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白话小说研究百年述略

摘 要：1912年以来的百余年，宋代白话小说研究在文献考辨、源流清理、文体探讨、叙事分析、文化阐释等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在篇目考证与叙录、文本整理与汇集、话本选编与注析、话本渊源及性质研究、文体特性研究、艺术特征分析、叙事模式研究、时空设置探讨、市民色彩和世俗特质阐发、人物形象诠释、小说史价值和影响研究等多个具体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抚今追昔，宋代话本小说研究要有新的开拓，可以考虑在叙事分析、文本接受等方面精耕细作。

关键词：宋代白话小说;研究综述;百年述略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83-06

宋代白话小说（即话本小说）是唐五代敦煌话本发轫之后中国白话小说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学界对话本小说进行整体研究的著述都会涉及宋话本。1912年以来的百余年，较早对话本问题进行全面论述的是鲁迅先生，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等论文论著对话本的渊源、性质、说话的家数、拟话本等问题都有精辟的阐析，奠定了话本研究的基础。①1964年程毅中的《宋元话本》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宋元话本的产生渊源、思想蕴涵、艺术特色、小说史价值，是关于宋元白话小说的较早专门著述，值得关注[1]。1980年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全面梳理了话本小说发生、发展、流变的过程及其动因，深刻阐扬了各个时代说唱、说话、说书与话本的内在关系，准确分析了话本的体裁、类别和文体特征，完整叙录了宋元明清话本和拟话本作品，材料之丰、分析之细、论述之全，同类著述罕有其匹，被赵景深誉为“研究话本的百科全书”。[2]该书对宋代说话和话本的论析，向来为学界所重。另外，1985年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1989年美国学者韩南的《中国白话小说史》，1992年张兵的《话本小说史话》，1994年欧阳的《话本小说史》，1998年石麟的《话本小说通论》，2002年鲁德才的《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2003年萧欣桥、刘福元的《话本小说史》等著述，②在对话本小说、白话小说的整体考察中都有对宋话本的精彩论析。

百年来，学界对宋代话本小说的渊源、文体、叙事、文化蕴涵、价值等多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从六个方面择要述之。③

一、文献整理与研究

1.篇目考证与叙录

宋代白话小说篇目的著录情况、版本流传及相关内容，相应的小说目录类著述大体都有涉及。孙楷第1933年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我国较早的小说目录，“标志着小说目录已有了初步系统和比较完备的著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目录学基础”[3]。该书于1957年出版了修订本，又于1982年出版了补正重排本。该书著录宋代至清末通俗小说八百余种，分为宋元部、明清讲史部、明清小说部甲、明清小说部乙共四部。其中宋元部著录讲史话本8种，存世者7种;著录小说话本134种，存世者28种;①著录小说总集2种，残存1种即《京本通俗小说》，亡佚1种即《烟粉小说》[4]。该书对于已佚或未见者，则注明所据书名，对于现存者，则注明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内容，“尽管不无商榷之处，然草创之功实不可没”。②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勾勒了话本小说的完整图景，体大思精。该书对宋元明清几乎所有的话本、拟话本以及集子都做了较为详细的叙录，叙述其历代著录情况、故事梗概、本事来源、版本流传等内容，考证其成书时代，梳理其文本故事传衍、改编情况，资料宏富，考证精当，论断审慎。该书依据现存话本的体裁和语言风格、叙述的社会风俗习惯、反映的社会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信息，再加上运用同一内容话本的互相比勘，话本中地理、官职及典章制度的考察，官史、杂史、笔记及诗文集等文本的互相参证，依据戏文、杂剧、院本等来证明话本故事在当时的表演情形和话本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参考现代人研究所积累的见解等方法，推勘叙录存世的宋人诗话1种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词文1种即《梁公九谏》，讲史话本2种即《新编五代史平话》《新刊大宋宣和遗事》，小说话本40种。

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纂并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共收唐代至清末的通俗小说1 160种。每种书目（篇目）先著明其作者并简要叙述其生平经历，接着梳理其版本流变递嬗关系，然后以精炼朴实的语言准确客观地概述全书的内容大要，进行简要的思想艺术评价，酌情介绍本事源流与沿革，最后附全书回目。该书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宋代话本小说，《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宋元话本小说集有较为详细的提要[5]。陈桂声2001年出版的《话本叙录》著录唐代至清末的话本、拟话本，包括单篇、总集、专集和选集，对其书（篇）名、存佚、卷数、著者、版本、本事、故事梗概、流传、影响及评价等，详加考辨。该书分宋前编、宋元编和明清编三个部分，其中宋元编叙录宋代话本一百六十余种，存世者47种，亡佚者110余种[6]。石昌渝主编并于200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著录1912年以前的白话小说作品，按词头汉字音序排列，共1 251种，其中宋代白话小说一百余种，存世者三十余种[3]。朱一玄等编著并于200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下编白话部分著录唐代至清末的白话小说1 389种，其中宋代白话小说164种，存世者50种，亡佚者114种[7]。

2.文本整理与汇集

宋代白话小说的文本整理，百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话本总集方面，刘世德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国话本大系》，③收录了包括《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三言二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在内的存世话本，一一进行点校整理，宋代话本存世者尽入其中。另外，明代洪■编印的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现存完整者27篇，残缺者2篇，其中大多是宋元旧本，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学界对该书的整理本较多，比较重要的有1929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残本影印的《清平山堂话本》（收录15篇），1933年马廉据其在宁波所发现残本影印的《雨窗欹枕集》（收录12篇），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把上述两书合并影印的《清平山堂话本》（收录27篇），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谭正璧校注本，1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石昌渝校注本，2012年中华书局程毅中校注本。

讲史话本方面，1954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宣和遗事》的排印本，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两书的点校整理本。另外，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丁锡根点校本《宋元平话集》，收录包括《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和《宣和遗事》在内的宋元讲史话本8种。

小说话本方面，198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健、萧相恺编订的《宋元小说话本集》，按照《醉翁谈录》的小说分类（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再加上其他类共九类，收录宋元小说话本67种。每种话本都有简单的校注，并在正文之后有附记，叙录话本来源，考证成书时代。200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程毅中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收录宋元小说话本（包括经过明人修订而主体尚存宋元旧观，语言成分仍以宋元为主者）40种，再将疑问较多及残缺不全的22种，作为存目叙录附于书后。该书对收录的每种话本都有提纲挈领的解题和较为详尽的校注，有些篇目文末还附有选录的参考资料，用心细密，颇便学者。该书应该是目前宋元小说话本文献整理最好的成果之一。

说经话本方面，《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今存宋椠巾箱本和宋椠大字本两个版本，1916年和1917年罗振玉先后影印了巾箱本和大字本，收入《吉石庵丛书》。1925年黎烈文据罗氏影印巾箱本标点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排印本。1954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罗氏影印巾箱本并参考影印大字本，重新出版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排印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罗氏的巾箱本和大字本。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时人、蔡镜浩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该书据以宋刊小字本，参以宋刊大字本，并参考商务印书馆、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精细校注，成为《取经诗话》文献整理目前最重要的成果。

3.话本选编与注析

宋代白话小说的文本编选、注释、赏析，多种著述都有涉及，下面择要述之。1933年上海开华书局出版龚学明编选《宋人小说选》和1935年上海中央书店出版储菊人校订《宋人创作小说选》，都选入了《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宋代白话小说。1955年上海四联出版社出版了傅惜华选注《宋元话本集》，收入《冯玉梅团圆》等18种宋元话本并进行了简单注释。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吴晓铃、周妙中、范宁选注的《话本选》，共收入宋元明清话本38篇，其中包括《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6篇宋代小说话本。198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萧欣桥选注的《宋元明话本小说选》，共收入宋元明话本小说24篇，其中包括《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6篇宋代话本小说。199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钧韬、欧阳健、萧相恺主编的《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精选了唐代至清末的300部白话通俗小说进行鉴赏评析，其中包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数种宋代话本。200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小说鉴赏辞典》选入宋代白言小说25篇。

二、渊源研究

1.话本与“说话”、“转变”、“变文”的关系研究

宋代话本小说与“说话”“转变”“变文”的渊源关系，学界看法不一。一种看法是大致认为话本源自变文。1920年，王国维发表《伦敦发见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提出敦煌藏卷中一些“全用俗语”的叙事文学作品“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8]。后来鲁迅也指出敦煌藏经中已有俗文体小说，至迟在唐代已有“说话者”的存在，其说话“实出于杂剧中”[9]。王国维、鲁迅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俞平伯的《葺芷缭衡室随笔》、郑振铎的《宋元话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陈汝衡的《说书小史》等，①大都认为话本源于变文。另一种看法是认为“说话”并非源于佛教的俗讲转变，那么话本也就不一定来自变文。1928年方欣庵《白话小说起源考》指出“宋代白话小说的产生是由于唐宋时代优伶娼妓的唱诗唱词中蜕变出来的”[10]，1958年滕维雅《论宋代话本小说的起源》指出“宋代说话，盖出于唐代百戏和杂戏中的‘说话’”[11]，1981年程千帆、吴新雷《关于宋代的话本小说》认为宋代说话“源于我国古代的说书”，并强调“转变和说话是并行的讲唱伎艺，并不存在先后的因果关系”，但两者“不是完全隔绝的，而是彼此有交流的”[12]。2007年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有专节“说话溯源”认为：“先秦至隋有很多活动尤其是俳优艺术，与后世说书很相似，或者说已经包含了说书的萌芽，这成为后来说话艺术产生的基础和土壤，也可以说是说话艺术的源头，当然也就是白话小说的源头……到唐代，‘说话’和‘俗讲’都已成为民间流行的艺术活动……虽然唐代‘说话’的具体情况不很清楚，但两宋的民间‘说话’肯定是由它发展而成。”[13]

2.宋代“说话”研究

宋代说话作为宋话本的温床，学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南宋说话四家，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认为应是小说、说经、说参请和说史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认为应是小说（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说诨经，讲史书，合生、商谜。陈汝衡《说书小史》认为应是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说诨经，讲史。王古鲁《南宋说话人四家的分法》、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认为应是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②上述四种主要意见的共同点在于都承认小说、说经、讲史是其中的三家，而在另外一家判定上则有说参请、说公案、说铁骑儿、合生与商谜等分歧。关于宋代说话的兴起背景、演出概况、主要艺人、行会组织和话本编写等内容，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萧相恺《宋元小说史》、姜昆、倪钟之主编《中国曲艺通史》、李晓晖《宋元“说话”研究》③等都有周详的论述。

3.话本的性质研究

关于话本的性质，学界存在争议。鲁迅认为话本就是说话人的“底本”，“以作说话时之凭依、发挥”，学界多以为然。1965年日本学者增田涉发表《论“话本”的定义》质疑鲁迅之论断，认为“话本”一词除偶尔可解释为“故事的材料”外，一般作“故事”解，该词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④中国学者施蛰存、萧欣桥等先后撰文对增田涉之观点进行质疑，认为“底本”说仍然成立。⑤

三、文体研究

1.话本的文体特性研究

关于宋代话本小说的文体特性，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认为“口头文学的表演程式和叙事方式基本上确立了这些作品的篇章体制和艺术构造方式，赋予其文体形态以鲜明的口头文学属性和民间性”，该书还将话本小说文体形态的个性特征概括为：独具一格的篇章体制，口头文学色彩特别浓厚、主观性强烈的叙事方式，富有特色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14]。《中国小说通史》概括为故事的通俗化、市民趣味、离奇曲折的情节、不注重细节描写与心理描写、道德说教五个方面[13]。另外，王凌《形式与细读：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研究》从语言形式、修辞形式及人物话语表述形式、人称与视角、顺序与节奏、叙述结构五个方面探讨了包括宋代话本小说在内的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特色，颇有新意[15]。罗筱玉《宋元讲史话本研究》[16]、李时灿《宋元小说家话本文献传承研究》[17]则分别对宋元讲史话本和小说话本的文体属性做了探讨。

关于宋元话本的入话，金明求有大作《宋元话本小说入话之叙事研究》专题研究[18]。另外，杨林夕《宋元话本与明话本之入话比较》认为：“话本小说的入话通常有入话诗、评介语、小故事等几种形式，随着宋元话本向明话本的过渡，文体更加完备规范，其中表现在入话部分的不同，主要在于加强了入话与正话的关联，减少了随意性，突出了话本作家的教化责任感。”[19]

2.话本的艺术特征研究

关于宋代话本的艺术特征，张兵《话本小说的美学特征》概括为体制全、故事奇、结构巧、人物新、语言俗[20]。黄进德《论宋代的话本小说》指出“宋话本小说开拓了崭新的形象思维领域，在体制建构、情节安排、刻画人物手法以至语言运用上，也都分明保存着迎合市民口味的特征”[21]。黄建国《短篇话本小说的结构艺术和审美价值》认为“短篇话本小说故事结构明显呈三阶段式，而每一阶段中又包括故事进展、阻止进展、终于进展三部分，使故事显得跌宕起伏，故能引人入胜”[22]。程毅中《宋元小说的写实手法与时代特征》指出“宋元小说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细节描写上的逼真与如画，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气息……形成了有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23]。

四、叙事研究

1.话本的叙事模式研究

关于宋代话本小说的叙事模式，学界相关论文论著多有涉及。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认为宋元话本小说叙事具有如下特点：小说说话者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叙事者重在叙述事件过程而疏于对故事中人物内心活动的关注，叙事者虽然时有警示性的套语但却无意造成一个有道德意义的主题[24]。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则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小说结构三个方面对话本小说进行了叙事分析[25]。杨义《文人与话本叙事典范化》指出话本小说的叙事特征主要体现为散韵交错的叙事文体、颠倒悖谬和无巧不成书的叙事模式[26]。范道济《话本小说叙事模式述论》认为宋话本采用“拟书场”的特殊叙事模式：以模拟的说书人为特殊的叙述者，以假想的听众为程式化的叙述接受者，以固定的叙述者的声音与全知的叙述者眼光构成其基本的叙事视角方式[27]。马珏■《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指出宋元话本视角是男性的叙事视角，凝聚在文本状态的心理视角都是漠视女性的主体性而代之以他者期待性评判[28]。

2.话本的叙事策略研究

宋元话本的叙事策略在与唐传奇的比较中会得到更清晰的彰显。刘凤芹《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叙述视角的差异》认为与唐人传奇多样化的叙述视角相比，宋元话本的叙述视角基本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有时说书人又有意控制叙述视角和采用限知视角，以达到神秘效果[29]。其另一篇文章《唐传奇和宋元话本的叙事结构之比较》以宋元话本中的愚行小说、公案小说、鬼怪小说、宗教小说为代表进行分析，认为宋元话本同类题材的小说往往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及一整套与之呼应的表层结构技巧[30]。

关于宋元讲史话本、小说话本各自的叙事策略，楼含松《拟史：宋元讲史平话的叙述策略》认为“讲史平话的叙事特征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话本，带有明显的‘拟史’倾向。讲史平话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的处理上，存在对传统史书的借鉴……较多运用了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结构形式”[31]。纪德君《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叙事艺术探绎》认为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叙事艺术经验，主要有“确立特定的叙事时空，以强化故事的真实性;撷取闾巷异闻，喜谈‘蹊跷怪事’，使故事富有传奇性;选择‘结构核’，生发故事，粘连情节，使故事充满戏剧性;运用科诨玩笑和俚语俗谚等，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四个方面[32]。

3.话本的时空设置研究

关于宋元话本的时空设置，纪德君《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及其文化意蕴》指出“宋元话本小说时空设置的显著特点是突出叙事时空的当代性和地域性，注重对市井节日民俗的描写和渲染”，其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在于“加强叙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强化话本小说的现场接受效果，同时又可以营造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使话本小说富有市井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时代特色”[33]。夏明宇《行走的景观：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意象》认为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桥、城门、旅店等空间意象，“在故事中分别发挥了空间连通与叙事衔接、空间分隔与叙事离合、空间栖止与叙事转折等空间叙事功能”，同时“积淀着深厚的民族审美经验，使得古典小说的诗性叙事成为可能”[34]。其另一篇文章《葫芦与双环：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结构》认为：“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结构具有‘葫芦格’的外部结构与‘双环’式的圆形内部结构，‘葫芦格’结构包含构成隐喻关系的‘头回’与‘正话’，‘双环’圆形结构包含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及其‘圆满’与‘非圆满’两种形态，它们共同缔造了话本小说的结构模式与美学特征。”[35]

五、文化蕴含研究

1.话本的市民色彩和世俗特质研究

宋代话本小说的市民色彩和世俗特质，学界多有阐发。许军《论宋元小说的道德劝惩观念》认为与宋元志怪传奇相比，市民阶层的生活和理想是话本叙述的主要内容，话本作品一般既不做拔高处理也不做道德评判，只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里表现市民阶层的情趣爱好和喜怒哀乐[36]。范嘉晨《宋代话本小说的市民情爱型态》指出宋话本真实再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心态和思想倾向，烟粉传奇故事表现的是新兴市民阶层的爱情观，朴刀和杆棒类的作品表达了市民阶层对于发迹变泰的渴望，公案故事则表达了市民阶层对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官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关切[37]。赵丹琦、孙晓玲《唐传奇、宋话本市井题材中的民族精神传统及其传承轨迹》指出宋话本宣扬的仁爱善良、忠孝仁义、侠义勇敢、勤劳智慧等精神正是市民阶层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38]。周波《论市民的审美意识对话本小说的制约》认为：“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识不仅制约着话本小说作者在思想观念的表露上与市民思想意识的契合;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制约着创作者打破旧的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大胆地创新，寻求最佳的表现途径以适应市民群众的审美情趣。”[39]

纪德君、洪哲雄《试论宋元平话的审美文化追求》认为宋元平话“始终将市井细民置于其艺术构思的中心，这使它在处理题材上多半牵引正史以拍合于野语村谈，在品评历史人事时主要以市井细民的政治要求和平等意识作为判准，在塑造人物时有意将帝王将相平民化，以寄托其渴求发迹变泰之思想，在讲述历史事件时，尽量将历史事件传奇化和戏剧化”，同时指出“尽管它媚俗之意昭然，但却包含了丰富的审美文化意蕴，具有不容忽视的存在价值”[40]。马晓坤《宋元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信仰论略》认为宋元小说话本中所体现的民俗信仰主要有灵魂信仰、善恶有报和因果报应观念、万物有灵观念等，指出“这些观念或者是普通甚至庸俗的，但真实自然地展现了当时民众的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了解当时的民众与社会”[41]。梅东伟《话本小说中的婚俗叙事研究》认为宋元以来话本小说中的婚俗书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盛，主要表现在婚俗角色人物、婚俗叙事场景、婚俗叙事情节模式和婚俗题材小说的大量出现等方面，并呈现出以俗为教、以俗为趣、以俗为戏和礼顺人情等多种价值取向[42]。

2.话本中的人物形象研究

宋元话本中的人物形象最真实地折射出市井细民的精神世界，学界对此有深入的分析。谢桃坊《论宋人话本小说的市民女性群像》认为：“宋人话本小说的市民女性群像是中国文学史上以世俗的日常生活描写真实地表现新兴市民阶层的意识和情绪，从中可见到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关于人的自我发现，闪耀着淡淡的人本思想的光芒。”[43]纪德君《“春浓花艳佳人胆”──论宋代话本小说的女性形象》指出宋话本中的女性“不论是人、是仙、是鬼、是妖，都具‘佳人胆’，即大胆同封建婚姻伦理抗争，要求婚姻自由;其次，她们对爱情有着热烈而真诚的追求，对负心人也敢于惩罚”[44]。刘相雨《〈搜神记〉和宋代话本小说中女神、女鬼、女妖形象的文化解读》认为《搜神记》与宋代话本小说中的女神、女鬼、女妖形象颇有差异：“前者中的女神多神圣威严，后者则和蔼可亲;前者中的女鬼多居于野外，充满鬼气，后者中的女鬼多居于市井，富于人情味;前者中的女妖形象单薄，后者则形象鲜明，并大胆追求。这一差异的产生有社会、心理、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而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45]尹楚兵《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探析》认为“除传统的士子、官吏形象外，新兴的手工业者、商人子弟和店员之类的小市民形象已一跃成为宋话本爱情婚恋小说男性形象的主体”，该文还将这些男性形象分为赤诚不渝型、软弱自私型、无情负心型三大类型，并认为他们整体上缺乏女性形象的主动、积极意识[46]。

六、价值研究

1.宋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价值研究

关于宋代话本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价值，学界已有精到的阐发。19世纪末，日本学者■川种郎《中国小说戏曲小史》就称“诨词小说开创了小说的新时期”，1918年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指出“所谓诨词小说，是以俗语体很有趣地写成的小说”，并认为“真正有国民文学意味的小说是创始于宋代，这就叫诨词小说”。①后来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指出：“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47]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认为：“宋元话本作为一种市民的文学，它的最大的特点和优点，是市民阶层中的劳动人民在说话艺术中破天荒第一次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新兴势力的一部分，下层市民中劳动的‘小人物’，在话本中作为被肯定的主人公出现。这在我国的说话艺术中以至小说史上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2]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指出：“宋话本作为市民文学，它的产生标志着小说走向平民化、通俗化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白话小说的崛起，规定了以后小说主流的发展方向。”[48]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指出：“宋元时代是小说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阶段。这是以话本为基础的白话小说开始发达的时代，也是以史传为渊源的文言小说走向衰微的时代。”[49]萧相恺《宋元小说史》将宋元话本称为市人小说，并称“它的发展壮大，规定着此后中国小说主流的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又完成了一个新的飞跃”[50]。

2.宋话本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研究

关于宋代话本小说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影响，学界都注意到了宋话本之于白话短篇小说、章回小说和戏曲的沾溉。王立鹏《论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认为章回小说继承了宋话本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的体制格式，并加以糅合、完善，形成了它特有的体制形式[51]。于峰山《宋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历史地位的重新估价》认为宋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话本与戏剧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表现在戏剧的取材多来源于讲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并且其语言的通俗浅显、生动活泼也是受了宋话本的影响[52]。

百年来，宋代话本小说研究在文献考辨、源流清理、文体探讨、叙事分析、文化阐释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抚今追昔，宋代话本小说研究要有新的开拓，可以考虑在叙事分析、文本接受等方面精耕细作。王委艳《话本小说研究九十年回顾与展望》指出了话本小说未来研究的三个维度：一是来源于说话的话本小说从结构、叙事方式、语言到意识形态无不具有“交流性”，研究者应着眼于考察“说――听”交流模式转向“写――读”交流模式的嬗变过程，并揭示其内在逻辑。二是传统文化与话本小说叙事研究，细致考察话本中遵从式文化叙事与背反式文化叙事的辩证呈现。三是话本小说的读者交流与西方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揭示这种不同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本接受理论;同时还可以借鉴西方修辞叙事学理论探讨话本小说接受的“可靠性”问题[53]。上述问题的提出颇有见地，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必将推动宋代话本小说研究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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