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基本人权保障

摘要:2010年,中国的人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人权的特殊性体现为人权的时代性观点,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凸现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为主体,从实证角度考察他们的人权状况并进行原因分析。从政府职能角度以农民工应当享有的人权为内容,并提出新时期我国对保障农民工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人权;人权的特殊性;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310-01

过往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人权在我国的发展更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更是表明我国对人权的保护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2008年,中国政府决定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未来两年事业的发展做出规划。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这样的人权行动计划,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总理在2010年的新春致辞中提到,政府“要更加努力工作,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彰显党和政府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治国根本。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国民人权。

人,依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不管他身处何时何地,都毫不例外地,平等地享有生存权、发展权。这是源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是人权具有普遍性的体现。从哲学的角度,人权亦具有特殊性。只有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才能制定适合本国人权政策,才能确保每个人的人权得到实现。在发展中国家,更重视与强调人权的特殊性。从实践角度来讲,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对于人权保障的具体方式更是存在各种差异。当中国决定开创有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开始,便意味着我国的人权发展必定具有特殊性。

农民工是我国新时期凸现的弱势群体所谓的弱势群体。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已超过2亿。“农民工”不仅仅是一个称呼。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年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最受冲击的电子、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农民工大量存在的行业。随着网络与传媒传播的发展,“农民工跳桥跳楼讨薪”、“农工返乡潮”、工厂出现“农工荒”,才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这一社会特殊群体。

我国宪法保障公民人格尊严。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世界人权宣言》内容体现着保障人权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自由与平等原则;二是非歧视原则。然而,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对于农民工的人格尊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土包子”、“盲流”、“乡巴佬”,在称呼上便受到了歧视。

《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享有工作权,缔约国必须特别保证劳动者享有报酬、安全卫生工作条件、休息等权利。2006年,重庆一农村妇女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钱被拖欠。温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6个小时之内她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钱。农民工的讨薪需要总理指示才能解决,无奇不有。2009年11日2日,30多名湖南省籍广州某啤酒厂合同工因与厂方发生劳务纠纷,为向厂方施压,在海珠桥聚集,其中16名员工上演“集体跳桥秀”。因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海珠警方依法刑事拘留2组织者被,对14人处以行政拘留。

农民工讨薪的出现并非偶然更事出有因。一方面,有部分媒体和网络的曝光缺乏深度分析。不可否认,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关注农民工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有部分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只考虑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只报道事件现场,而忘了追踪背后的原因。媒体应当作出有力度、具新闻价值的报道,发挥好媒体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对于解决农民工问题仅仅停留在意见阶段,而未有确实有效的法律从根本上作出规范。农民工没有了解劳动合同对保障其薪酬、保险等的重要作用。有小组专门进行调查问卷分析,结果显示,受调查者中仅有27.5%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有效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双方最重要的证明材料之一,如果农民工持有与建筑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则施工单位很难拖欠和抵赖工资,从而避免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发生。显然现实并不乐观,没有针对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保障制度,使得拖欠工资时有发生。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的保障依然是一个需要紧抓解决的问题。

人权与福利密切相关,国民享受福利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的人权状况。我国宪法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一项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调查显示:参加人数最多的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达到64.6%,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针对农民工医疗保险的都为6.8%,8%的农民工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13.8%的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由于新农合较大的推行力度,且政策优惠,得到多数农民工的参与,但新农合并不能解决异地就医问题。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难以纳入城市社保系统。而且,农民工流动性大,医疗保险异地报销的程序复杂,谁都不敢“随便”受伤。农民到城里打工,其户籍仍是农民,在城市受到工伤难以城市居民的标准得到保障。难免会让受外伤的劳动者再受一次内伤。城镇本来就“看病难、看病贵”,连城市人都看不起的病,工资仅够生存的农民工更加难以承受。

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保障农民工的人权。对于保障农民工的人权,政府责无旁贷、社会义不容辞、弱者自立自强。

“人权,是人依据其自身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作为一项应然权利,要有道德的支撑,得到普遍的承认。人权,更应当是一种法定权利。因为只有以法的形式定下来,才会真正得到保障。人权的特殊性表明,要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的人权,必须根据国情民性,以本国国民的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为依据,符合中国的道德要求,使人权保障制度从理论走向实践,可行且有效。在如何完善农民工的人权保障问题,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创造舆论氛围,普及人权教育,倡导人文关怀、人权理念,让人道主义精神渗透到政府与公民。人道主义精神,虽然从西方引入,但其精神实质“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全人类所追求的。博爱,要求一视同仁,摒弃歧视思想,尊重他人关爱自己。人,无分贵贱,一律平等地享有权利。对于主张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更需要一种社会宽容。每个人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为建设社会而努力着,不应该有等级观念。

第二:将农民工权利保障纳入法制化和社会化的轨道。农民工涉及到社会的不同行业,当地政府应当携手各个经济部门、劳动部门、司法部门,共同保障农民工的权利。1993年颁布的《劳动法》可以说是从具体的法律中确保了劳动者的权利,但是,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往往告诉无门,控诉无方。工资低,法律意识有限,使得他们不懂以法律的方式保障自己的权益,只能选择“跳桥”、“自杀”等极端手段。尽快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劳动保障制度,规范用人单位支付工资。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

第三:依照国情,探索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安全生产与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对于高危作业与特种行业,企业必须配备法定安全防护措施,规范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针对农民工的群体性,在其中大力宣传社会保险计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加以优惠政策,使得保障制度得以顺利开展,慢慢完成,亦可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第四:弱者自立自强。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主要还是激励和培养公民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为主,而不是单纯的给予经济上的保障。当国家深刻地认识到有一个这样的群体需要帮助,而且作出了优惠政策,为其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扩充自己的知识水平、学习技能、提高综合素质。现代的社会看重的是主动性、积极性,不甘落后才能创造奇迹。

第五:继续积极开展人权领域的对外沟通与合作,从国际合作中学习和借鉴国外对于促进和发展人权的经验。认真履行我国已批准的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国际间的人权合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暴力冲突和战争有深刻意义。尊重人权,维护,作为一个以讲求仁义道德,追求和谐为传统的国家,中国更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