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经济形势分析

【前言】中期经济形势分析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对劫后狂欢的破灭以及经济复苏曲折性形成机制的讨论还不成熟，经济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认识问题的视角也有很大差异。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加以归纳，不同人从不同周期角度给出了各自的解释。从长波经济周期来观察的人士认为当前全球面临科技动力缺失的长波下滑压力。李...

摘　要：金融风暴揭开了经济危机的序幕，全球经济备受科技动力缺失之扰，中波周期底部反复和库存周期波动形成了当前的主要压力，中国城市化动力也难掩转型阵痛。2010年上半年以来，全球经济显露出了增长疲态。发达国家尽管消费稳健复苏，但高债务和高赤字问题一直困扰着主要国家政府，生产领域的短波向下加剧了人们对经济的担忧，债务型通胀和全球生产体系再平衡构成了发达国家的滞胀隐忧。而中国经济正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同比基数垫高和短波向上动力回落将必然导致2010年GDP增长遥季下滑，外部市场压力和内部财政压力都给当前的转型增加了难度，从而形成转型阵痛。展望下半年，全球经济都将走过艰难的蹒跚复苏路，无论是政策，还是经济领域自身，都需要克服短期的调整，以延续和展开长期复苏趋势。

关键词：复苏中继；增长动力；转型阵痛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43008-07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由此进入一轮快速衰退的过程。自2008年第4季度起，美国经历了连续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欧盟(27国)和日本经历了连续5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金砖四国经济同样受到较大的冲击。在全球步调一致的经济刺激政策下，新兴经济体于2009年2季度领先发达经济体率先实现走出深度低迷，美国、欧盟和日本也于2009年3季度先后走出衰退的阴影。然而，全球经济在2009年中期前后表现出的复苏并不稳固，主要经济体在走出深度衰退之后，两个事实导致乐观情绪滋生得太快：一是金融危机并没有实质性地破坏基础设施，也没有强制地破坏落后产能，在形势稍有稳定之后，损失并不严重；二是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政策让人们感觉到危机实不可怕。轻易摆脱危机的感觉和人类狂妄的自信促成了劫后狂欢局面的产生，在经济活动上表现为库存的上升和产能的进一步扩张。库存的上升显示了经济参与者对短期经济活力的信心，而产能扩张则反映了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信心。于是形成了复苏悖论：导致危机的总供求矛盾并没有实现对结构性过剩产能的淘汰，而劫后狂欢则导致了新领域产能的盲目扩张，从而加剧了总供求矛盾。

对劫后狂欢的破灭以及经济复苏曲折性形成机制的讨论还不成熟，经济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认识问题的视角也有很大差异。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加以归纳，不同人从不同周期角度给出了各自的解释。从长波经济周期来观察的人士认为当前全球面临科技动力缺失的长波下滑压力。李扬认为，尽管此次危机表现在金融领域，其实质则是经济危机，而如此之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它的基础一定在科技上。此次危机的实质是科技基础丧失的经济危机。周金涛认为全球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长波衰退，“起飞萧条”将使得中国目前面临最困难的局面。波涛认为，世界经济1982-2006年的平稳发展期已经结束，世界经济正进入以“动荡”为特征、长度大约为10-20年的历史发展时期。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的世界经济动荡期的开始。基于产能变化的中波周期观察者最为普遍，产能周期观察者往往也同时结合库存周期来解释经济现象。孙建波指出，全球于2008年4季度进入了中波周期的底部，来自金融的压力在2008年下半年把中国经济迅速地推向了调整的最低点。2009年全球经济虽然还处于中波周期的底部区域，但短波向上将是主旋律；但经济要走出中波底部往往至少需要两次库存周期向上才能完成，2010年中国经济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将先后再次经历一轮去库存的短波向下阶段，2010年底或2011年初再次启动新一轮短波向上周期，经济才有可能确认走出中波底部。也有从中波周期的视角结合长波理论来看当前的经济格局的，例如，高善文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上一轮经济周期末期、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启动的转折点区域，典型特征就是产能过剩严重、有效需求不足、新的增长点还没找到。

从2010年上半年的讨论来看，对经济“二次去库存”表示担忧的专家和学者越来越多，特别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面临转换，让人对二次去库存的后果表示担忧。从长波、中波、短波思考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产能周期和库存变化适用于对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理解，对中国的讨论还另外多了对库兹涅茨周期的讨论。普遍认为，中国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虽然肇始于低端劳动力短缺的人口红利衰竭问题也开始暴露，并出现了“民工荒”、“加薪潮”等现象，但基于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推进的建筑周期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这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经济调结构的关键在于推动主动城市化的进程。城乡统筹改革和当前关于城镇发展的努力正是朝着这一目标迈进的，城镇建设和居民住房保障将推动传统的户籍管人向“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转变。指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应以加快城镇化为依托，调整优化城乡和区域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总结以上对当前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的认识来看，对于长波周期科技动力缺失问题的质疑较少，对于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城市化动力的看法也相对一致，但对于何时中波周期底部的看法存在分歧，分歧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短波周期波动的影响，二是经济调结构的影响，争论的焦点在于克服中波周期压力的动力是否能够突破以上压力。孙建波等认为，在经济没有找到长波科技动力的时候，两种力量将维持长期的角力。市场和需求的压力要求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也将经历长期的去杠杆，直接导致资产泡沫的破灭。而社会跨期分配的失衡将迫使政府不得不维持高通胀以化解财政压力。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滞胀”局面的形成。

在经济周期基本阶段判断的基础上，对2010年下半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也各有不同。从全球经济来看，多数分析认为债务危机的影响尚未过去，经济尚不确定。宋鸿兵、吴晓求和陶冬等对外部风险表示明确的担忧。从国内经济来看，夏斌、吴庆、张立群和王建等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速将适当放缓。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6月份PMI指数仍然维持在50％以上，表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扩张的区间，但该指数最近两个月的连续下降似乎意味着，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已经达到顶峰，在近期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慢等因素作用下，下半年经济增长将适当放缓。祝宝良、汤敏和哈继铭等认为，通胀压力正在减小。6月份CPI回落到2.9％的水平，尽管大多数预期认为3季度将是物价高点，但普遍认为由于原材料价格回落，输入性通胀压力减小。夏斌、汤敏和张健华等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张立群、范

剑平和文宗瑜等认为应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刘元春、胡迟和王静文等则认为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需新的经济刺激政策。

二、国际经济环境：长期增长动力迷失

金融风暴掀开了经济危机的序幕，在金融风暴之前，各类金融创新掩盖了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风暴爆发之后一一暴露。以希腊债务危机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现有经济模式和长期增长动力的反思。我们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型社会的消费复苏是稳健的，而其生产体系和财政金融模式却面临着重重危机，消费者行为的稳定性在大环境中也容易受到负面因素感染。特别是在全球生产加值链分配模式面临转变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科技领先型国家需要借助新的动力冲出重重迷雾。

1.消费的复苏缓慢而稳健

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重要的消费型经济体，在2009年以来的经济刺激中尽管工业领域复苏滞后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消费的复苏是稳健的。消费复苏的稳健步伐决定了发达经济体的稳定性是有保障的。当前，尽管全球生产领域再度遇到了向下的压力，但消费型经济体的消费稳定将为经济体系的稳定做出贡献。从图1来看，尽管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恢复相对缓慢，但在PMI显露疲态的时候仍然相对稳定。如果生产领域进一步恶化，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必然下滑，但我们认为下滑的幅度一定较为缓和。消费的相对稳定只能说明全球经济不会重步2008年金融风暴的后尘，但并不意味着持续增长。

2.短波去库存形成暂时冲击

自2008年下半年生产领域快速去库存之后，2009年中期之后发达国家在消费复苏的引领之下经历了一轮强劲的补库存。截至2010年6月，这一补库存行为在生产领域已经结束，并面临去库存风险，从而冲击复苏进程。

图2显示了自有库存、供应商支付情况和客户库存的变化。从客户库存的情况来看，目前有底部企稳的迹象。表明尽管生产领域将面临去库存，但流通和消费端由于一直处于低库存状态，不会加重库存冲击。而历史表明，二次去库存是产能周期调整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只有经历二次去库存，才能真正实现产能调整，迎接新的中波向上阶段。这也就意味着，2010年下半年才是产能收起调整的关键阶段，二次去库存将伴随着生产领域的重大变化。

3.削减赤字压力持续

在多伦多G20峰会上，各国最终就削减预算达成了一致：在2013年之前将目前的财政赤字减半，同时在2016年前稳定并减少债务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美国估计，到2013年，其赤字在GDP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0.1％降到4.2％，德国指望2013年的赤字占比从2010年的5.5％降到3％。

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将不得不被动退出财政刺激计划，这将降低总需求中的公共需求及其引致需求。实际上，G20削减财政赤字的期限并不具有约束力，峰会宣言也明确表示财政预算削减有赖于各国具体的情况。而且最后虽然就削减预算达成了一致，但从宣言来看依然希望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削减债务之间达成平衡。长期的削减赤字的压力制约了发达国家的政府需求及其引致需求，为经济持续复苏蒙上了一层阴影。

4.债务型通胀在所难免

摩根土丹利在一篇题为《债务型通胀的回归》的内部报告中指出，据路透社报道，预计G20中发达国家今年的债务总计已达到GDP的107.7％，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比例预计为37％，而G20中发达国家在2007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的这一比例只有80.2％。

通过对历史上国家“赖账”方式的研究，我们认为：在通胀率不大于公共债务平均利息率的前提下，如果要控制债务/GDP比率，必须要保证赤字比率低于通胀率。二战给美国留下了庞大的债务。1946年，美国的公债达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后的2003年，美国的公债一GDP比率则降至36％。1946-2003年间，名义GDP增长平均每年令公债一GDP比率降低2，8个百分点。毫无疑问，债务型通胀是未来的确定性事件。据摩根士丹利该文介绍，前任IMF首席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主张，美联---储应设定4％6％的通胀目标；曾任英格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David Blanchflower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Aizenman和Marion两教授则运用不同于本文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同一问题，认为6％的“温和”通胀率在4年内能使美国的国债一GDP比率降低10个百分点。这样看来，发达国家的高债务除了形成了长期的减赤字的压力之外，还形成了长期的债务型通胀的压力。

5.滞胀隐忧：全球生产体系面临低端劳动报酬上升

计算机改变了全球生产模式和分工模式。我们看到的是2004年以后全球计算机生产的快速膨胀。截至2008年底，全球个人电脑数量达到了10亿台经历了27年，再增加10亿台将仅需5年的时间，这主要得益于新技术应用、产品价格下降以及技术人员的全球化需求。市场下移要求有新的市场，如此庞大的数量将不得不寄希望于普通工薪阶层，提高工人工资也将是生产商获得市场的惟一选择。

计算机生产与以往历次科技革命不同。这一轮生产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分工的，主要出口导向型国家承担了低端生产任务。据IMF估计，自从柏林墙倒塌之后，参与到出口导向经济的人口从3亿扩大到了超过8亿。计算机的市场下移将要求提高出口导向国家的工人工资，从而提高了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全球生产体系中中产阶层的范围也将扩大，表现为该轮经济繁荣中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中产阶层扩大。

由此，我们看到，在长波周期停滞，现有科技革命下的生产走向成熟的时候，总供求曲线将面临质量的变化。生产体系中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变化将是主流，从而引领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式上升，同时资本回报降低，经济发展看起来滞后。这就是发达国家面临滞胀的生产力因素所在。

6.长期去杠杆：长波周期与中波周期重叠的必然产物

6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根据法案文本，美国将对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管，清除导致目前危机的各种“系统性风险”。这项法案的管辖范围“事无巨细”，大到大金融机构的运作、并购，小至抵押贷款的发放、信用评级的制定以及各种衍生工具的交易等，都将列入监管之列。同时，新的金融改革法案还将设立强大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以对付那些不负责任的信用卡公司和购房借贷公司。

应该说，这不是偶然，而是发达国家经济体面临长波周期和中波周期双重压力下的必然选择，开启了发达经济体长期去杠杆化的大幕。当技术进步遇到瓶颈，金融泡沫往往酿成繁荣假象，这一假象在推动虚拟财富集中的同时，损害了公民物质福利。

去杠杆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降低了生产和金融领域的ROE水平，同时为稳健的、量入为出的消费提供了支持。这一趋势也将蔓延到所有发达国家和正在学习美国金融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为此，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房地产业再掀泡沫面临着制度压力，而旨在实现全民安居的住房保障工程将得到切实推进。

三、中国经济：复苏中继与转型阵痛

尽管全球面临长期增长的科技动力缺失的困境，但中国作为一个技术追赶型国家，现有科技推动力尚未尽其所能。旨在推动经济走出中波底部的刺激政策导致了2009年的强劲复苏，而二次去库存的短波反复直接导致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的高位下滑。至此，经济走出中波底部所必须要经历的产能清理过程仍然没有完成，原有的出口导向模式难以维持起飞之后的高增长，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经济的转型阵痛。旨在提高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转型措施压制了当前增速，而转型的实现却又依赖着现有生产模式所能够提供的稳定环境。在新的增长动力仍在培育之际，传统经济部门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是转型之路上必经的阵痛。

1.GDP增速将面临阶段性下滑

自2008年底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后，GDP增速分别于2008年4季度和2009年1季度探底，在此后的几个季度里逐季回升。根据最新核算数据，2009年全面实现9.1％(初始速算数为8.7％)的GDP增长的经济增长。

2010年GDP增速将面临逐季下滑的局面，这并不代表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而是经济同比的基数原因所致。由于2009年每个季度经济逐季改善的幅度较为明显，所以，2010年的GDP同比数据就必然显露出逐季下滑的基本态势。根据世界银行北京时间6月18日的最新《中国经济季报》，世界银行继续维持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预计2010年和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9.5％和8.5％。世界银行专家建议中国应让利率成为货币政策中更重要的部分。

虽然在经历过第一季度的快速增长后，由于宏观政策一定程度上趋于正常化，以及中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第二季度有所放缓，但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乐观。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当前确实面临着困难，除了同比技术逐季垫高之外，经济的环比增长动力也正在减弱。特别是严厉的节能减排措施和房地产调控措施在2季度集中出台，这将加剧2-3季度GDP的下滑。我们预期经济在2011年将重新走上稳定增长的轨道，但也难以维持过去超过11％的增长速度，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在8％-9％。

2.短波趋势面临下行压力

在中波周期底部必然要经历多轮短波反复才能完成信心重建的过程。自2008年下半年经济快速去库存之后，2009年前三个季度基本处于加库存的状态中。目前来看，经济已经走完本轮反弹小周期，库存高位难以为继，二次去库存风险增大。不管是生产性还是投机性，这是此前对投资需求的良好预期驱动使然，但伴随地方融资平台“解包还原”、房地产调控等措施，现实的最终需求必定大大低于预期。继2008年之后，强周期行业可能将再度进入“去库存化”。在库存小周期下行阶段，要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回落而不是二次探底，就必须切实增强保障房建设的力度、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既重视新产业投资，也强调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

从PMl分项指数来看，原材料库存率先下滑，表明生产商对前景已经有所警惕，这就意味着当前仍然处于高位的产成品库存也将跟进下滑。这一趋势将导致2010年下半年经济经历一个短波向下的过程，第二次短波向下能否促成产能的调整，未来的库存上升能否伴随着设备利用率的同步上升，是经济能够真正走出中波底部的关键。

3.外部压力持续存在

从中国的发展战略来看，正在走过出口导向阶段，向着进口替代和内生性增长过渡。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外需引擎将有所减弱。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已经上升到较高水平，继续增长面临瓶颈。2009年中国出口总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占全球出口份额上升至9.8％，达到了日本的历史最高水平。根据我们的预测，中国的出口份额在2010年将进一步上升至10.6％。

从全球经验来看，占全球出口10％左右份额属于顶部区域，在该区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非常困难。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多元化，不仅美国、日本、德国等传统出口大国依旧强大，而且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也颇具竞争力。可以预见，在9％―12％的出口份额区域，中国出口增速如果要高于全球出口平均增速，在该区域每前进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

另外，尽管官方一再强调，汇改为调结构服务，人民币不具备大幅升值基础。但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强势却是众望所归。客观上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形成一定压力。同时，发达国家的政策退出将影响对中国的进口。

4.财政扩张空间有限

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43349.79亿元，同比增长27.6％。尽管财政收入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但全年财政收入仍有望突破8万亿元。不过，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不能掩盖当前的财政困境。一方面，这一增长态势仅仅是危机之后的恢复性增长，2010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长24.5％，折算到两年中年均增长仅为11.6％；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并没有在中央财政中直接体现，掩盖了财政收支背后的困难一面。根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估计，中国公共债务目前达到GDP的50％，虽然比例较低，但地方政府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将触发局部危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其严重程度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才浮出水面的。2009年，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影响下，地方融资平台在全国有了加速发展，为保增长、扩内需、促稳定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目前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尚无严格统一定义，各大银行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具体定义、明细和风险管理措施都不相同。我国审计部门6月23日首次披露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通过审计调查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审计还发现各地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性债务平均占本级债务余额的1/2以上。所审计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共有各级融资平台公司307家，其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45万亿元，分别占省、市、县本级政府性债务总额的44.07％、71.36％和78.05％。这些都将制约未来的财政扩张空间。

5.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协同升级

亚洲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重工业化明显加快，与之相对应的则

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下降，这是世界工厂发展的产物，这一趋势也正在扭转。当前全球生产体系的大格局是中低端劳动力的收入分配比重将逐步扩大，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产阶层因此而扩大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的嬗变。

当前正是中国工作人口占比最高、消费占比最低的时候。这一格局将随着收入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例如，1960年以来，日本消费占GDP比重呈w型走势，与其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调结构是艰难的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协同升级方能实现。调整经济结构既是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持续性得到增强。特定的产业结构决定了特定了收入结构，从而也内在地规定了相应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协同升级才能形成稳健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可见，调整经济结构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抗风险能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

四、总结与政策展望

随着经济稳步复苏，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健状况有所改善，但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依然较大。人类社会并没有摆脱技术推动力日渐式微的根本困境，旨在挽救经济走出中波周期衰退的财政货币政策面临退出压力，而全球范围内短波补库存的短期推动力则进入减弱周期。

先进国家的风险可能会冲击正在恢复的稳定局面，并使信贷危机演进到一个新阶段。最终，发达国家的债务将形成一个长期的债务型通胀局面，形成对劳动者和债权国的一轮剥削，过去一轮经济繁荣的贸易盈余国将因此蒙受损失。这也是推动出口导向国家转变发展战略的必然。技术追赶是否成功是这些国家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发达经济体在面临技术进步动力缺失的同时，适逢建筑周期、产能周期乃至库存周期的复杂重叠，而持续的过度的财政货币政策必然导致经济的进一步失衡。为此，发达国家必须通过设计良好的财政重组降低风险，清理危机遗留问题，确保一批健康而有活力的核心银行能够提供信贷支持，推动去杠杆化过程的平稳进行。

展望未来，经济需要一个温和的发展环境。发达国家债务问题和全球生产链条收入分配扩大趋势的必然结果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将保持适度的通胀水平。全球经济都在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现有科技模式和生产体系下的再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的、稳健的过程。

中国经济正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传统的出口导向产业部门仍然是低端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承载，但全球范围内生产链条上劳动分配扩大的必然趋势推动中国不得不寻找内部平衡。仍然处于库兹涅茨上升周期的中国经济将在主动城市化的推动下，以扩大消费、区域平衡和产业转型为典型特征，努力破解增长陷阱。

下半年的政策取向应在坚持上半年调控的正确方向不动摇的基础上，继续贯彻遵循“连续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等基本原则。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在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力度，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当前的宏观环境来看，在坚持经济调结构、推动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的大前提下，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关键是要处理好以下三大关系。

一是健康稳健财政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形成是国家财政政策实施后果的一部分，特别是在2009年，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复苏做出了贡献。从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也需要这一融资主体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而财政稳健目标事关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何平衡两者关系，在保证财政健康稳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各类融资平台主体在建设中的作用，既需要政策智慧，更需要制度创新。

二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与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之间的关系。2009年新增贷款高达9.5万亿元，年初央行提出今年贷款控制在7.5万亿元，增速为18.8％。应该说此增速并不慢，货币政策仍是适度宽松的，但截至5月底，“银信合作”规模已达2万亿元。虽然控制了银行贷款，却疏忽了非银行贷款形成的市场融资。这有可能导致调控失效。但如果一旦严格控制，有的部门又势必缺乏资金。政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施有保有控，既要控制泡沫领域的资金沉淀，又要保证政策鼓励领域有充足的资金。

三是城镇化过程中短期矛盾和长期任务之间的关系。城镇化的关键目标是进入城市或城镇的人口享受高质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其中的关键要素是住房。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清晰的：既要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又要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房价上涨过快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致，而投资和投机易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策必须要坚决果断地加以遏制。并不是控制了房价就一定压制了需求和建设，只要政策能够切实地推动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破解房地产市场供给不足和市场层次不清等问题，房价的畸形结构就一定能够得到破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经济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始终存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结构既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又面临一次新的战略性调整机遇。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在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经济调结构的节奏，切实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正确处理各种短期困难和长期目标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