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银行业危机再回首

对于亚洲银行业来说，危机导致了不少银行的倒闭和重组，也使得亚洲银行业格局发生变化。

十年前，金融危机迅速在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奇迹和学习典范的东南亚以及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爆发和蔓延，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成为危机的重灾区。十年以来，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从未停止，而且是常思常新。到目前为止，人们关于这场危机的观点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三派：一是内部因素派，即将原因归结于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内部政治经济的基本面和政策面的漏洞；二是外部因素派，即来源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私人资本流动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三是中间派，即将前面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解释，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于泰国、印尼、韩国等国家来说，既是一场货币危机，也是一场银行危机，同时，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更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危机暴发后的东南亚银行业，不少银行的倒闭和重组，外资银行也有机会乘虚而入从而导致东南亚银行业格局发生变化。同时，为了挽救银行业，各国都建立了虽然名称各异却都是针对问题银行的专门托管机构；为了建立金融安全网，存款保险制度在东南亚诸国纷纷建立；为了强化银行体系的安全，加强风险监管成为普遍的做法；为了减轻对银行融资的过度依赖，而积极发展债券市场；为了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对金融业都进行了全面规划。

脆弱的银行体系

客观地说，在危机发生前，这些亚洲国家银行体系并非一无是处：银行的资本充本充足率普遍达到8%的标准，比如当时泰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9.6%，韩国为9.1%；90年代初期，东南亚银行体系开始朝巴塞尔协议方向努力，实施有效的银行监管的某些作法，如泰国就在1993年就实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此外各国也都开始了各种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这些改革还受到IMF等国际机构的普遍欢迎和看好。但是尽管外在的表现不错，银行的行为模式本身却没有根本变化，因此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银行体系就变得不堪一击。

这些危机爆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在金融体系中，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导致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1996年底，印尼商业银行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高达84%，泰国的这一数字为64%，如果将其他银行类的机构加在一起，比例还会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出了问题都会对银行业产生不利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是在银行内部信贷管理水平差的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银行信贷在风险管理上要么过份依赖于抵押品，而对借款人的资信和项目本身的现金流缺乏了解；要么过份依赖于借款人的声誉，对上市公司进行信用贷款而不需抵押品。正是基于这种现状，使得房地产贷款增长很快，因为房地产本身就是一种较好的抵押品。

三是银行业的自由化与监管水平的变迁不相适应，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与内控机制不健全，以及没有建设一个良好的金融安全网。

印尼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开始于1988年10月的印尼银行改革放松了对银行准入的限制，于是银行机构迅速扩张，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印尼新成立了73家商业银行和301家分支机构。1991年2月审慎监管被引入，但事情并没有按照政策当局的意图演变，首先并没有发生多少并购和重组事件，其次资本充足性要求等监管措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商业银行的股东并没有承诺积极地增加资本，这些都可以归咎为负责银行监管的央行――印尼银行没有足够的独立性。中央银行不能对那些与政治联系紧密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1997年以前，按资产来说国有银行约占市场份额的50%，但国有银行由于政府干预而管理不善，这些银行的贷款往往流向了与政府相关的企业或某些特别部门，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但与此同时，作为监管部门的印尼银行却很少对国有银行进行过现场监管。

当时对于印尼银行业自由化的改革，IMF等国际机构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但也有人指出，严重的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对印尼银行体系影响甚深。此外银行体系中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的低下，关联交易和房地产贷款产生的不良资产以及大量的私人海外借贷都是印尼金融脆弱性的重要表现。

韩国1994年为加入OECD取消各种资本流出入管制。同时，由于担心海外资本受高利率吸引而大量进入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放宽了银行短期借贷，但是限制公司的海外借贷。受利差的影响，来自外部的银行资金通过本国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借给国内的大公司，于是使借款出现了期限和币种上的双重错配。1996年，韩国的总对外负债中的60%是短期负债。

注资、重组与救助

泰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处理银行危机的行动也比较迅速。1997年8月5日，为了增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利益，泰国宣布对在泰国境内的银行存款提供无限担保。1997年6月泰国成立次级抵押公司（SMC)，并于10月成立金融重组局（FRA)和资产管理公司（AMC)。金融重组局在1997年12月8日，关闭了泰国56家金融机构，并将这些机构的资产分为两个部分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理，一类是证券、贷款类的核心资产，占总资产90%；另一类则是办公设备、汽车之类的非核心资产。到1999年底，核心资产处置完毕，处置回收率达到账面资产的25％～30%。泰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于1997年11月成立，它是这些财务公司未出售资产的最后收购者。

向外资银行开放是泰国吸引新资本的主要做法。1997年6月27日，泰国政府修改1962年商业银行法的紧急条例，允许那些重组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持有100%的股份。特别是，外资可以收购那些本地法人金融机构的多数股权。为了进一步加强银行体系，泰国政府在1998年8月14日宣布了一揽子方案。包括：加快银行和财务公司的并购，鼓励私人进入银行体系，让公共基金注资有问题机构，培育建立私人性质资产管理公司的框架等。由于泰国银行业危机处理得早，所以成本不是太高。

泰国金融危机暴发后，印尼货币岌岌可危，贬值压力非常大，印尼央行最初采取干预行动，但无济于事。1997年8月14日，经过了一系列连续的干预后，印尼银行终于放弃了对货币卢比波动幅度的干预，让其自由浮动。由于印尼私人部门有大量外债，1997年非银行部门的对外负债高达781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银行部门和政府对外负债的总和，货币贬值以后印尼资本流出的压力骤增，并直接影响到银行业的流动性。同时，由于印尼在危机之初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银行危机的暴发就在所难免。

1997年10月1日，印尼政府向IMF请求援助，月底，IMF答应提供100亿美元的备用信贷，附加的条件是印尼要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根据IMF的建议，1997年11月1日，印尼银行关闭了16家困难银行，占其银行总资产的3%，同时加强监管。由于此时印尼尚未有存款保险制度，政府给每一个存款者上限为6000美元的保护。财政部和央行还宣布今后不会有新的银行倒闭，这个本来旨在安抚存款人的行动，却因为对存款人的保护不透明、保护程度比较低，倒闭政策不透明，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导致存款人纷纷将资金从他们认为有可能倒闭的私人银行取出。资本外逃同时发生，1997年印尼资本净流出120亿美元，而1996年还有115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入。为了支持银行体系，中央银行不断提供流动性，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快，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从1997年四季度的5.7%增加到1998年的一季度的25.1%。

1998年1月15日，IMF与印尼签署了第二个协议，要求印尼建立一个隶属于财政部的印尼银行重组机构（Indonesian Bank Restructuring Agency，简称IBRA)。财政部宣布对所有本地法人银行的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给予完全保护，即所谓的无限承诺。而IBRA则是执行这一政策的具体机构。1998年4月4日，IBRA为14家最差的银行提供支持。对其中最大的7家银行进行接管，并行使股东权益，此后，又关闭了接管的7家大银行中的3家。1998年8月21日，印尼决定对国有银行进行注资。一个月后，将四家国家银行合并成一家，使之成为全能银行，并把其他一家银行的公司贷款业务转入其中。1999年3月13日，政府组成联合机构对现有的银行进行评估，以确定这些银行是继续生存、关闭还是需要接管和注资。随后又开始了针对私人银行的注资计划。

印尼在危机中对银行业的救助行动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首先，开始的时候没有预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试图用央行的再贷款来解决流动性问题，这种治标的保守疗法只凭空增加了成本。第二，先国有银行后私人银行的作法反而有损于银行救助的效果。因此，导致印尼银行业重组的时间被拖得太长，救助成本也过高。

1998年4月1日，韩国宣布对商业银行与商人银行（后来扩展到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机构）采取迅速纠正行动。这项行动要求资本充足率低于2%的银行必须采取如下改进措施：核销资本，暂停营业，与其他机构合并，或将有关合约转移到健康银行。为了对付民众的恐慌，1997年11月25日，对存款保护法进行修改，根据修改到2000年底，所有存款和利息都能获完全保险。同时改进银行公司治理，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任命外部董事，建立审计委员会和委任合规官，商业银行要公布季度盈利报告并提足拨备。此外，金融控股公司也被引入，将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从4%提升到10%。到2003年1月，韩国金融机构的31％约659家金融机构不复存在，其中，商业银行从1997年的33家减少到16家，30家商人银行也只剩下3家。

我们同时看到，东南亚各国在危机中除了对银行采取相应的救助机制外，制度建设也是实施救助的重要内容。包括强化监管，以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印尼）、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马来西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健全征信制度（印尼、韩国）、实施金融发展规划等（马来西亚、泰国、印尼）。

复苏、繁荣与隐忧

亚洲金融危机暴发至今已经有十年，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恢复，亚洲银行业似乎比过去更加稳健，也更具盈利能力。

从资本充足率来看，2006年，印尼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20%，泰国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3.85%，韩国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2.31%，马来西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0.3%。特别是，拨备率都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基本能覆盖相应风险。2006年韩国商业银行的拔备覆盖率达到了188%。

从资产质量来看，各国都得到了迅速改善，其中韩国改善得最好，2006年韩国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泰国下降到5%以下，马来西亚与印尼虽然不良率已低于10%，但仍然超过5%。这表明，危机过后，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改善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盈利能力来看，即使在利差有所缩小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都在不断提高。印尼银行业的ROA（资产收益率）在2002年就达到了1.92%，ROE（所有者权益收益率）达到14.8%，此后这两个指标分别保持着2%和20%以上的水平。近两年韩国银行业的ROA都在1%以上，马来西亚银行业的ROA则都在1.3%以上。

从银行的市场结构来看，东南亚的银行业呈现出两个趋势：银行数量的减少和分支机构的增加。以印尼为例，2000年时有151家银行，到2006年也只有130家；而分支机构在2000年时为6059家，到2006年增长到9110家。在韩国，1997年底有商业银行33家，而现在只有商业银行13家，其中大银行7家，6家地方性银行。

但是，近年来亚洲诸国的银行业又面临着业务转型和模式转换的新问题，对此各国银行都在适应之中。随着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银行业在融资结构中的地位正在下降。面对这种挑战，银行不得不向中小企业、向居民寻求业务机会，不得不向中间业务去寻求发展。这是东南亚银行业面临的新问题。

对于目前的亚洲银行业来说，更大的风险可能还是来自外部：

第一，导致金融危机的老问题依然存在。

国际游资规模更大，对其仍然缺乏有效监管。金融全球化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加大了。根据BIS的统计，到2006年底，国际债券余额达18.43万亿美元，比1996年底的3.26万亿美元增长了4.65倍。2006年6月，全球衍生品交易额达370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在1998年6月只有72万亿美元，增长了4倍。根据IMF的统计，2005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为6万亿美元，而1995年则不到2万亿美元。2005年流入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证券投资流入总量为2万多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1倍多，净流入量为4700亿美元，由于官方净流入为负数，因此净流入表明主要是私人资本的增加，这表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对私人投资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中，其中不少是游资，而且还有一些游资通过经常账户混入其中，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私人资本的逆转发生的，为此如何监管私人资本流动就成为亚洲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曾在清迈倡议中达成共识。然而，直到今天监管私人资本流动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06年年底泰国的金融风波就是因为政府出台管理短期资本流动的措施造成的，这再一次表明监管私人资本流动需要国际合作。

金融体系依然脆弱。虽然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有了一定的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建设有了一定的改善，但金融业的发展基础还很薄弱。从金融结构来看，银行体系起主导作用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如2005年，菲律宾银行业资产仍然占金融总资产的80%，债券市场发展较好的马来西亚银行业资产仍然占金融体系总资产的比重仍高达70%。2006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仍有94％的融资额通过银行，发行债券只占0.5%，发行股票只有5.5%。在银行信贷资产中，住房信贷占比仍然较高，由于东南亚新兴经济体银行风险管理和定价能力的缺陷，住房信贷的风险正在暴露出来，2005年底，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住房信贷的不良率已经接近10%。

此外，根据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对东南亚危机国的评价，虽然某些国家金融结构的风险程度在下降，但仍然保持着较高的风险系数。1997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风险系数分别是67.9、85.7和71.4，目前则分别降低至53.6、68.4和70.4。印尼与韩国的金融结构风险反而在上升，前者从78.6上升到89.8，后者则从35.7上升到69.4。

汇率缺乏稳定基础。在亚洲危机之前由于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达5%左右，货币而临贬值压力。在全球失衡的情况下，亚洲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5.6%(东南亚)和6.9%(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蒙古)，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货币升值的压力，按照真实贸易加权计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在经历了2004年2.8％的下跌之后，在2005年上升了1.5％，2006年升幅为1.7％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诸经济体应吸取教训，加强对话，协调行动。虽然有些国家货币当局在危机之后就提出了建立联合的钉住一篮子货币和类似欧洲货币体系等安排的建议，希望保持该区域货币汇率的稳定，但到目前为止仍停留在讨论阶段，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就连通过对话来实现汇率政策协调的努力也做得不够，因此，汇率政策协调尚有很大空间。

第二，诱发金融危机的新问题更值关注。

金融合作滞后于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目前东南亚区域内贸易比重已经超过55%，特别是东盟自由贸易区、多个“10+1”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东南亚经济联系越发紧密，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垂直供应网络。但是，金融合作仍然处于较低层次。亚洲内部的相互证券投资增长缓慢，相互投资规模仍小，2004年，亚洲持有的本地区发行证券只占亚洲GDP的2.25%，而北美和欧盟持有的亚洲债券却分别占亚洲GDP的7.25%。

资金存量大而投资渠道不畅。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的1997年底，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只有38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2006年底，东亚外汇储备达30000亿美元，占到全球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60%，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达21000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4倍多，大大快于全球外汇储备的增速。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外汇储备中65%以美元资产形式保持。

全球经济失衡所带来的风险。目前全球不平衡在扩大，美国和欧盟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东南亚经济体却表现为较大的顺差。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增加，1996年全球外汇储备只有16870亿美元，而2006年增长到50000亿美元，增长了2倍，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推动了房价、股价、资源品价格的上涨。如果以2000年的股票指数为基准，到2006年底泰国上涨了1倍，印尼上涨了近2倍，韩国也上涨50%；与2003年底相比，2006年东南亚新兴市场股票指数增长了1.5倍。

全球失衡不仅使亚洲各货币当局货币政策面临压力，同时使亚洲诸经济体将要承担起调整义务。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引发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是全球也是东南亚面临的新问题。

对于亚洲银行业来说，一方面要对可能的新危机做好防备，但另一方面作为政府必须要有宏观考虑，协调好金融自由化与开放、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之间的平衡，消除可能的风险因素，为银行业的稳定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