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核验中的工时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责任在中国的推行，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企业利润微薄、工时标准较高且形式单一，一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要求通过延长工作时间赚取加班费，以及劳动监督不严等原因，工时标准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企业在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和验厂过程中难以跨越的障碍。

【关键词】工时 社会责任 认证 验厂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自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后，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产品出口国，一直是国际社会责任运动的重点。在长期的社会责任验厂和标准认证过程中，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标准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工时标准执行问题一直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企业在面临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和验厂时难以跨越的障碍。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核验中的工时问题

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时标准执行情况。鉴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现状，中国的很多企业，尤其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长期以来不能执行国家工时标准。工时问题成为国际采购商和标准制定机构进行社会责任核验的主要问题。

随着《劳动合同法》的贯彻落实，企业执行工时标准的情况有所好转，月平均工作320小时以上的严重超长工时问题逐步减少。但是时至今日，工时超长问题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顽疾，也是诸多企业认为最难以达到的社会责任要求。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社会责任调查组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①，近三分之二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要完全遵守国家规定的工时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企业无法按照规定足额支付加班工资，而加班工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工时标准问题。同时接受调研的一些标准认证机构、采购商也基本认同中国供应商企业普遍不能遵守工时标准这一观点。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企业工时执行情况的核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进入中国的前十五年，采购商通常将社会责任验厂作为制约中国企业的一种手段。他们往往带着怀疑和监视的目光来寻找中国供应商的问题，采购商与中国的供应商企业完全就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关系。企业不能通过标准认证或采购商的验厂活动，就会损失一部分订单或丧失订单。为了维持订单，许多企业不得不通过弄虚作假来蒙混过关，以通过认证。这既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真正改善劳动者权益也无任何裨益。

后来，采购商也逐渐认识到，工时标准执行不好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中国廉价劳动力和高质量的制造产品又是他们不能放弃的。在经济利益驱使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一些采购商也渐渐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目前，针对工时问题，采购商和标准制定机构一般有三种做法：一是按照自己标准所定的原则来审核。例如，BSCI、ETI、EICC等标准都将工时定为每周不得超过60小时，他们通常也是按照这个标准，而不是我国法定工时标准来核查。二是一些采购商放宽对工时标准的要求，只要求企业员工加班是自愿的，而非强迫的。例如迪士尼、玛莎等。三是严格按照中国比较严格的工时制度来核查，如SA8000。许多供应商不得不采取造假的做法来应对标准认证，增加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成本，并由此产生并繁荣了一个帮助企业造假并通过社会责任标准认证的市场。

工时制度执行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工时制度在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长期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利润率微薄使企业大幅降低工时的空间非常有限。我国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都没有价格谈判权，在产业链中处于被动地位。采购商一方面对制造商提出社会责任要求并进行社会责任核查，另一方面，在采购谈判中并不考虑社会责任因素，而以纯粹市场经济规则为准绳，一味压低价格、并提出较高的质量要求和严格的交货时间。长期的恶性竞争使得许多行业近5～10年产品价格几乎没有增长，有的甚至下降。而同时原材料价格上升，人工成本成倍增加，使得利润率越来越微薄，许多企业只能依赖廉价劳动力，尽量压缩人工成本，延长工作时间来维持生产。

员工追求加班工资成为企业延长工时的借口。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一线从业人员大部分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绝大部分学历在高中及以下水平，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这部分人员进城务工主要目的就是能够挣到更多的钱。一般来说，加班时间越长，挣钱越多。所以，这部分工人都非常愿意加班，他们往往工厂、宿舍两点一线，能干多少时间就干多少时间。为此，一些企业在谈到工时问题时，“理直气壮”地辩解：不是我们强迫工人加班，而是工人自己要加班。如果我们不加班，工人赚不到钱都跑了。

在我国南方一些城市，也确实因加班时间的多少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调研组在广东调研期间，发现广东招工难问题很突出，许多企业招不到工，调研的几个较好企业都反映，其工厂要达到机器全部运作的话至少还缺三分之一的工人。这一方面有金融危机后订单增多，人员一时短缺的原因，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许多外来工不愿意在正规工厂上班，而宁愿到一些地下加工点找临时活。尽管这些加工点不签合同，工作条件差，超负荷工作。但是许多年轻外来工宁愿做这些临时工也不愿到正规工厂应聘。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劳累”3～5个月能够挣出一年的钱。

劳动者“愿意”加班究竟是由于工资低“被迫无奈”的，还是为了追求更高收入而“主动参加”的，由于缺乏劳动基准方面的系统、全面研究，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80后农民工对加班的态度有了较大的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很希望加班，因为他们需要养家糊口。而80后农民工在追求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和精神需要。或许新一代农民工的思想和做法应该引起企业的重视，并对工时安排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国工时标准严格，制度单一，不符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灵活性要求。我国自1995年就实施每周40小时的工时标准并沿用至今。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国有企业占据绝大多数。高要求的工时标准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力保障了工人的劳动权益，也比较符合当时的生产安排需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高标准的工时制度不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时标准比我国宽松得多，如马来西亚在标准工时为48小时/周的基础上，还允许每月加班时间最长可达104个小时。

而且，我国工时制度比较单一。除了标准工时制度外，企业只能选择综合计算工时制度和不定时工时制度。但是按照1994年的《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的规定，制造企业一线员工显然不属于不定时工时工作制的适用范围，所以对于企业来说，能够采取的非标准工时制度只可能是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目前，为了应对采购商的企业社会责任核验，企业在工时制度上都采取尽可能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做法。一方面，这些企业订单受国际市场需求影响，生产有比较明显的淡旺季之分，另一方面，标准工时的“严苛”使他们不得不寻求他路。

行政部门执法不力、监督不严，企业存在侥幸心理。执法不力，监督不严，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违反工时制度。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向GDP要政绩的现实，使得他们在劳资纠纷处理过程中，往往将天平倾向于资方。而劳动行政部门是属地管理，地方劳动行政部门直接听从地方政府管理。所以，在前几年，不乏听到劳动行政部门还在赶往企业处理劳资矛盾的路上，就被地方政府召回，不得不打道回府的事例。另一方面，劳动执法队伍人员不够、素质不高、监督不严，对违法行为惩罚力度小，也使企业在工时制度执行上存有侥幸心理。

近几年，随着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日益重视，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升，企业工时严重超长的现象逐渐减少，工时总体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但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对工时制度的长期普遍不遵守，加之恶性竞争对利润率的拉薄，现阶段，企业违反工时制度的惯性仍然存在，虽然在有一定规模的正规企业，这股惯性已经越来越弱。

对策建议

现在标准认证机构和采购商对中国企业普遍违反工时标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短期内似乎问题不大，但是，这毕竟是采购商牵制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必要时，工时问题会被提出来作为采购商谈判的筹码。这在现实中也不乏其例。

另外，我国外贸依存度多年来超过60%，如果严格执行工时标准，短期内会对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造成沉重打击，对我国经济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应从现实出发，进一步加强劳动基准研究，提高工时制度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同时加强劳动监督，严格劳动执法，尤其是对于要求工人超长时间工作的企业，绝不能姑息。正确对待引进外资和维护劳工权益问题，提高企业遵守工时整体水平，积极应对外商的企业社会责任核验要求。

（作者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

注释

①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2010年对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进行了国外社会责任标准在中国执行情况的调查，文章中所称的调查，如未特别指明，均指该次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