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葡政府时期的社团与澳门社会保障

[摘 要]由于历史原因，澳门长期处于华葡分治的状态。在鸦片战争后，澳门华人远离中国政府的管治，而在殖民政权下得不到重视。当地华人通过成立各类社团来对身处殖民统治的华人族群进行社会救助与社会事务管理，经由社团这一组织来弥补澳葡政府对华人社会所缺失的社会保障部分，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是少有的。本文通过对澳葡政府治下的社团组织活动进行研究，探讨在澳葡政府管治时期的华人社会如何在社团的协助下进行自力救济，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关键词]澳葡政府；华人社团；社会管理；社会救济

在澳门社会，社团是华人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组成部分。所谓“社团”，是指经过法律手续成立的、从事经济活动或社会公共事业的社会组织。澳门近代以来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葡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也由此产生了当地特有的社会结构与管理方式。澳葡政府统治时期，澳门的华人社团组织通过与澳葡政府的合作，对当时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华人民众提供了有效的社会保障。

一、澳葡政府管治时期的澳门社会

清朝嘉庆年间，中国政府和澳葡政府皆已陆续取消了关于华人禁止进入澳门城内的禁令，城外的中国人渐渐迁入城内，澳门城内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广东巡抚韩封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奏报：“今年（澳葡）生齿日繁，大小男妇共有三千余口。其华人在澳开铺落业者，男妇共有三千一百余人口。（1）”

在这种情况下，澳葡政府的行为取向开始发生变化。马士（H.B.Morse）在其书中称：“必须谨记，中国人在澳门行使全部管辖权――领土、司法、和财政，但与中国利益无关时，他们经常是不干预的，葡萄牙人无论如何，都经常试图在这个地方行使全部的。（2）1842年中英签定《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在面临原有贸易被大量夺走的威胁下，葡萄牙政府决定在澳门地区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澳门在香港开埠后受到的冲击。1845年11月20日，葡国女王玛利亚二世颁发赦令任命阿马留（JoaoFerreiraAmaral）为总督。阿马留颁令封锁了澳门原本由中国设置的海关行台大门，并驱赶中国海关官员，推倒海关行台大门前的中国旗帜，封存行台的财产；之后又公报，禁止清朝官员进入澳门时鸣锣（3）。从1849年葡督阿马留将中国驻澳官员逐出澳门之后，葡萄牙殖民者全面接管了澳门社会的管治权，葡萄牙开始在澳门实行殖民统治。

澳门人口复杂密集，随着贸易的发展越发壮大，但在澳葡政府眼中，能够被叫做“澳门市民”的，仅仅是基督徒：“基督徒是指那些作为葡萄牙国王的子民而信奉基督教义的人，包括来自葡萄牙的葡人、来自其他葡萄牙管制地区的葡人（印度、帝汶等）、奴隶、土生葡人，以及包括外国人的其他人口类别。（4）”

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澳门虽然因为季风而便利了古代帆船的贸易，但同时也饱受热带风暴的侵袭。在影响澳门的灾害中，台风尤为祸患。如下表1所示，其次数之多可见一斑。

表119世纪澳门灾害统计（5）

澳门历史上数次遭受到巨大台风的吹袭，葡国历史学家施白蒂记载在1874年9月22日，席卷澳门的风灾共造成1700人丧生（6）“海内外两滩，但见尸骸枕藉，俱偃卧于沙石上……刻下盗贼又日肆劫掠，虽经派兵视压，而厥风尚未能息绝，兼居人失业果极者不胜枚举，嗷嗷待哺”（7）。灾后底层民众苦不堪言，而葡国政府在此时却专注于将有限的社会救助资源投放到仅占人口少数的葡人身上。申报对此有所记载：“1874年10月6日：……葡督宪业令以食物拯济，各进西教之穷民庶不至饥肠碌碌耳。”“1874年10月9日：……将劝募寓申之西商大发慈悲，广为捐助，以为赈济抚恤之用（9）。”据零散的资料统计，在1849年，澳门的教徒有4000人，但华人总数却是34000人（9）。到了同治三年（1865），澳门的教徒仍为4000人左右（10），从上述数据中可见，能够得到澳葡政府赈济的居民只是少数，普通华人更不在受援之列。

澳门本地从事慈善事业的仁慈堂此时已成立300多年，办有医院、学校和孤儿院等，然而仁慈堂的服务对象，并未包括华人，以普通华人为医疗或教育对象的基督教新教慈善组织又只是昙花一现，对贫困的居澳华人帮助不大（11）。

澳葡当局在华人的日常生活和娱乐等方面也对居澳华人进行了种种规定：不许华人随便“将垃圾堆放屋旁”（12）“每夜自十一点钟起至翌日早七点钟，严禁华人燃烧烟花爆竹，除华人六所寺庙和华人新年除夕至初三以外”、“如华人或有时演木头戏，今仍准其演，但于城内演木头戏，只限至晚上十二点钟止”、“如华人欲在澳门开摆东洋车，必须先到澳门议事公局领牌，并捐规银一大元”（13）。种种殖民政策下，华人与葡人的种族隔阂越发明显。

澳门的华人社会必须服从葡人管治规定，而当发生社会灾害时，却得不到管治者的救助。在此情况下，华人要自发组成社会团体，实行族群内的互帮互助，弥补政府缺乏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合理不过。

二、在族群分离中建立的华人社团与社会保障

澳门早期华人社团的形成和发展，与澳门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澳门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分为葡人和华人两大社会群体，他们虽然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但“华洋共处分治”的政治格局使这两者之间的真正融合比较缓慢。长期以来，他们各自都按照自己的生活规律和社会圈子惯性而平静地发展着，因此，社团也在这两种社会里各自萌生和发展起来。对于葡国政府而言，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诸多差异导致了澳葡当局对华人事务直接管治的努力遭受了极大阻隔，这种巨大的困难迫使澳葡政府转而寻求间接方式来实现对华人事务的管理。

前文中已有提到，澳葡政府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大多供给基督徒们，华人得到的捐助十分有限，在此情况下，华人自身的慈善社团应运而生。镜湖医院慈善会是于1871年由澳门华商曹有、王六（禄）、沈旺、德旺等人发起并创建，其宗旨是从事赠医施药安置疯残、停寄棺椁、修路救灾赈济、平籴、舍茶施棺和兴学育才等慈善事业（14）。据《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记载，镜湖医院创建之时，澳门的一般劳苦大众，“其处境穷困，生计无依，瘴疾天灾，沦落街头，蹲足于破檐烂屋之中，拾破营烂以寻觅二餐糊口，时遇流疫或风灾水患，满目惨状；善心人士间有善举，怜惜救济，也属人少力微，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葡人对华人事务关注甚少。鉴此，在澳门之慈善人士及商行，发起组织慈善团体，专司医疗，赈灾救济贫苦，也是澳门最早之民间慈善机构”（15）。赈贫济苦一直属于国家的传统职能，但澳门一直处于边陲，可说是“皇恩疏远”，镜湖医院创建之前，澳门并非没有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而是没有专门向社会底层人群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或者说类似的供给严重不足。正如《倡建镜湖医院碑记》所言，一般行医者，诊病需酬金，用药需付钱，或是列价待酬，视为常规，如用贵重药物，治愈重病，则另予酬谢。但若穷苦之人，无力酬谢，则对其治疗和用药，就不会周全（16）。1874年的9月22日与次年的5月31日风灾中，镜湖医院发动捐款，掩埋死难者尸体，处理善后事宜。1983年，澳门灯笼海面，三条船遭遇台风而沉没，300多人淹死，澳门各界捐助善款收埋尸体与处理善后，剩余2000余元，拨交镜湖医院作为救济风灾经费。并于1885年，倡立拯救风灾保善堂，规定日后澳门有海难事件发生，救灾及善后工作托交镜湖医院负责。在镜湖医院的慈善服务范围中，不但有赠医、施药、安置疯残、停寄棺柩等传统慈善活动，而且还有修筑道路、处理澳门居民食水、接收政府转交的难民事务、排难解纷、对外联系，甚至包括敬重字纸、珍惜文化的惜字社（崇文社）。镜湖医院大大拓展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服务范围，其活动领域的广泛性与承担功能的重要性是此前任何民间工艺组织所无法相提并论的（17）。

同善堂是于1892年即清末光绪十八年由华商“遵依华人风俗及依现各善会规矩”，为“269名华人慈善人士及富商为贫困阶层提供镜湖医院不能提供的医疗服务”（18）所成立的。

葡萄牙历史学家徐萨斯在谈到鸦片战争后的澳门社会经济状况时，对其这样描述：“澳门的幸福不但与葡萄牙，而且也与中国相关，殖民地仅有的兴旺的商业基本是由华人主持”。（19）“到19世纪后期，澳门华商已基本控制了澳门的经济命脉”。至20世纪初叶，尽管华人在澳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受到澳葡政府的重视，但在经济上已崛起的华商却长期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在原有的行会会馆之外，澳门近代华商资本家群体寻求创建一个超越行业界限的跨行业联合型工商组织，以维护其共同利益。为体现华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1912年澳门华商萧瀛洲等向澳葡政府注册成立了澳门商会。澳门商会的章程宗旨是：”凡秉公断节视为与官厅判断无疑，无论任何不得上控”。在1911年以前，澳门商人并无团体之设。每遇事故，则假座镜湖医院集议解决。“至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鉴于澳门华商日众，乃发起筹备组织商会，拟具纲领，条陈澳门政府，旋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获葡京批淮立案，名为‘澳门商会’。翌年，澳门商会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首届总理。当时未有会所，暂假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继由康公庙值理会拨借木桥街四号之尝产为会所。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当时中国政府工商部批淮立案。一九一六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又称‘澳门商会’）”（20）。由此可见，澳门商会是一调解行业内部纠纷的权威机构，即它是一个行业性社团组织。澳门商会的成立，标志着澳门以华人为中坚的工商业已有了代表自己直接与澳葡政府进行沟通与对话的民间组织。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期间，是澳门的“中立时期”。由于澳葡政府执行中立政策，千方百计在交战国以及周边多种政治力量之间寻求平衡，使得澳门本地无法存在公开的针对日本的敌对行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也造就了澳门民族主义社团与国内乃至海外华人社团相异的特殊性：只能以救亡赈难的形式出现并活动，而不能有公开直接的抗日名称和行为（21）。救亡赈难社团是战时状态下澳门“中立区”社团发展的特殊形式，也是作为民族主义社团的另一种变体。活动主要为慈善赈济，而不是组织武装反抗或直接参与政治。民间社团内部救济（如堂会、同乡会、炮会等）以及由政府进行个别救济这样双轨并行的社会救济模式在中日战争期间发展为政府与民间社团分工合作的社会救济模式。由政府统一开征收慈善税，用于专门投入救济活动，这笔救济款项通过政府设置的慈善救济机构――慈善委员会与品物统制会拨付给民间社团，交由民间社团组织策划具体施救措施。如同善堂办的“难童餐”、澳门中华妇女会经办的新口岸贫民粥场与望厦粥场均得到政府的拨款资助。“以工代赈”、“以粮代酬”制度也是通过民间工商团体组织实施的。新的社会救济模式摆脱了传统救济模式的缺陷，推进了现代社会福利救济制度在澳门的形成。（22）

三、小结

澳门城市占地虽小，却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缩影。作为被殖民政府管治的大量的位于社会底层的澳门华人，由于文化、政治等因素被隔阂在澳葡政府殖民管治体制之外。基于自保的意识，他们更愿意托庇于华人社团组织，通过社团与政府进行间接性的沟通。澳门的社团因此得到了“拟政府化”这样的发展23，本应由统治者提供的社会保障改由华人社团代管负责。这样的社会现象在近代中国可说是绝无仅有。通过对社团在华人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的研究，可以更深入的理解澳葡政府管治时期，华人的生存状况。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2][葡]施白蒂（BeatrizBastodaSilva）著《澳门编年史：19世纪》，姚京明译，澳门基金会1999年。

[3][葡]徐萨斯（MontaltodeJesus）著：《历史上的澳门》，黄鸿钊、李保平译，澳门基金会，2000年。

[4]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5]娄胜华：《转型期间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6]黄雁鸿：《同善堂与澳门华人社会》，商务印书馆2012年。

[7]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年版。

[8]吴志良、杨允中：《澳门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1）《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东巡抚韩封奏报查阅澳门夷民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第724一725页。

（2）[英]马士（H.B.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14页。

（3）[葡]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8-99页。

（4）A.M.Martinsdo Vale，1997，Os Portuguesesem Macau（1750-1800），Macau：Instituto Portuguesdo Oriente，p.276.

（5）数据来源为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19世纪）》，转引自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6）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5-196页。

（7）《申报》1874年10月6日，载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8）《申报》1874年10月6日及1874年10月9日，载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第255-256页。

（9）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年版，第85-86页。

（10）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4-135页。

（11）黄雁鸿：《同善堂与澳门华人社会》，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1页。

（12）《澳门宪报》1851年5月1日（第25号）。参看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基金会2002年版，第3页。

（13）《澳门宪报》1883年10月20日（第42号）。参看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基金会2002年版，第100页。

（14）吴志良、杨允中：《澳门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15）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年版，第2页。

（16）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年版，第4页。

（17）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18）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75页。

（19）[葡]徐萨斯著、黄鸿钊、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第270、271页。

（20）澳门中华总商会网页：http：//.mo/index.php/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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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22）娄胜华：《1931-1945年澳门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转折》，《民国档案》2007.1。

（23）娄胜华：《变革与分化：澳门民间社团发展》，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08-2009），澳门基金会，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