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领导服务”的是非曲直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道办事处的一次性纸杯上，赫然印有“为领导服务、为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三行字，被前来办事的一些群众质疑。这件事经媒体披露后，更是招来一片挞伐之声。而挞伐的重点，则是该办事处竟然把“领导”作为自己服务的第一对象。

窃以为，众多论者之所以对“为领导服务”之谓深恶痛绝，大概是因为乍一听来，此说好像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悖。但细细思忖，又感到这二者似乎也不是那么冰炭两立，水火难容。作为中国政权结构中最靠近老百姓的一个小机关，为上级领导提供工作上的服务，充当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有效沟通渠道，显然是街道办事处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这种服务必须以扎实的工作和真实的汇报来体现，而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当面给总理所念民谣中展现的景况：“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则是假服务之名，行欺下瞒上之实，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官场陋习，理应在荡涤之列。至于时下中国官场上另一种当属歪门邪道的所谓“服务”，如那位上海第一秘秦裕为主子的荒淫、贪赃枉法鞍前马后充当走狗、奴才的种种行径，则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乃彻头彻尾的腐败，和我们所论及的“为领导服务”中的服务，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风马牛不相及――对这一点，有必要在这里格外加以强调。

或有人说，就算“为领导服务”的说法和做法并无多大不妥，但把这种服务置于“为基层服务”之上，视为自己工作之首要，总还是一个让人禁不住地要扼腕叹息的问题吧！我完全同意上述指责。因为，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里，小到街道办事处主任，大到国务院总理，但凡那种手里临时掌管着或大或小公共权力的官员，都是部分、或全体公民通过最民主、最科学的方式精心挑选出来的雇员。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来自公民的委托，体现着公民的信任，同时公民对他们的执政行为又能够进行严格、充分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那他们当然就会殚精竭虑地为公民服务，而绝不敢失职、渎职，更不要说权力寻租、以公权谋取私利了。也因此，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里，受公民委托掌权，在公民监督下工作，尽最大努力为公民服务，就必然是各级官员视为圭臬的执政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工作交流和感情沟通也必不可少，但怕是不会有多少人把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印象好坏看成是至关紧要吧；相反，他们倒是非常在意选民对自己的看法――这真是一种让人不胜神往的社会形态！

但遗憾的是，眼下的中国尚不曾具备让各级官员充分形成“受公民委托掌权，在公民监督下工作，尽最大努力为公民服务”执政理念的社会环境（尽管我们正在向着这样的社会形态渐行渐近）。存在决定意识。当头上“纱帽”的或有或无、或大或小主要不是取决于公民手中的选票，而是有赖于上级领导选择的情况下，也实在难怪众多官员要把“为领导服务”视为至高至上。立足于这一点来审视，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道办事处的一次性纸杯上赫然印有“为领导服务、为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三行字，固然让人不快，却是真实地表述了一种官场心态，深刻地揭示了一种官场潜规则。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评判当然必要，但更应该做的，则是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

因为，100个道德高尚且怀有为公民服务雄心壮志的好官，很可能会在一种不完善体制的束缚下无法充分地做好事，其中一些甚或还会慢慢变坏；而由于有了一种完善体制的规范，100个道德上存有瑕疵甚或毛病的不太好的官，却不但很难干坏事，而且其中的大部还能够不断提升自己，最终成为合格的公仆。也因此，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进民主化的进程，才是中国社会向着更文明的层次提升的关键所在。

商子雍，资深报人，著名作家。现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有《求是斋杂品》、四卷本《商子雍文集》《申酉杂品》。系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安市优秀新闻工作者，西安市政协第九、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