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研究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青年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价值目标。对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生成过程、影响因素、生成方式问题研究，从根本上属于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主体从感性直观到理性思维，从理性思维到理想信念，从理想信念到实践行动的政治心理优化过程，即“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改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因而，其过程的研究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启发性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6012403

弗洛姆认为，“人首先在思想上进行了恢复统一和平衡的努力。他建构了一幅作为参照框架的包括精神在内的世界之图像，根据这个参照框架，人能回答关于他处在何种境地及他该干什么的问题。”[1]参照框架也是人生取向或理想信念，是主体在情感和意志的驱动下，最高价值目标的理想逐渐转化为内心确定和秉承的信念，是主体对世界的解释模式，是主体对人生最根本的看法和态度，是对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的回答。他们居于主体精神世界的核心地位，主导和统领着其他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理想信念一旦内化为青年大学生群体政治信念，便决定着他们精神和实践实现价值目标的总体和全部。

一、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解释了从物质到观念这两种“异质”存在的转变。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生成过程，亦属于认识的范畴，属于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过程。相比生物性的自然存在，青年大学生主体更具能动性和创造性，为了从事实践活动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必然会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思维操作”， 运用一系列的科学抽象方法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观念中分解、加工和改造对象。同时，在科学的抽象活动中，大学生的能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得到鲜明的体现，认识活动的结果也不再是同直观客体相对立的感性的形象，而是以抽象的概念、符号、公式、图形等形式出现的精神“构建”物，在大脑中形成观念意识，进一步深化为理想信念。

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过程是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相互作用的持续过程，是主体从感性直观到理性思维，从理性思维到理想信念，从理想到实践行动的政治心理优化过程，即“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改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由感性直观到理性思维的上升，是大学生主体全面客观的把握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现状的体现，大学生主体只有通过丰富、生动、系统的实践学习认知，才能把握组成社会政治体系的外在形式、组织结构、运行体系等，才能把握思想上层建筑，实现从无意识上升到有意识的过程；从理性思维到理想信念的生成，是大学生主体意识和情感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对客观存在由表层到深层的转化，是对政治体系态度和观念的一种真心实意的心理归属感，表明主体自身接受和认可了这一政治模式，相信它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心理上自觉的支持它，剥离了真实的政治行为，理想信念则无从体现；从理想信念到实践行动的转化，则是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发挥到极致，是自觉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权威，自发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并积极同一切有悖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想什么相对来讲并不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它通常是一个纯粹的机会问题，而且取决于这个人所到的是哪类口号，取决于家庭传统或社会环境促使他加入了哪个组织，取决于他接触的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人所想的或多或少地就是别人所想的同样的事情。”[2]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通过个体与特定的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实现的，是内化与外化统一的过程。每个大学生均受到自然的遗传程序和社会的遗传程序作用，都生活在各种群体和集体中，即，体验、交流、传递社会经验的人群共同体。这些人群共同体的不同实践方式、认知观念使他们成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

（一）认知现状分析

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一方面，遵循着由具体到抽象，由眼前到长远发展，先生活、职业，再形成人格理想到社会理想的规律；另一方面，面对当前理想信念的形成与社会价值的诉求的矛盾，在他们身上也会体现出较传统理想政治人格的冲突。理想政治人格其显著的特征就是政治觉悟很高，服从组织和党的指挥和命令，能够从国家和集体高度考虑问题，较少考虑个人得失，甘愿做“螺丝钉”，典型的包括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这种人格在当代青年大学生父辈中居多。当代大学生渴望成功，实现人生价值，但没有前辈那样对远大目标的追求和为理想献身的政治热情，更为偏重经济价值和权利价值，不愿避开物质谈精神、脱离现实谈理想；他们更注重个性发展，却难以实现自身超越，时常面临不知不措、不知所向的困难；他们注重自主选择发展目标和树立理想信念，但理想信念尚未完全形成，价值判断标准尚未完全确定，看问题缺少深度，做事激情满怀但不能持久，理想诉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成熟性，常常陷入具体的、眼前的利益中难以升华。

（二）利益诱导分析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得以形成和发生的实践不是某种既成的活动形式，在于政治系统功能与目标和大学生要求和需要存在着一致性，即利益诱导，可划分为自尊驱使、名望驱使、权利驱使型等。自尊驱使型居于大学生理想信念生成的首要因素，它是物质和精神驱使的落脚点。马斯洛把自尊的需求仅次于自我实现的需要，放在第四层，威廉・詹姆斯也认为：自尊=成功/抱负。自尊与大学生自身以及社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尊对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有重要影响，可以分为低自尊、高自尊、低自尊―高复杂性驱使型。低自尊驱使型，即自卑。“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4]“他们希望能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景仰膜拜的对象，成为掌握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并且能预言未来，能以无线电和整个世界联络并聆听他人所有的对话。”[5]低自尊源于软弱无力的自己面对强大个体，低自尊的大学生希望通过追求成功来补偿自己的这种无力感。高自尊驱使型，以巴伯为代表的许多学者认为，一个人越健康、越有效应、越自信，就越愿意参加政治活动。显然，自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是紧密相连的，且成正比的关系。那么哪种类型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得成功？齐莱认为：低自尊―高复杂性驱使型的更容易成功。低自尊的大学生能够敏锐地感知他人的反应，高复杂性赋予他与他人交往的敏感和能力，能更大可能地获得社会成功。名望驱使型。“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感觉就像感情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与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没有什么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6]勒庞精辟的阐述了名望导向的作用。那么，大学生需要名望对头脑的支配力，同样，作为一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旦拥有了名望，他就会给大学生提供目标，指明方向，轻而易举的获取大学生的支持。权利驱使型。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将权为动机看作人的天性，大学生也会因人因时因境对权力的强弱可以分为热衷型、冷淡型和普通型。

三、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方式

从本质来讲，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生成过程是大学生政治心理优化过程，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认识、感情与行为组成的一种心理或生理上相互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反映，又是主体理解、同化、内化的统一。大学生和这种处于生成、变化状态的实践相联系，大学生个体的身心状态变化、学习思维的变化、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交往活动的增加，也处在相应的生成、变化的状态当中，这些都成为大学生理想信念生成的必要因素。

（一）群体心理对个体影响的力量

根据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理论，每个人的个性和群体心理有时互相排斥，一旦这个人融入一个群体之后，个体的人格特征消失了，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操和观念，即集体心理。勒庞说：“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7]正因为群体不像个体那样总是顾及自己的眼前利益，它才能创造出人类的文明和历史。麦独孤也认为群体具有同质性，通过相互传染使个体在群体中失去个性。但麦独孤提出了消除群体心理缺陷和改善群体心理生活的五个基本条件，分别是：一些人在群体中担任固定职务是保持群体持续存在的根本条件；个体对群体性质、作用等明确认识是作为与群体的情感联系；群体应该与其它群体发生相互作用，也许是竞争的形式，在竞争中求得发展；群体应该有传统有习俗、习惯，有利于群体的稳定；群体应该有确定的结构，体现在其成员作用的专业化和分工上。弗洛伊德和特罗特认为勒庞和麦独孤没有成功的将领袖的作用和威信表现出来，弗洛伊德：“它几乎没有说明群体中领袖的作用，而我们反而倾向于相反的判断：如果忽视了领袖，则不可能把握住群体的性质。群居本能对于领袖全然不留有余地；他几乎纯粹是偶然被仍进人群中的。也由此得出，不存在从这种本能到需要上帝的道路；这个牧群是没有牧人的。”[18]。这些关于群体与个体的经典论述无不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群体和个体理想信念的生成提供了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

（二）大学生个体认知方式研究

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认知是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认知源、认知的传播过程和传播者的因素。认知源是大学生认识的客观实在、客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由于大学生认识客观实在更多是通过传播者在教室、图书室、实验室传授习得，因而，传播者的权威、动机的可信赖性、吸引力甚至与青年大学生经历的相似性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生成，事实证明：越是卓有名望的榜样人物，越是掌握了某种专业特长的他们，传播效果更好；认知的传播过程是信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式传达青年大学生那里，如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巴克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一张表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记得最为牢实，那么传播者在传播观点时，放在何种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再如，美国心理学家海德的平衡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与他人的观念、准则和理想信念有出入，他会努力寻求使与其平衡，但他们的认知达到一致后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从而导致两人的关系紧张、焦虑，要恢复两人之间的平衡，一种方式就是把两人之间的关系变为无关联，另一种方式是在两种因素之间加入新的归因或新的解释；传播者的因素即自身的理想信念、政治态度、人格特征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和理想信念的生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的生成过程，实质是对我国政治系统所具有的信服和尊崇，包括对国家民族、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过程、政治权威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同意、支持和服从，是从内心深处对政治理想的笃信和奉行。鉴于此，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可通过引导大学生寻求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的结合点等方式，传播、普及和延续社会的政治信念，培养大学生个体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培养大学生个体对我国政治体系的认同、忠诚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1] [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7：61-62.

[2] [美]弗洛姆.生命之爱.[M].王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43-144.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4] [奥地利]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46-47.

[5] [奥地利]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55.

[6]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08.

[7]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55.

[8] [奥地利]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G]//.熊哲宏，匡春英，译.弗洛伊德文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