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力”的背后

观察“国家竞争力”的第一个视角是国际贸易。从这个视角上看，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其对外贸易竞争力。在外人眼里，中国的出口来势汹汹，“世界经济论坛2006年年会”文集中有这样一篇文章《中国和印度的浮现》，文中将中国、印度的出口数据并列，再以美国数据作参照。

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说，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美国的三倍，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中国有朝一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如今“这条巨龙的确在苏醒”。

连老外都这样说，看来我们的“国家竞争力”确实不可小觑。然而主管国际贸易的商务部部长却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

我们的出口“优势”建立在劳工低廉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大量的资源消耗和无节制的环境破坏之上。靠这样的“优势”，国家能有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吗?

听听布什总统怎么说

去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美国竞争力计划”，2月2日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公布了该计划。

这个计划报告指出：“美国的经济力量及其在全球范围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生产并利用最新科技开发成果的能力。”报告将这种能力归因于三类力量：科学研究，强大的教育体系和一个鼓励企业家成长、鼓励冒风险与创新的社会环境。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WEF和IND的视角。它将国家竞争力建立在两块基石上：其一是科学／技术；其二是整体国民素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竞争力计划”源于美国科学院前年10月提出的一个咨询报告――《站在风暴之上》。报告指出，随着高级知识的全球扩散以及低成本劳动力的出现，美国在市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开始受到侵蚀。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力量巩固美国竞争力的基础，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自己的卓越地位。因此，美国目前的最高目标是：通过发展源于天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新工业，为全美国公民创造全新的、高质量的工作。

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报告对中国很重视。报告中提及中国128次，提及印度85次，提及欧盟19次。报告在强调影响竞争力的因素时说：IBM公司最近将个人计算机业务转给中国的一家公司；估计10年内全球约80％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生活在美国之外的工业化国家；中国中等收入消费者将达到5，95亿，中上等收入的消费者将达到8200万。――显然视中国为主要潜在竞争者。

至于美国的传媒，更是裸地渲染这类观点。《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

小时候父母常常说：“儿子啊，乖乖把饭吃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没饭吃。”现在，父母会对孩子说：“女儿啊，乖乖把书念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正等着抢你的饭碗。”

比较起来，国际贸易视角看到了“国家竞争力”的标的，而“美国竞争力计划”则站在美国的立场探寻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深层、长期根源。那我们该怎么办?是跟着WEF、IMD起舞，还是效仿“美国竞争力计划”?

“外部资源”与“比较优势”

《海权论》的作者、殖民者的后裔、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坦率地写道：“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问题在于如何获得这“外部资源的支持”?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生产能力并不低于英国，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英国没有多少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有竞争力。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乾隆的失误在于将马嘎尔尼带来的天体仪、望远镜、地球仪、气压表等视为“奇巧”之物，没有意识到它们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意义，更没意识到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而非“比较优势”将影响其子孙的生存与发展。

于是，文质彬彬的海盗们用炮舰将鸦片贸易强加给中国人。英国棉纺织品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是在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而回顾马汉的坦白，就不难理解“贸易跟着国旗走”其实是“贸易跟着军舰走”，就不难理解西方国家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

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当年德国面对先发工业国英美，有过一场政策争论，一方主张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一方以李斯特为代表，力证自由贸易政策会使德国永远成为先发工业国的附庸，力主由政府主导，用行政权力动员各种资源，强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条道路要求在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政治上采取独裁主义，外交上采取军国主义，同时竭尽全力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国家认同。

德国事实上选择了李斯特的道路，结果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走的也是李斯特道路，结果发动了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侵华战争，这三次战争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它们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今天，当年海盗们的后裔已经学会将坚船利炮尽量隐藏在幕后，而用一套又一套客观而严谨的逻辑推销“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之类理论。被视为正统的经济史宣称，是工业革命使西方的产品更质优价廉，从而取得了贸易优势。2005年12月商务部长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访谈节目中感叹：

“这次WTO的部长倒让我顿开茅塞，突然发现其实欧美对农产品的补贴是不用置疑的。它们自己也清清楚楚，而且成为会议的焦点，而且这个补贴高得惊人，几百倍于我们对农产品的补贴。”

他还具体举例：

对欧盟来说，出口补贴当然就更大了，它有40多亿欧元的出口补贴。在农业的国内的支持方面，美国有80多亿，欧盟有400多亿，日本还有60多亿，而中国是零。

中国棉农大概有5000万人，而我们一年的补贴，所有的补贴加上支持棉花生产的各种类型的措施共五亿五千万人民币，而美国的棉农只有25000人，它的补贴是一年30亿美元。

“日本、欧盟、美国这三家加起来，实际上一年大米的补贴能高达160亿美元。美国是不大种稻子的，但是它一年的稻米补贴就达到了13亿美元，整个稻米的生产成本也就是18亿美元，实际上补贴在它整个稻米的生产里边占了好大的成分。总的加起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为平均一个农民一年3000美元，而中国七亿四千万农民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3000块人民币。也就是说，还不到400美元。”西方传授给我们的理论说，任何阻碍自由贸易的行政举措都会损伤要素使用效率。在世界贸易中，即使对方限制自由贸易，自己单方面取消限制贸易的壁垒，也会提高自己的要素使用效率。然而我们回避了这“效率”是谁的效率，是什么“效率”。那其实是资本拥有者的短期效率。

路在何方?

那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可能选择的道路?

“主流经济学”主张亚当・斯密路线，依靠“比较优势”建立国家的竞争力。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主张改弦更张，走李斯特路线。依靠行政权力，聚集资源，发展核心技术和基干产业。

即便我们能走通这一条道路，提高层次后的生产力，它要求输出的将是飞机、巨轮、工作母机、工程机械、核心通信设备、计算机核心部件与系统软件、生物技术产品、军火等等。而今，我们出口裤子、袜子、衬衫之类东西，都让西方大国惕惕然。到那一天，它们能坐视“中国的小孩抢自己孩子的饭碗”吗?到时，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的“国际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难道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

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正在将全球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人群手中，亨廷顿将这群人视为一种“文化”，并命名为“达沃斯文化”。

“每年大约有1000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

正是“达沃斯文化”的成功导致这个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贫困；导致全球范围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所有的大资本都不得不为争夺市场而剑拔弩张；导致《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克鲁格曼)。然而，人类并没有另一个地球可供殖民，可供我们去开发“外部”市场。

于是，今天摆在各国面前的困境其实已经在预示一个全球共同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大资本冀望于技术突破，冀望于“虚拟经济”。但技术手段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虚拟经济”不过是富人集团内部的。

于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选择什么道路，此后才有基础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竞争力”。

(摘自《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