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摘要：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刘歆；经今古文之争；目录学；古文经学派

西汉时期，我国古代学术思想领域发生了两次大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由董仲舒提出，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结果是确立了入学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第二次革命是由刘歆挑起的经今古文之争。汉哀帝时，刘歆要求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为官学，从此掀开了经今古文之争的序幕。经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革命的深化和发展，是儒家内部学术思想的斗争，这次革命最终确立了古文经学在我国古代思想学术领域的正统地位。

刘歆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伟大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与他的父亲刘向完成了我过图书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国家图书馆藏书校对工作，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比较详细系统的提要书目。他的书目反映了他的思想，并被用来确定古文经的地位。虽然刘歆创建古文经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主要借助王莽的政治势力确定了古文经学的官学地位，但是，他在校理秘府藏书时，就已经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

经今古文之争的最直接原因是秦始皇“拨去古文，焚灭《诗》、《书》”。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诗书，禁止诗学，造成儒家“六艺”，即《易》、《诗》、《书》、《礼》、《乐》、《春秋》，遭受了重大损失，经书全部都残缺不全了。“《书》缺数十篇”；“《礼》散之颇多”；“《诗》亦有缺矣，《易》……失说卦三篇”；“《春秋》亦诸史之一，是《春秋》因秦火而失之证也”[1]。经过这次灾难，儒家经典过去流传的版本已很难找寻。

汉朝建立后，许多经书只有靠秦代的老博士或其他懂经之人凭记忆才得以流传。这些经文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而成，后来被称之为今文经。

虽然秦始皇以严刑峻法禁毁儒家经典，但民间仍有大量的古文经藏书。《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2]《史记・六国年表》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3]。这些在先秦时期已用古文字记录成书的儒家经典就是古文经（包括经文和传文）。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至汉哀帝时刘歆要求设古文经博士，今文经学意旨占据着西汉教育和学术的垄断地位。虽然这时期民间不时有秦火残余的古文经书被发现，如“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4]，但是，这些经书基本上都上交官庭，深藏秘府，没有在世上流传，因此，其价值没有被世人发现，也就难以对今文经学构成威胁。

汉成帝时，成帝“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5]，刘歆协助他父亲校对秘府藏书，并在刘向去世后统率众人，完成了校书大业。“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歆以为左丘与圣人同，亲见父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4]即刘歆校对秘府藏书时发现了《春秋左氏传》，并认为该书的作者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更能深切地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本意，而公羊和谷梁生于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后，并且他们的传是靠口说流传下来的，远不及以文字加载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左传》详细可靠。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刘歆认为古文经的价值高于今文经，并促使他在哀帝时与今文经博士争论，争立古文经博士和争立古文经的官学地位。

二、整理图书为古文经学立于官学打下基础

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初置五经博士。这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5]的博士都取消了，只有儒家的五经博士做为官学流传下来。《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者靡然乡风矣。”又载，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为立博士弟子员五十人，郡国县道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可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6]成为博士弟子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博士更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待遇。今文经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形成了垄断地位。

今文经是博士们教授学生的教材，宣扬其学说的经典。在今文经博士的心中，今文经书是不容他人置疑的。动摇了今文经书，也就动摇了他们的学说和出将入相的基础。而且，在他们看来，《春秋》辞简义隐，“微言大义”，他们以阐述“微言大义”为主，而“微言大义”是人言言殊的，加上他们诱于官位利禄，穷年解经、注经，试图以此“俯拾青紫”，因此，今文经学流于空疏、烦琐和穿凿附会。汉代统治者认为诱必要对今文经学进行整理，于是诏刘向、刘歆校理秘府藏书，“孝成皇帝悯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这说明刘向、刘歆奉旨校书的目的是为中央藏书选定正统，淘汰异端。

刘歆校理的秘府藏书，相当于后世的国家图书馆藏书。他在秘府中发现古文经书，并判定其学术价值远远高于今文经书，于是他利用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藏书的权威地位，涉足思想领域，宣扬自己的主张。他采用三种方法肯定古文经学，否定今文经学。

首先，以古文经书校今文经书。这是他从他父亲刘向处继承得来，用这种方法，他指出今文经书的缺漏之处。这不啻于向今文博士们宣告：你们手中的经书是残缺不全的，有待于古文真本得校补。

其次，在《七略》“六艺略”中将“六艺”的古文经传于金文经传并列，如《春秋》不仅有今文经学的《公羊》、《谷梁》，还有古文经学得《左氏传》；《诗》有经文经学的鲁、齐、韩三家，也有古文经学的《毛诗》。[2]这表示刘歆想通过确立古文经书在国家图书馆得合法地位来达到将古文经学立于官学的目的。

再次，《七略》不收今学博士得讲义。《汉书・艺文志》上没有一篇垄断当时学术和教育的今文博士的讲义。《七略》是汉代国家图书馆藏书的提要书目，而就竟然不收录当时金文经博士的讲义，这说明刘歆不承认今文经学的学术价值，并希望通过校书和编撰书目将今文博士得讲义从国家藏书中剔除出去。

这说明中国古代目录学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结合在一起了，并成为古文经学家与今文经学家斗争地重要武器。

三、古文经学派地思想来源于《七略》

刘歆不仅为古文经学地确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他对古文经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七略》对古文经学派地影响上，即古文经学派的思想来源于《七略》。

《七略》是按照六分法进行分类地系统目录，它与《别录》著录的图书几乎包括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重要书籍，它将所著录地这些图书分成六大类，六大类之下又分成三十余种小类。这样就把众多地图书组织到一个组织严密，并具有高度学术水平地系统之内。它又在书地前面加上全书地叙录，用以说明书中每个大类和小类的图书内容及学术思想流派。《七略》首先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经过组织的系统地文化大视野，在当时文化交流不发达，学者只知自己师承对策情况下，它对学术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古文经学派的最终形成一般以西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为标志。《七略》的成书年代已不可考，但从刘歆移书后便被贬为河内太守而不是在京师来看，《七略》应当完成于移书也即古文经学派形成之前。《七略・辑略》：“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ヂ摇…”同样的事在《移太常博士书》中记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阵，孔子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4]通过对两端文字的比较，可以看出《移太常博士书》受《七略》影响的痕迹。所以说，古文经学派综观全局地整体观念正是在《七略》的影响下形成的。

刘歆继承其父亲的传统，在校书、编书目时，总是先把一书的不同版本聚集起来，然后一字一句地辨别它们之间地差异，从而比较书地优劣，择善而从，写成一个权威的定本。对一部书的不同版本能客观对待，其长，对不同学派的各种学说也是如此。如当时学者认为诸子百家是离经叛道之说，而《七略》则将它们列为九家加以介绍，并认为“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7]甚至对当时“君子弗为”的小说家也加以介绍，并认为“如或一家可采，此亦刍C狂夫之义也。”[7]这对古文经学派客观地对待各家学术，博采众家之长的观点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见，古文经学派的思想、观点主要来源于《七略》，至少是来源于《七略》的编撰过程。

总之，刘歆在校理秘府藏书时，发现了古文经，并认识到了古文经优于今文经的地方。他利用自己校书和编写书目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并以此影响当时学术思想及后来古文经学派的发展，这也正体现了章学诚所说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传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虽然《七略》已经亡逸了，但基本采用《七略》编写而成的《汉书・艺文志》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汉书・艺文志》也可以说是《七略》，之所以能受到古文学者的高度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歆把校书和编写书目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结合到了一起，既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