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农村养老

近日，养老保险并轨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约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农村老人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农村老人贫困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比率也是城镇的3倍以上。随着青壮年人口大批“外流”、被占用耕地越来越多，农村养老问题显得愈发紧迫。

养老金不够花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

这其中，农村老人占多少比例？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老年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朱祥福的家庭是典型的西北农村家庭，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他家在当地还算不错，老两口没什么大病，儿孙都在身边，其乐融融。

朱祥福半辈子都没闲着，老了依旧闲不下来，除了带孙子，他还养了8头猪。每年靠养猪，他能挣一万多元钱。这笔钱朱祥福存得好好的，他想，自己都60岁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了，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也不能全靠儿子，趁着自己还行，能多挣点就多挣点，尽量减轻儿子的负担。

自2009年我国制定全国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约3.25亿中国人得以享受退休福利保障，朱祥福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时，朱祥福已经56岁了，按照规定，他只用交满四年，便可每月领取85元养老保险金。

对朱祥福而言，这笔钱就像是一笔意外之财，只是并没让他太“激动”。他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地的消费水平，每月要买20斤面，还要买菜和柴米油盐，一个月得400元才能养活自己。“有当然好，就是低了点。”朱祥福憨厚地笑了笑，“就算不用买粮食，85元还是不够呀。”

朱祥福所在的城西村毗邻贵德县城，因迅速城镇化，如今村里仅保留了少量的农田，大部分村民的生活跟城里人没什么两样。失去土地的朱祥福一家，生活来源主要是两个儿子在附近县城打工的收入。

按当地养老金的缴纳标准，100元至500元分5个档次，每提高一个档次，政府补贴只增加5元。参保人若交100元，政府补贴30元，参保人若交200元，政府就补贴35元，参保人若按照最高档次缴纳500元，政府也只补贴50元。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调研报告显示，2010年，农村能够依靠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仅为4.6%，而这一比例在城乡老人间的平均值为24%。一位老村民说，“没病时还可以，有病麻烦就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约有40.7%的城乡老年人靠家庭供养。在农村，这一比例更大，占到47.7%。

中国的养老自古以家庭为单位，在农村，这样的养老方式更是代代相传。一栋房，一座院，几亩土地，一大家人，这是农村家庭普遍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以及老龄化势头的加快，农村原本的家庭结构正在逐渐缩小化、核心化，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正在逐渐向三口人或者四口人为单位的小家庭模式转变。再加上经济转型期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家庭养老功能退化的现象在农村日渐凸显。

陕西省岐山县青化镇焦六村，72岁的魏文德是个独居老人，老伴已经去世几年了，两个儿子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云南经营火补生意。按说儿子们的经济状况较好，魂文德不必再继续种地，但他却说，“咱就是劳碌命，闲不下。”于是，他一个人种了全家的12亩地。和村里很多老人一样，魏文德年轻时跟着生产队干过很多重活，落下了关节疼的毛病，一到天阴下雨，腿疼得连家门都出不了。但到了农忙的时候，贴片膏药、吃点止痛药，他照样得扛着锄头下地干活。老魏说，他们村里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都有老年病，每年夏收、秋收两季，这些老人们舍不得花钱雇人，只能自己慢慢干。

这里的农民大多住在靠近县城的河滩边，家家都种着甘蓝，养着黄牛、布尔羊。由于子女外出打工，老年人不得不继续承担繁重农活的现象极为普遍。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不仅要忙地里的活，还要一天几趟地去县城卖菜。

农忙时，农村老人是主力军，尽己所能帮家里增加一些收入；而在农闲时节，坐在背风向阳的角落聊天、“晒暖暖”，就是多数农村老人的休闲活动。

这些老人干了一辈子农活，他们不像城里老人那样多才多艺，所以也不会用“广场舞”或者“去公园锻炼”来丰富自己的生活。村民邓登科说，儿孙都不在身边，老人们都非常寂寞空虚，也不爱走亲戚，去哪里都怕成了别人的拖累，所以只能以这种方式熬时间。

近年来，覆盖城乡的新农合与新农保政策已经让农村老人不再担心手头没钱花。在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后，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关注应该转向更深层次。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就现阶段而言，建立守望相助的老年人协会，让老年人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改善农村老年人处境的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2004年以来，我们又在湖北荆门三个村试点建立了老年人协会，效果也十分显著。一方面，老年人协会将老人组织起来开展各项文艺活动，丰富闲暇生活，使得老年人感受到一种自我参与、自我体验的愉悦，真正做到‘老有所乐’；另一方面，这些老年人群体是村庄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可以充分发挥余热，为村里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做到‘老有所为’。协会真正成为了农村老年人自己的组织。农村老人较为保守，缺乏参与集体文化活动的热情，还有一些老人总是忙于地里的农活，因此文化活动每次都有老年人协会的负责人出面张罗。这种温暖的感觉，只有老年人才知道其珍贵。”

土地养老受冲击

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政府应是责任主体

面对渐渐“老”去的农村，我们该怎么办？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等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表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

“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和城镇居民一样，由‘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并且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

“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则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

对一些“空巢”现象突出的农村，老人养老该怎么办？穆光宗的想法是，加快农村敬老院的转型，使农村的“分散养老”变成“集中养老”，给农村“空巢老人”打开一条绿色通道。

这与丁智勇的建议不谋而合。

“可以利用农村老年活动室或闲置的校舍，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丁智勇表示，“由村委会或农村老年协会具体运作。在生活、医疗、护理、文化生活等方面，重点考虑高龄、空巢和失能困难老人的需求，并积极促进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各地政府已经开始探索这种新型农村养老道路。比如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利用村庄闲置的场所，建设起了“日间统一照料、夜间分散居住”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湖北恩施建立了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动中心，进行“农村互助式养老”。

“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穆光宗最后说，“这可能是理想的说法，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联起手来’，但这首先取决于中央的蛋糕做得多大，否则就是空想。我们适度普惠性的福利，不应该忽视老年农民的共享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