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白话真正的香味烧出来”

摘 要：老舍对语言有独特执著的美学追求，主张：“从生活中学习语言”；“把白话真正的香味烧出来”；“好的文字是由心中炼制出来的”。因而其语言风格自成一家：运用纯净口语，融会欧化句式，饱含哲理性，富于音乐美，为中国20世纪文学语言的创造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老舍；语言艺术；美学追求；独特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1-0060-05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形象地再现生活的手段。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有人形象地把语言称为“一种非常神奇的电波”，作家正是“利用这种电波”，“把自己的感情，美妙的幻想和各种思想发射出去”[1]，传送给读者。因而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事实，生活现象构成文学材料”。[2]

老舍一贯重视语言艺术，认为“语言的运用对文学是非常重要的”。[3]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他虽然不是最早用白话进行新文学创作的开山人，却是公认的把纯正口语引入新文学园地的先驱者。他为克服“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在新文学创作中泛滥的“欧化”倾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蜚声中外的语言大师。正如何容所指出的：“中国语言的成熟，有赖于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老残……诸人，如果不避嫌，我们可以说老舍也是其中之一”。[4]

一、老舍对语言独特执著的美学追求

“五四”文学革命以前，老舍深受旧文学浸润，“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散文是学桐城派”[5]，是这场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才把他从文言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深刻认识到新的心灵要用新的语言

表现，“才能产生内容形式一致新颖的作品”[6]，用大众语言写大众生活，乃是中国文学现代性革命的需要。因而，他产生了对语言独特执著的美学追求。

（一）“从生活中学习语言”

老舍的语言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活的语言。他认为“语言脱离了生活就是死的，语言是生命与生活的声音”，“没有生活就没有语言”。[7]

他说：“有人这样问过我：‘我住在北京，你也住在北京，你能巧妙的运用了北京话，我怎麽不行呢？’我的回答是：我能描写大杂院，因为我住过大杂院。我能描写洋车夫，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是以拉车为生的。我知道他们怎麽活着，所以我会写出他们的语言。北京的一位车夫，也跟别的北京人一样，说着普通的北京话，像‘您喝茶啦？’‘您上哪儿去？’等等。若专从语言上找他的特点，我们便会失望，因为他的‘行话’并不很多。假若我们只仗着‘泡蘑菇’什麽的几个词汇，去支持描写一位车夫，便嫌太单薄了。明白了车夫的生活，才能发现车夫的品质，思想与感情。这可就找到了语言的源泉。话是表现感情与传达思想的，所以大学教授的话与洋车夫的话不一样。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便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8]286-287

这也就是说语言与生活血肉相关，只有深切地了解不同人的生活，明白他们不同的要求，愿望，喜怒哀乐，心理状态，知道他们用什麽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喜怒哀乐，心理状态，才能使创作活起来，获得生命。

（二）“把白话真正的香味烧出来”

老舍反对文白间杂，主张用顶俗浅的文字描写一切。他说，尽管为此，“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9]，“始终保持我的‘俗’与‘白’”。[10]

他认为“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虽一时无法一概弃斥，可是用在白话文里究竟有些像酱油与味之素什麽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11]因此，“典故与学识往往是文字的累赘”，“晦涩是致命伤”[12]261，“写作小说也就更要求与口语相合，把修辞看成怎样能从最通俗的浅近的词汇去描写，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来漆饰。……是的，中国话确是太简单了，词与字真是太不够用了；把文言与白话搀合起来用，或者还能勉强应付；可是我立志要写白话，不借助于文言”。[13]463

他还说：“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炼的著作。初学写作的人，往往以为用上许多形容词，新名词，典故，才能成为好文章。其实，真正的好文章是不随便用，甚至干脆不用形容词和典故的。用些陈腐的形容词和典故是最易流于庸俗的。我们要自己去深思，不要借用，偷用，滥用一个词汇。真正美丽的人是不多施脂粉，不乱穿衣服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不单不轻易用个形容词，就是‘然而’与‘所以’什麽的也能少用就少用，为是教字字结实有力。”[8]287

这就是说，在创作中，不管是叙述，对话，还是描写，老舍都始终采用通俗明白的口语表现。这一主张老舍坚持了一生，也实践了一生。

（三）“好的文字是由心中炼制出来的”

老舍主张对于语言要进行加工提炼，审慎选择，才能创造出美的语言。

他说：“白话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14]“言语的本身并不能够有力量，活泼，漂亮，正确；而是文学家在言语之下给了它这些好处的构成力。‘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本是八个极普通的字，可是作成多麽伟大的一幅图画，多麽正确的一个美的印象！……其实诗中所用的字，与新闻纸上的字，在字典上全是一样的，只因为诗人所独有的那点文调使我们几乎不敢承认诗中的字也正是新闻纸上的字了；我们疑心：诗人或另有一部字典吧？是的，诗人是另有一部字典――那熔炼文字的心。”[15]“好的文字是由心中炼制出来的；多用些泛泛的形容字或生僻字去敷衍，不会有美好的风格。”[12]261

如何炼制文字呢？老舍认为“言语是心之声，发出心声，则一呼一嗽都能感人。在这里，我留神语言的自然流露，远过于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话语的音节腔调之美，在此须充分的发扬。”[13]464即要讲究文字的生活化，音调美。

老舍还认为“语言的创造并不是另造一套话，烧饼就叫烧饼，不能叫‘饼烧’，怎麽创造？话就是这些话，虽然是普通话，但用得那麽合适，能吓人一跳，让人记住，这就是创造。这要求我们狠狠地想，想了再想。写作的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熟悉社会各阶层的语言，才能按时间、地点、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出那麽一个字，一句话。这也是写作的难处”[16]，即用词要准确。

这就是说，尽管使用的是俗白语言，但经过作家心灵的熔炼，使其自然真纯，富于音乐美，具有准确性，就能妙语惊人。

老舍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他的语言，是“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17]，充满生活气息，音调优美，又使用得体，的确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二、老舍自成一家的语言风格

正因为老舍对语言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因而他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统一起来，从现代北京市民对于自身生存体验的当下语言把握方式，和中国古代文学所传承下来的汉语传统，以及以先进和科学语言面目出现并产生深刻影响的西方现代文学语言中广泛汲取营养，从而使其语言风格自成一家，有力地支撑起宏伟壮丽的老舍文学世界，展现出独特的艺术美。

（一）运用纯净口语

老舍在运用口语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去粗言秽语，取口语精华，文字十分干净。如《骆驼祥子》尽管写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没有文化的人力车夫，却没有简单地让他们满嘴“国骂”，像有的作品所惯用的那样，而是保持了语言的文明。

老舍在句法上，正如他所主张的“留神语言的自然流露，远过于文法的完整”。为了适合口语习惯，保持自然流畅，他经常采用语急省手法，使文字简劲有力。

如在老舍的作品中，有时省略谓语动词，像他笔下的人物常挂在嘴边的“不怎麽”，就是在快速讲话时，略去了谓语动词“知”。有时省略作为主语用的人称代词，像祥子把卖骆驼的30块钱交给刘四爷保存时，两人的对话：“‘怎麽办呢？’老头子指着那些钱说。‘听你的！’‘再买辆车？’老头子又露出虎牙。‘不够！买就得买新的！’”在这里对话皆是无主句，两个人都省略了彼此清楚的人称代词“你”、“我”。还有时把主语、谓语、宾语成分都略去，只用一个形容词如“好”、“不好”等。

这种句法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其例，顾炎武曾在《日知录•语

急》条中多有引证，并称之为“古人多以语急而省其文者”。[18]但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却极为罕见。老舍大量采用这种语言，是由于他认为语言应该“简劲”，“强使之长，一句中有若干‘底’，‘地’，与‘的’，或许能于一句中表达迂回复杂的意念，有如上述；但在文艺作品中，这必然会使气势衰沉，而且只能看而不能读”。[13]462

老舍在文字上，还常常借用北京口语中的惯用语、歇后语，使语言生动活泼。如虎妞讲的“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儿。”“犯牛脖子”就是北京惯用语，当怄气讲。如《离婚》中孙先生讲的“猪八戒掉在泔水桶里，得吃得喝！”利用北京的歇后语表现了人物的庸俗，又增加了作品的活气。如上所述，正因为老舍在运用口语时，讲究文字干净，句法自然，又巧妙穿插惯用语、歇后语，所以他的语言纯净、简劲，活泼、生动。

（二）融会欧化句式

老舍在语言上，亦以开放的眼光，采取“拿来主义”，注意汲收欧西语言特别是英语善于修饰、铺排的句式，加强文字的表现力。他常常在描述事物时，采取倒装句式，然后用一串形容词或词组，来具体勾画事物各个侧面的特征，以避免没有个性的程度副词“很”、“非常”、“十分”等，使对事物的描写生动，具体，丰富，形象。

如描写祥子的外貌，“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用一串修饰定语，把人物的身体，性格，神态都勾画出来，给人以呼之欲出之感。如《四世同堂》描写北平夏季里的水果，“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用长串的修饰定语，把桃子的形状，色彩，软硬，滋味等淋漓尽致地突现出来，充分显示了北平夏天的水果的丰盛、可爱。正因为如此，老舍的语言总是生动，具体，形象，丰富，充满感染力。

（三）饱含哲理性

老舍虽然采用通俗的口语，但又寄寓丰富、隽永的内涵，凝聚生活、生命的总结，能启迪人的智慧，拨动人的心弦。正如他所说的：“必定是用从心眼中发出来的最有力、最扼要、最动人的言语，使人咂摸着人情世态，含泪或微笑着去作深思。”[13]462

如《骆驼祥子》中，作者指出：“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深刻说明爱情要有生存的经济基础，对于穷人来说“填饱肚子”才是首要的。老马讲的：“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麽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他们！”以朴素的语言，总结了一个车夫乃至所有个体劳动者全部的生活经历，深刻说明个人奋斗没有出路，只有集体斗争才有前途。

如《二马》中，作者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在这简单的文字中，亦包含了对民族文化，对国民性的深刻思考。它说明在封建传统文化的熏染下，不仅中国失去勇敢进取的精神，民族老化，而且国民失去积极创造的活力，人人萎缩为“出窝老”。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转化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的过程。

由此可见，在老舍的语言中，又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应当设想自己是个哲学家，尽我们的思想水平之所能及，去思索我们的语言。”[19]所以，他的语言平易而不粗俗，俗而能雅，清浅中有韵味，启人深思，耐人寻味。

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有相通之处。不过，鲁迅的语言不是纯口语，而是汲取了文言和外来语，文字更加凝练峭拔，有如箴言警句。而老舍的语言采用纯口语，又灵活融会欧化句式，文字相比之下，更加通俗浅易，犹如民谚俗语。

（四）富于音乐美

老舍虽然采用北京口语，但又富于旋律，优美动听。他的语言不仅通俗易懂，还朗朗上口。这是因为老舍选择语言时，把字音字调乃至语调都考虑进去了。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古人早发现了这个特点，利用平仄的韵律来写诗填词，平仄搭配得错落有致，读起来琅琅上口。老舍对此是深为赞赏的，以致学生时代一度对古典诗不释手，“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20]，终于与诗歌亦结下不解之缘。因而他在写作时，特别注意音调的搭配，常常是出着声来写的。尤其是对话，更是像写诗一样反复推敲，使文字抑扬顿挫，铿锵悦耳，确实是“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

如《正红旗下》，描写定禄到“我”家的情景：“随着笑声，一段彩虹光芒四射，向前移动。朱红的帽结子发着光，帽沿上的一颗大珍珠发着光，二蓝团龙缎面的灰鼠袍子发着光，米色缎子坎肩发着光，雪青的褡包在身后发着光，粉底官靴发着光。众人把彩虹挡住，请安的请安，问候的问候，这才看清一张眉清目秀圆胖洁白的脸，与漆黑含笑的一双眼珠，也都发着光。听不清他说了什麽，虽然他的嗓音很清亮。他的话每每被他的哈哈哈与啊啊啊扰乱；雪白的牙齿一闪一闪地发着光。光彩进了屋，走到炕前，照到我的脸上。哈哈哈，好！好！他不肯坐下，也不肯喝一口茶，白胖细润的手从怀中随便摸出一张二两的银票，放在我的身旁。他的大拇指戴着个翡翠板指，发出柔和温润的光泽。好！好啊！哈哈哈！随着笑声，那一身光彩往外移动。不送，不送，都不送！哈哈哈！笑着，他到了街门口。笑着，他跨上车沿。鞭子轻响，车轮转动，咯噔咯噔……笑声渐远，车出了胡同，车后留下一些飞尘。”这里每一句用的都是叙述性语言，句式简短，节奏紧凑，排比对偶，叠字叠句，音调平仄相间，读起来抑扬顿挫，再加上句子的定型反复，更是充满韵律与韵味，确实是声光四射，“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可以朗诵”。[21]这无疑也是老舍作品在影视广播中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总之，老舍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扎实的生活积累，又对语言有着独特执著的美学追求，这就使他笔下的文字，俗白，但又纯净；口语化，但又融会欧化句式；平易，但又饱含哲理；自然，但又富于音乐美，即使朴拙的生活用语，也能产生高雅的气息，形成大洋若土，化俗为雅的美学风格。以致著名作家沈从文也不禁赞叹道：读老舍的作品时，“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22]这也是老舍作为语言大师，为中国20世纪文学语言的创造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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