欢迎打工者自己来。所以每个省都有驻深圳办事处，就是为了处理农民工输入问题。但实际上，通过政府的途径输入的农民工不超过5％，主要是自发“进城”的。在图表中，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一条增长线陡然上扬。决策层终于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2003年在图表上被着重标示出来。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温总理为农民工讨薪和孙志刚事件，对打工者来说是一个转折。这两个事件的重大意义，可能只有那些切身体会的打工者才最能明白其中的意义。

参照官方公布的数据，这群先后被称为“盲流”、“打工妹(仔)”、“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已经超过2.26亿。“这些历史的确叫人惊叹，却都没有提到‘人’。”孙恒反复强调，在人们看到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时，城市角落的打工者们却总是隐形的。他认为，打工者必须团结起来，而最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依靠“文化建设”。

“他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

在儿童展厅挂着一篇手稿，这首题为《我是谁》的诗歌实际上就是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中打工子弟朗诵的那首《心里话》的原稿。上春晚时，导演又加上了一句，“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

提起这件事，孙恒有些生气，因为他觉得原诗中，孩子只是要求最起码的平等和尊严，但是经过导演的打扮，就变成了一首励志之作。“没办法，想上他们的舞台就要按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来打扮，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舞台。”

现在，他和工友们就在皮村搭造着属于自己的舞台。日本艺术家来交流时留下的木质帐篷，被工友们再次利用，修成了遮风避雨又很气派的“新工人剧院”；朝阳区文化馆援建的小型电影院借用了打工博物馆其中的一间瓦房，每年为皮村居民播放100部电影。一到周末的晚上，“工友之家”的小院里就异常热闹。

“工友之家”也有一个名为“切・格瓦拉”的电影小组，因为孙恒喜欢收集所有关于切的资料，平时也在小影院给大家放和切・格瓦拉有关的电影。“我喜欢切是因为他让我看到做一个新人的可能性。”孙恒认为，中国的打工群体应该完成向“新工人阶级”的跨越。

这几天，孙恒和工友们都很忙。

他们正在准备劳动节大声唱文艺演出，希望通过演出来进行募款。在这次劳动节的演出上。他们新排了一出叫做《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的话剧。另外，继去年“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展览之后，他们还在筹划今年博物馆展览的主题“金融危机与居住环境”。除了文艺演出，打工博物馆还有一项日常工作，就是去打工者群体中做访谈。孙恒有一个宏大的想法，就是将来在打工博物馆建立一所研究中心：“到那时学者们搞研究就要来问我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