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养”大社会财富

江阴,一座位于长江边的小县城,如何能够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百分之一的上市公司,二百五十分之一的GDP,三百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五十分之一的“中国500强企业”?连续七年蝉联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第一,江阴是如何开始财富积累得?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帮助江阴紧紧抓住了历史契机,成就了当初这座小县城的财富增长传奇?

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后天积聚的浓郁的商业气氛,最重要的是,江阴的原始财富积累还得得益于当时的财政部门吃透两头,制定了正确的财政政策,明晰自己的定位,及时转换角色,推动了江阴的财富积聚。

财政比银行还有钱

江阴的社会财富积累速度之快,至今都令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员叹为观止,也自愧不如。顾金玉曾是这个传奇的历史见证人与参与者,他自1984年起就任职江阴财政局副局长、局长、地税局局长,在财税系统坚守了13年之久,经历并亲手推动过江阴的原始财富积累,对于江阴的生财之道他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认知。

“江阴是一个完全依靠内生性的原始积累发展起来的地区,地域文化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顾金玉认为,“这跟江阴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 江阴地处江尾海头,长江咽喉,自古就是江防要塞、兵家必争之地。盛唐时期,江阴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埠。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当年巡视江阴黄田港时赋诗赞道:“黄田港口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由此可知,江阴人长于经商之道,是颇有历史渊源的。

顾金玉回忆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江阴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当时有四、五十家乡镇集体企业,但总量比较小,只有几千万的财政收入。但那几年的经济发展以每年20%的速度上升,在他退下来的1997年底,财政收入已经有十几个亿了。

可以说,江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当时的财政政策。当时地方财政是大包干,企业交税也是包干制,每年都有一个定额,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企业承担一定的任务指标。企业贷款也有财政信用担保,只需要财政部门出一个贷款证明即可。

由于财政本身不借款,政府的负债自然也就不多,对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压力也不是很大。企业也主要由五大行业总公司调度,交税都由各行业总公司负责,每年给企业下达指标任务。

财政当时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税前还贷,企业借贷发展。年底除了给国家上交外,企业自已留足6%,剩下的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在会计核算中直接计入生产成本。

1993年分税制以后,江阴还延续包干制直到2000年。当时,顾金玉还兼任江阴地税局局长,他说:“当时财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已放了很多小额贷款,我们当时有一千多万财政资金,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内部银行,每个科室都拿出一笔钱,在自已的系统里放贷款,从1992年开始的小打小闹,到最后的运转资本已经有了三个亿。”

“我们那时候比银行还有钱。” 言语间,顾金玉的脸上充满了自豪感。

财富留在企业 财政不争第一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紧跟国家形势,采取了一些对自已发展有利的政策措施。我们过去讲要吃透两头,一个是吃透上面的政策,一个是吃透下面的实情,根据这样的情况才有了相应的对策。”顾金玉说。“我们采取了放水养‘钱’的政策。财政的作用主要是调剂,保证完成国家的下达的任务,留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顾金玉说。

“当时的政策相对比较宽松,我们采取‘放水养钱’,把财富留在企业,财政不去拿企业的钱。比如,我们的江北靖江工业园区,财政2003年以来都没有拿过园区一分钱,财政、税务各个部门都在那边成立办事处,只搞服务不拿钱,园区今年的产值能达到28个亿。”

“财富大部分都留在企业了,财政对这些企业的监管一个是按照国家的税收上税,一个就是各个行业公司的管理,财政对企业只进行审计。” 顾金玉回忆说:“我们以前的老书记经常讲,别的部门可以得红旗,你们财政不能得,如果得红旗,我就给你们拔旗。他讲上面是个无底洞,下面也是无底洞,老百姓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财政来进行合情合理的调剂。”

据称,当时江阴的40多家企业主要以技术加工工业为主,化工、纺织、冶金三分天下。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扩大规模,依靠传统的放水养‘钱’的政策,对企业而言已经是“小打小闹”了,政府就开始鼓励企业到资本市场去寻找更多的资金,并陆续将原有的乡镇集体企业全部改制为民营企业。

1997年2月,兴澄股份作为首家上市公司在深交所上市以来,截至目前,江阴的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23家。上市公司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量在全国县级市中位居榜首,在国内资本市场中形成了备受瞩目的“江阴板块”。

可以说,深谙市场经营之道的江阴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共同谋划了一场从产品经营到资本经营的跨越。企业也利用从资本市场募集的大量资金,加快了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超常规、裂变式发展。

江阴在起步阶段通过放水养“钱”积累财富,再通过上市来筹集资金,并将地方资本放大得以快速的发展,是否能够在国内后发展地区进行复制?顾金玉说:“江阴的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可能简单地复制。而对于后发展地区,一是上面的政策一定要宽,二是地方的发展要对路,三要逐步培育自已的资源优势,包括人力资源。”

记者手记

民富才是真正的幸福

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一个财富的原始积累过程。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还有特定的区域文化等因素,必然会催生出一些特定的事物来。

如今,当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上世纪成功跨越了“画地为牢”的计划经济时期,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商品化市场经济时代,这也意味着一个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过程的开始。而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先行者们,已然成为了现实社会中的富裕群体。

其中,必然也有很多令后来者诟病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去芜存菁的有益借鉴,也能让后来者不再去重复那些已经发生过的错误。

华夏A股第一县、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第一名、江苏省首批全面小康达标县的诸多美誉,更有华夏第一村的华西村、中国百强村第三名的长江村等具有社会标杆意义的新型农村经济体,令人叹为观止之余,不得不如此慨叹:当地方政府改变了唯我的经济增长观,而将社会发展观作为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长远谋划,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

然而,富裕如此的江阴也不得不直面一个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何更好地进行财富的公平分配?我们发现,江阴已经进入了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发展“瓶颈”阶段:企业资产属性理不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在不断地聚集。

“华西村总体来讲很富,但是钱并没有到老百姓的手里,钱都在华西集团自已的小银行里面,大家都感到很渺茫,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在我们的谈话中,顾金玉如是说

如此,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随之产生:由个人集权控制下的集体财富积累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对集体财富所有者之一的普通人是否意味着一种“掠夺”和“侵占”?

华西村的金塔顶端只站着一个人,长江村高耸的巨型石碑上也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也只能证明一个个体存在的价值,当一群人无奈地被服从、被管理,他们存在的价值也只是增加了一个人的价值而已。

当财富积累完成之后,需要一个平等存在的个人价值之上的幸福感,村强民富只是一个被披上了幸福外衣的称谓,真正的幸福,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