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审视

时间:2022-08-06 06:22:36

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审视

摘要:在全球化传播的时代,电影走向世界,实现它所承载的跨文化传播价值是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首先追溯-y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与映像进行审视与探讨,从而为电影艺术的对外传播提供更多的思考。

关键词:电影;跨文化;传播;审视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1-0126-03

随着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融合越来越频繁,为该时期的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国际化语境。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这些策略进而又勾画出了中国电影在当今世界电影传播格局中的文化映像。本文通过回顾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历史,总结了其传播特性,审视其问题,提供其传播之道,以期对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有所借鉴。

一、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历史

通过回溯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部中国电影就是一种对外传播的符号,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早将中国电影带向世界的是在1935年参加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展并获荣誉奖的《渔光曲》。这部影片最早以影像的方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而且也促使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新中国刚成立,就有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1950年,《中华女儿》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赵一曼》获“优秀演技奖”。从此以后到之前多达33部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期间,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被迫停滞。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又重新走上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征程。此后,中国约有200多部影片在各类国际电影节或国际电影评奖活动中获奖,其中包括一些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奖:《红高粱》、《香魂女》、《图雅的婚事》等影片分别斩获1988年、1993年和2007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霸王别姬》获得i993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秋菊打官司》荣获1992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等;《卧虎藏龙》更是获得了2001年美国奥斯卡奖的多个奖项。

在世界电影舞台上斩获殊荣的这些获奖影片,用自己独特的电影视角和艺术表现方法,向世界呈现出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景观。这不仅促使了西方世界更广泛地关注中国电影,开阔了西方人的东方视野,而且也让电影中所蕴涵的中国文化得以传播。

二、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特性

综观中国电影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才真正开始受到国际瞩目,频频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底蕴和时展对影像传播的要求,对外传播的中国电影,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通性,即民族性与时代性、国际性的统一。

中国电影的民族性,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如何在电影银幕上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问题。这就是说,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是电影民族性的沃土,对于传统文化的超越则是电影体现时代性的需要。因此,这种继承性与超越性,便构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深层体现。

作为中国大陆当代最成功的“第五代”导演之一的张艺谋执导的十多部影片,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而且大多数影片具有巨大的票房号召力。张艺谋电影的成功不仅与跨国的国际资本制作有关系,同时也注意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展现浓郁的民族特色,特别是挖掘具有中国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地域风情的文化符号,使得这些影片在西方人眼中具有了神秘的东方文化色彩。同时,将民族美学传统和现代电影语言融会起来,使其电影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风格,又有鲜明的时代意识与创新的电影语言。德国的《晨报》曾经如此评论张艺谋的《红高粱》:“观众惊讶地、入神地望着银幕,他们不仅被强烈的画面语言所震惊,而且也因一种异国风格和感情的粗狂色彩而感到有点迷惘。”在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身上,有着十分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底蕴,又有着十分强烈的现代意识和主体风格,这二者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他们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他们的电影中所传播的文化反思意识,是中西文化不断碰撞的产物。在民族文化寻根与外来文化引进中,他们的电影不断地展现着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享誉国际影坛的李安导演的电影作品就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在其影片中深深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这些富于东方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无疑成为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有力手段。与此同时,李安电影又很注重挖掘国际性电影题材,通过“家庭”描写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境遇,来反映东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对立、渗透与和解。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李安的“家庭三部曲”系列。《推手》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今天社会生活的适用性,并以此来挽救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麻痹和冷漠。《喜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层次,两代人的情感交流、对传统的不同态度、对生活的不同追求,以及不同身份的碰撞所蕴涵的政治暗指,让人觉得回味无穷。《饮食男女》中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将饮食和情感紧密联系,片中的中国式盛宴,家人团聚的温馨气氛,无处不在的强烈的传统气息,让人感觉这是一部“很中国”的电影。片中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观念上的冲突,老一代顽固地坚守着快要没落的传统,正是当代中国家庭的传统与现代冲撞的深刻体现?在当前世界文化交流融合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李安的电影在题材上适应了当代观众的需要,使得他的电影既能在华人地区稳居商业主流,又能适应西方国家电影市场的需要。

三、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之“殇”

中国电影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得到众多国际电影节的认可,往往并不是意味着中国电影征服了世界,中国文化得到了有效传播,反而是对西方的电影标准和所推崇的文化的一种屈服和趋从。

(一)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在西方电影节上获奖是由于西方电影节的选片人和评委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倾向作出筛选的结果。这个结果恰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封闭落后的东方中国的原创印象和持续好奇。对于习惯于自己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倾向的西方人士来说,在中国真实而全面的民族文化和文化现实面前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他们只能以一种无法避免的西方视角来选择中国的民族电影。

西方世界中经久不衰的“恋母弑父情结”在张艺谋的影片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而《摇啊摇,摇外婆桥》则是把美国的“教父”式的黑帮情节移植到了中国电影中。另外,西方化的同性恋故事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也得到了演绎。张颐武在其《全球性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电影》一文中指出,张艺谋电影书写着一个鲜明的“抽象”、“隐喻性”的中国。让“第一世界”看到了一个奇迹般的世界,一个陌生的东方,一

个梦想中的奇异的社会与民族。因此,对于西方电影专家和普通电影观众来说,他们都能轻易地从体现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中国电影中解读出电影所蕴含的文化意味。

(二)中国电影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趋从性:中国电影被迫按照一种所谓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的标准来进行文化和美学的演绎,以获得国际电影节的认可和西方电影观众的接受,从而获得世界的命名和被世界所认可,具备一种国际传播的通行权。

20余年中,一种国际化电影类型开始在中国出现。这种类型的电影凭借一种对西方国家的趋从性,纷纷成功地“走向了世界”。  无论是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还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都是这种类型电影的代表。在电影中,用影像的形式向西方世界呈现的久已被时代摒弃的古老、落后的中国的文化及民俗景观。

《红高梁》里是包围在望不到边的高梁中的酿酒作坊,这里发生了一幕幕近乎原始的狂情勃发的场景:颠轿,野合,撒尿酿酒;《菊豆》中是令人炫目的重彩铺缀的杨家染坊,这里演绎的是叔婶、拦棺哭殡之类在西方人眼中颇为罕见而刺激的景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则是深居、闭锁、牢狱似的陈家大院,呈现的是妻妾成群、点灯封灯等严重摧残女性灵魂而又极大满足男性封建家长的一幕幕丑剧。这些象征中国文化落后文化符号所建构的话语空间都是建立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的标准之上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是‘‘我们的电影必须是一种‘他性的’、别具情调的‘东方’景观;要想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我们就必须将欧洲艺术电影的传统、标准、趣味内在化,将欧美世界的‘中国想象’内在化。”

(三)西方的选片标准和中国电影的趋从性所造就的中国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强化民族性的“刻板印象”。诚然,中国电影无法在制作规模、技巧和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电影并驾齐驱,从而赢得西方国家的认可。因此,中国电影只有突出民族特色,挖掘故事、人物、造型与风格等方面的民族符号来塑造自己在世界电影中的影像。因此,迎合国际电影节选片标准、趋从西方观众的口味走国际化电影类型的确为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缩小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差距的有效方式和一种获得国际舆论认可的支撑。

但是,符合西方电影评审和观众的国际化电影类型正在通过不断的自我复制而成为向世界性电影市场批量出售的电影商品。它曾经在一定意义上所具有的艺术和观念的前卫性和探索性已然消失。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强化民族性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在国际上,中国电影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民族符号的定位:黄土地、大宅院、亭台楼阁的电影布景,京剧、皮影、婚丧嫁娶中国特有的场而,与、、窥视等相联系的违背中国传统纲常伦理的故事,由桀骛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以及专横残酷的长者构成的人物众生像。中国电影所传达的这种标签式的“刻板印象”使得中国电影能够很明显地被西方_廿界所识别出来,并得到认可。

值得探讨的是,运用非常受西方赞赏的电影作品的话语表现形式来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电影,被西方国家当作符合自己标准的“他国”文化艺术而加以审视和玩赏。这难道不会使我们悲哀和愤懑吗?另外,在这种后殖民意识浓重的电影文化传播的国际化语境中,当前中国电影的这种趋从性的国际化电影类型情结是否会在中国电影中产生一种“伪民族性”呢?真正的民族性电影应该是根植于本民族的现实土壤,体现本民族文化精髓的电影,并且是用一种积淀了民族审美经验和人文化的视角去关怀本民族的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的电影。而在中国电影中,我们会看到具有西方式的“恋母轼父”原型的的故事的不断上演,聚焦于那些如今已经难以寻觅到的深宅古刹、曲巷瓦房之中的影像和注解人生曲折的一种戏剧性场面。这一切,早已远离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人生。这种电影将无法所传达给我们一种对于民族的生存现实的体验和认同。

四、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之“道”

(一)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电影需要一种自觉独立性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以中国故事去体现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和共同精神,这一点是不变的。但是,中国电影中那些立足于民俗情结的影片如何去“伪民族性”,立足全球性的文化层面,拓展全球性的文化视野,画出一条漂亮的跨文化传播曲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负载着民族形象与精神、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文化载体。因此,当前中国电影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面对西方世界的文化的强势和霸权,不应该完全依附于他们,而是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独立性意识。

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与赏识并不是评判当前中国电影的唯一标准,也不应该是唯一标准。当前,中国电影不应该一味地满足西方观众那种猎奇的“伪民俗”的“东方情境”映像,不应该完全受国际化电影类型趋势所制约而忽视或者轻视对当下中国人命运的关怀,应该多着墨于当前时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来彰显电影作为人的艺术所具有的洞察力、同情心和现实精神,来传达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来凸显现实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的方面,向全世界塑造一个真实的中华民族形象。通过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进而影响世界文化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第五代和新生代导演的部分作品着力表现平民在这个时代的生活境遇、使普通人在光影中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和《千里走单骑》,杨亚洲的《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和《雪花那个飘》等都是反映现实主义的题材,都是诉说普通人生活境遇和心灵世界的电影,充满着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人文情怀。带有朴素人文关怀的两部电影《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所表现的凡俗人生使电影充实而充满质感,这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其中,《泥鳅也是鱼》还荣获了2005年东京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倪萍凭借《雪花那个飘》获得第30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这些电影题材和主题更加说明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电影没有必要固守“民俗化”情结,而是可以革故鼎新,寻求新的多样性的表现手法来传达中国文化,继续探索新的对外传播道路。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电影需要一种平等性

显然,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当前的国际传播秩序主要还是由西方国家支配。因此,中国电影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与西方电影相比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不能脱离边缘化的处境,但是也不应该与世隔绝。当前中国电影需要一个国际化的平等交流环境,使之能够与世界电影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保持一种互动关系,而不是一种被动“把玩’’的关系;当前中国电影还需要一个国际化的公平生存空间,使某些不符合西方文化价值的电影和非主流的电影能够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的生存。因此,中国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有必要争取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那么,随着亚洲国家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东方文化的逐渐繁荣复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后殖民语境的文化传播格局正在发生着或明或暗的变化。作为东方文化精神代表的中国文化必然会成为一个更加具有“发言权”文化传播主体,将会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方式来参与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就为中国电影争取跨文化传播中的平等性提供了必要条件。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的电影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展,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电影也可以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与国际文化进行合作和交流。

另外,在国家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电影争夺平等话语权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由中国举办国际性的电影节。连续13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成功举办,不仅成功地向世界推出了众多中国本土的电影,也吸引了众多国外电影参展。中国电影在更加平等和公平的传播格局中,用影像的方式充分表达了中国民族文化之中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文化精髓,感染和影响着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

在全球化传播格局中,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特殊传播优势的文化载体,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传播功能是及其重要的,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象征。中国电影要在注重民族风俗及民族文化面貌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国际市场,弘扬中国的文化,使中国电影艺术成就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和赞赏。同时,中国电影要做到超越单纯的民族风情,全方位地表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要观照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使中国电影所承载的文化精神的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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