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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短篇文言小说集,其中收录了作者创作的近500篇作品,而在这其中,就有差不多近250位女性出现,塑造了数以十计的经典女鬼形象,本文试图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探讨为何他的笔下会有如此多的女鬼。
关键词:女鬼;客观原因;主观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20-02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短篇文言小说集,其中收录了作者创作的近500篇作品,而在这其中,就有差不多近250位女性出现,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女鬼形象,如《聂小倩》中的小倩,《窦氏》中的窦女,《小翠》中的小翠,等等,性格各异,命运殊途,生存不易,基本涵盖了我国古代女性的生存特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蒲松龄为何如此钟情于对女鬼的描写,这其中有些什么样的原因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原因上来说,首先,这与我国古代女性的生存境遇有很大关系。我们都知道,我国是一个深受礼乐文化思想浸润的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妇女所受的压迫最重,女性的生存地位远在男性之下,孔子就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汉朝以来,随着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的确立,针对妇女而制定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使得女性的生存地位日益萎缩,生存状况也变得异常恶劣。及至明清,程朱理学的兴起,更是对女性的控制大大加强了,女性完全沦为生活的奴隶,没有个人的自由选择。生活上,要遵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婚姻上,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有礼,则柔从听待,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1],所嫁非人与否由不得自己,丝毫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否则便是违背纲常而视为异端。在这样的生活大环境之下,必然会有不知道多少的哀怨情仇、孤独苦恨,乃至因恨而终、含冤而逝。而这些不可阻挡的社会悲剧在客观上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类丰富的题材来源与艺术形象,作为“人学”的文学也不可避免的将生活的影子经过加工改造表现在其创作之中文学艺术的源泉。曾经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2]。因此,在《聊斋志异》中我们能看到,十五年华的伍秋月,因其父相信“易数”之说而认为其“不永寿”,终不许人而致使其“夭殁”,遇人不淑的章阿瑞生活不顺,“误适荡子,刚愎不仁,横加折辱,愤悒夭逝”[3],纯真貌美的窦女被地主南三复诱骗玩弄后抛弃,当她带着私生子去找到南家时,因关门不纳而母子双双冻死。这些故事并非现实存在,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女子生活的悲惨。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由家及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使得传统思想文化中那种重视人伦、亲血缘的宗族观念以及勤劳务实、孝亲敬祖、聪慧贤能的行为品质贯穿于人们的思想行为等各个方面。正如黑格尔指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4]作为男尊女卑意识形态下的女性,根本无法反抗礼教带来的极度束缚,也在正统思想的影响下理所当然地具备了这种宗族观念与优良品质。而且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或站在美教化的立场,或站在厚人伦的立场,或站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立场,也会有意无意对这些传统美德加以描写和表达,因此,我们同样能在《聊斋志异》中看到这样的故事。如《湘裙》中的晏仲偶入阴间,见到了其死去为鬼的嫂嫂,其嫂对他是非常关切的,她见晏仲与寄居在哥哥家的鬼女湘裙互有好感便想办法从中促成此事,最终成功促成了小叔子与湘裙的婚姻。她虽然已经为鬼,但对小叔的婚事尽心尽力,处处表现出一个嫂嫂的贤惠之处。狐狸精小翠,因其母避雷而受王侍御的庇护,她特作为王侍御的痴儿为妻以报恩,屡救王家于危难之中,并且对王元丰一片深情;《公孙九娘》中莱阳生的甥女幼年丧母,由舅家抚育成人,她对舅母姑母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因为受到于七一案牵连被处死,但是她为地下之鬼后对人间的亲人仍十分关心,在其舅莱阳生来到她所住的鬼村中时,她流着眼泪在门口迎接,一见面就“遍问妗姑”,询问舅妈姑妈的情况。在阴间的朱生向她求婚时,她要“得舅为政,方此意慊得”,表现出子女对长辈的尊重。
此外必须注意到,在元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逐步兴起,以及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出现,文学作品的面貌也随之得到改变,市民化的俗文学成为了文学中的主流,志怪传奇小说也随之出现兴盛的势头,有瞿佑的《见灯新话》,李祯的《剪灯馀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等等一大批志怪传奇小说,志怪传奇小说的兴盛是《聊斋志异》这一小说多女鬼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俗文学的兴起使得广大劳动人民乃至人们贵族们把娱乐对象逐步由艺术形象而移到了通俗形象上,奇异灵怪也成为了人们的消遣关注之处。同时也应该看到,女性这一文学表现对象一直是文学创作和接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阵地,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生活里,女性是一个懦弱的被男性所欺负的角色,以女性作为作品主角,因此更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让受众产生好感并由此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于是,奇异灵怪和女性相结合的女鬼形象便自然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使得“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5]。除了《聊斋志异》之外,在这时期其他很多作品中为我们也能看见女鬼形象,如戏曲《倩女离魂》中的倩女,小说《绿衣人传》中的绿衣女鬼,《秋夕访琵琶亭记》中的郑婉娥等等,时至今日,仍然有其艺术感染力。
从主观原因上讲,这和作者蒲松龄自己的人生际遇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蒲松龄才思过人,他19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而声名大震,受到了当时做山东学道的文学家施润章的赏识,然而此后却屡试不中,直到古稀之年才援例取得岁贡生的科名。“十年寒窗苦,一朝得意回,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些都是传统知识分子们汲汲功名、锐意进取的思想体现,和很多儒家知识分子一样,蒲松龄胸有书生功名之志。然而科举道路上的艰难,生活上的艰辛,以及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社会的黑暗,使得蒲松龄有了一种怀才不遇、知音难觅的孤独感和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与愤懑之情。所谓“宝刀赠烈士,美女配英雄”,他在落魄中渴望一种才子佳人式的理想状态,渴望得到知己的理解与赏识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如蒲松龄自己所云“天生佳丽,因将大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绔,此造物所必争也”[3]。然而终是没能够,作为宝刀也好、作为千里马也好的蒲松龄始终是落寞于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生活的落寞于是很容易在蒲松龄的创作中得到表现,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们在生活中或是由于社会原因,或是由于自然原因,实现不了某些愿望,文学给与替代性的满足,使他们疲倦的灵魂得到滋润和养息。”[6]于是,我们便能够看到小倩在执行妖命用色相和金钱迷惑书生宁采臣时,发现其堂堂正气而千方百计帮助他脱险,并且甘愿嫁入宁家做妾;龙宫晚霞随阿端来到人间,使阿端一家一夜暴富;落第士子柳生于归途中邂逅洞庭湖主,后者赠他黄金十斤,转眼之间便获得了富贵,又赠他水晶界方一握,又将王妃侍女赠他为妻……当我们感叹这些女子的美丽与书生的幸运时,作者也在其自己虚构的场景中得到了灵魂的安放与自我价值的确认。
于是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到,正是在这些客观和主观原因的作用下,我们才有幸看见了一代文豪蒲松龄笔下这些深入人心的花妖狐魅,她们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之中不可多得的经典艺术形象,也是文学史上不老的女星。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著[M].北京:中华书局,1979:193.
[2]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0.
[3]蒲松龄.聊斋志异[M].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177,128.
[4]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65.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36.
[6](奥)弗洛伊德著,张唤民,陈伟奇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