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华反倾锁非市场经济待遇

摘要：印度已成为全球对外反倾销和对华反倾销第一大国。文章对可获详情的134起涉华案件的非市场经济待遇状况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印度对中国实施非市场经济待遥的主要依据是认定涉案企业存在政府实质性干预，确定正常价值的主要方法是印度实际支付或应付价格法和最佳可获得信息法，与同案市场经济待遇中国企业相比，非市场经济待遇对涉案产品反倾销税率的影响显著。

关键词：印度；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待遇

中图分类号：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4 0028-06　收稿日期：2010-11-29

度对外反倾销的法律基础是《1975年海关关税法》第9A、9B和9c条，《1995年海关关税(对倾销产品及其损害的确定、评估及征收反倾销税)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依据WTO《反倾销协定》对之作了补充。此后，该条例以非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为核心经历了四次调整。1999年纳入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2001年界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开列了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17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同时确立了涉案企业市场经济待遇的4个判断标准；2002年删除了上述17国名单，同时规定，反倾销调查前三年被印度或任何WTO成员调查当局认定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均假定为此类国家；2003年，该条例又增补一条，对被WTO成员认定为市场经济的国家，调查当局将给予同等待遇。

根据WTO统计，自199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印度共发起596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的案件有131起。而印度反倾销调查当局商工部网站显示了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对外反倾销246起案情的详细资料，其中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有145起，涉及中国的有128起，包括1994年1月7日发起的对华首起反倾销案――异丁基苯(Isohutyl Benzene)案。此外，通过中方资料另获6起涉华案情。“本文拟对这134起案件中的非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作统计分析。

一、非市场经济待遇的企业特征与原因分布

在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中，应诉企业可按所有制形式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三类。其中，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及各级政府的独资、控股、上市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外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其余为私营企业。按此划分，在参与134起案件应诉的246家企业中，三类企业数量分别为¨4家、91家和41家。其中，89％的企业(219家)未获市场经济待遇，而国有企业获非市场经济待遇的概率最高，达97％(111家)，其次为私营企业87％(79家)，外资企业最低，为71％(29家)。

246家应诉企业分布在纺织、制药、化工、钢铁冶金、消费品和其他6个行业。其中，化工和制药是印度对华反倾销最集中的行业，而纺织和制药行业则是非市场经济待遇的重灾区，两行业全部48家应诉企业无一获市场经济待遇(表1)。

根据印度反倾销法，判定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有4个：(1)企业在商品的价格、成本、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和劳动)、产出、销售和投资方面的决策是否根据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作出，是否存在政府实质性干预，主要生产要素成本是否实质上反映市场价值；(2)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是否存在从前非市场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重大扭曲，特别是与资产折旧和通过债务补偿方式进行坏账注销、易货贸易和支付有关的扭曲；(3)财产法和破产法是否保障企业经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4)外汇兑换是否按市场汇率进行。这四条标准于2001年确立，完全是参照欧盟反倾销法从企业层面的判断。

事实上，欧盟反倾销法还有一条市场经济待遇判定标准，即企业是否有一套清晰的按照国际会计标准经独立审计的会计记录。印度反倾销法虽未将之正式列入，但调查当局早在上述4条标准制定前的司法实践中就已采纳，如在1997年11月4日发起的对华电熔镁砂(Fused Magnesia)案中，当局即以未满足该标准为由给予4家应诉企业非市场经济待遇。此外，应诉企业在问卷调查中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数据存在矛盾、机密信息的非机密摘要不合要求，或拒绝调查当局实地核查、核查期间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等，也是非市场经济待遇的认定依据。本文将这两类因素归为标准五。对于调查当局同时引用两条或两条以上标准进行判断的案例，本文仅统计主要标准。

这样，对上述219家非市场经济待遇企业，调查当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标准一和标准五：其中，对国有企业主要依据前者，对私营企业则首选后者，两标准对外资企业的适用程度基本相当(表2)。对三类企业，调查当局基于标准一的判断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形：国家是否持股、原材料价格是否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和生产要素是否反映市场价值。其中，情形一最常见，只要应诉企业含国有股份，且未提供有效申辩证据，即认为其存在国家实质性干预，甚至对合资企业也不例外。如2005年尼龙长丝案中的济南聚大纤维有限公司、2006年悬浮级聚氯乙烯案巾的宜昌宜化Pacific Cogen有限公司、2007年头孢三嗪钠案巾的珠海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2007年硫化黑案中的大连绿蜂化学制品有限公司和2009年同步数字传输设备案中的阿尔卡特一朗讯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外合资企业均因此被判非市场经济待遇。调查当局基于标准五的判断主要是应诉企业提供信息不完整、不正确，或拒绝当局实地核查、核查期间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等，私营企业和不含国有股份中外合资企业据此被认定非市场经济的情形较为普遍，1997年电熔镁砂案、2000年高锰酸钾案和亚硫酸氢钠案、2001年铅酸电池案、2008年瓷砖案、2009年香豆素案等均属此类案例。

二、替代国选择与正常价值确定

根据印度反倾销法，对于非市场经济待遇企业，其倾销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采用替代国方法，而替代国的选择主要考虑两个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和涉案产品。在涉华134起案件中，有14起因以下原因终止调查：申诉方撤诉9起、申诉方不合作1起、申诉企业不具备代表国内产业资格2起、“微量不训”2起。其余120起案件，有81起采用了最佳可获得信息法(Besl Information Available，BIA)。明确采川替代国方法的案件有39起，涉及替代国／地区6个，分别是印度、欧盟、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荷兰和以色列。其中，印度作为替代国的案件为34起，其余5个国家／地区分别在5起案件中作为替代国／地区(表3)。

印度本国被频繁作为替代国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中国与印度同属地处亚洲的发展中大国，领土面积列全球第三和第七，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较高(2009年GDP)曾长率分别为9.1％和7.4％)，人均GDP水平接近(按购买力平价2009年分别为6600美元和3100美

元，列全球128和163位)，且产业结构相似，同有庞大的农业部门和齐全的工业部门。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中当局即据此将印度作为中国涉案产品的主要替代国(Law Offices of　Stewartand Stewart，2007)。二是涉案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如2005年5月18日启动的对华绸缎(S|lkFabrics)案，调查当局认为全球90％以上的绸缎南巾印两国生产，市场份额各占78％和14％，这一产业特征表明不存在其他国家可作合适替代国。i是第三国相似产品成本价格信息的可获得性。如2007年2月23日发起的顺丁烯二酐(Maleic Anhydride)案，其发起公告曾建议采用中国台湾作为替代地区，但台湾出口商未予配合，在无法获取台湾同类产品成本数据的情况下，当局最终决定以印度企业的结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

调查当局选择其他替代国家／地区主要考虑产品因素，包括向印度出口涉案产品的数量规模或价格、涉案产品性质、中国和替代国市场的销售规模，以及涉案产品成本信息的可获得性。在如2004年7月27日发起的聚四氟乙烯(PTFE)案中，调查当局因荷兰对印度的出口规模与中国基本相当而将之作为替代国。在2006年3月23日发起的维生素A棕榈酸盐(Vitaimin-A Palmitate)案中，调查当局发现全球主要生产企业有四家，其中两家在欧洲，另两家在印度和中国。考虑到涉案产品这一特性及中国和欧盟市场的销售规模，决定选择欧盟为替代国。在2006年7月4日发起的技术用和食品用磷酸(Phosphoric Acid)案中，调查当局从印度商业情报与统计总局(DGCI&S)进口数据库获悉，韩国和以色列仅次于中国为对印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国，两国分别占印度进口量的6.28％和3.10％，但韩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比以色列低约20％，也低于印度国内有效率企业的结构价格，且已有印度企业申请对该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鉴于此，调查当局决定将以色列作为中国涉案产品的替代国。在2008年11月25日发起的冷轧平板不锈钢(Cold Rolled FlatProducts)案中，调查当局曾考虑将日本作为替代国，但申诉方未提供充分材料，日本同类产品厂商亦未予答复。因此，调查当局决定以中国台湾作为替代地区。至于经济发展水平因素，调查当局在此类案件中也予一定考虑，如在2008年11月17日发起的二乙基硫代磷酰氯(DETPC)案中，因丹麦是发达国家而排除其作为中国替代国的可能性。

根据印度反倾销法，基于替代国的正常价值计算方法有5种：(1)替代国国内售价；(2)替代国结构价值；(3)替代国出口价格；(4)经适当调整且含合理利润的同类产品在印度实际支付或应付价格；(5)其他合理方法。34起以印度为替代国的案件采用方法四，5起以欧盟、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荷兰和以色列为替代国／地区的案件分别采用方法一和方法三(表3)，而方法二要求替代国相同或相似产品厂商提供生产成本、销售、各类费用和利润等涉及商业秘密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对方配合，因而在对华案件中从未采用。采用最佳可获得信息法的81起案件属方法五，在这些案件中，对于未(有效)应诉的中国涉案企业，正常价值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计算：一是基于以下可获得信息的结构价格：申诉方提供或调查当局通过间接途径获得的涉案产品原材料成本(如国际市场价、中国出口价、印度进口价)、高效率应诉厂商或印度厂商的原材料耗用定额和转换成本、印度厂商销售管理费用，再加5％利润，如香豆素(Coumarin)案；二是直接采用同案中中方有效应诉企业或获市场经济待遇企业的正常价值，如子午线轮胎(Bus andTruck Radial Tyres)案。

1999年7月15日之前，印度反倾销法未明确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但期间，对华发起了23起反倾销案。其中，有3起案件因申诉方不具备代表国内产业资格或微量不计终止调查，分别为1998年1月15日发起的缝纫机针案、1998年2月19日发起的氯喹磷酸盐案和1999年3月18日发起的聚苯乙烯案。在其余20起案件中，仅有18家企业在8起案件中应诉，被认定有效应诉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因此，调查当局确定正常价值的原则是《反倾销条例》第6(8)款所规定的可获得事实(Facts Available)，具体采用的以下两种方法可-分别视作方法四和方法五：一是基于印度企业生产成本的结构价格，此类案件有6起，如8-羟基喹啉(8 Hydroxyquinoline)案采用经适当调整的印度国内产业生产成本作为中国涉案企业生产成本；二是基于申诉方提供信息的结构价格，此类案件有14起，如对华首起反倾销调查采用以下最佳可获得信息确定中国异丁基苯(IBB)的生产成本：原材料成本依据国际价格，消耗定额综合印度政府、申诉和被诉企业数据确定，其它成本采用印度高效率企业数据。

三、非市场经济待遇对倾销幅度的影响

在印度对华134起反倾销案件中，有27家中国应诉企业(不包括2001和2008年两起瓷砖案中的贸易型企业)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因此，非市场经济待遇对中国涉案企业倾销幅度的影响可基于以下三种情形进行评估：一是同一企业初裁和终裁分获非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待遇下的倾销幅度比较，二是同一案件中不同应诉企业不同待遇下的倾销幅度比较，三是同一案件中应诉与未应诉企业不同待遇下的倾销幅度比较。

在134起案件中，有8起案件属第一种情形，应诉企业在终裁中市场经济待遇下的倾销幅度大大低于初裁中非市场经济待遇下的倾销幅度(表4)。

属情形二的案件有6起。在这些案件中，调查当局确定非市场经济待遇应诉企业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有三种：一是采用同案中国市场经济待遇企业国内销售价格，如2008年子午线轮胎案；二是采用印度企业的结构价格，如2001年瓷砖案的新出口商复审、日落复审和2008年瓷砖案；三是基于最佳可获得信息的结构价格，此类案件有3起，分别是2007年紧凑荧光灯案和阴极射线彩色显像管案、2009年同步数字传输设备案。除子午线轮胎案，非市场经济待遇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均高于市场经济待遇企业(表5)。该案中，获市场经济待遇的米其林轮胎(沈阳)公司和同铂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的倾销幅度分别为50％～55％和30％～35％，而10家非市场经济待遇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却大多为15％～20％和25％～30％。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调查当局将固铂成山公司的国内销售价格作为非市场经济待遇企业的正常价值有关。固铂成山公司是美国第二大轮胎厂商固铂轮胎橡胶公司在华控股(51％)合资企业，而非市场经济待遇企业均为国有、集体和民营企业。

属情形三的案件有11起。在这些案件中，调查当局确定未应诉企业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同样有三种：一是采用同案中国市场经济待遇企业国内销售价格，此类案件即2008年子午线轮胎案；二是采用印度企业的结构价格，有2002年苛性钠案、球轴承案、2001年瓷砖案的新出口商复审和日落复审、2008年瓷砖案等4起；三是基于最佳可获得信息的结构价格，此类案件有6起，分别是2001年铅酸电池案、紧凑荧光灯案、2002年硼砂化合物案、碳酸钾案和覆铜箔板案，以及2009年的同步数字传输设备案。在这些案件中，市场经济待遇企业的倾销幅度均远低于未应诉企业(表6)。

四、小结

印度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法律法规完全以美国和欧盟为模板。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界定和替代国的选择依据仿效美国，企业非市场经济待遇的判定标准和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则来自欧盟，而且，这些法规的正式实施始于1999年。尽管如此，印度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对外反倾销和对华反倾销第一大国，1995～2009年立案数分别为596起和131起，而美国为440起和99起，欧盟则为406起和91起。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总计应为135起，本文对其中可获详情的134起案件的非市场经济待遇状况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统计分析，基本结论如下：

首先，非市场经济待遇的主要依据是应诉企业存在政府实质性干预。从发达国家贸易救济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看，企业是否受政府控制一般从以下三方面判断：股权控制、最高管理层人事任免权和经营控制，且多数股权是判断的首选依据，对于政府非多数股权企业则进行多指标综合分析。但印度调查当局对政府实质性干预的界定宽松而模糊，只要认定存在国有股份，甚至不对股权结构作详细调查，即以无法排除政府干预可能性为由给予相应企业非市场经济待遇。

其次，非市场经济待遇企业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以其《反倾销条例》所规定的市场经济第三国内售价、结构价值和出口价格以外的所谓其他合理方法为主，该方法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分为印度实际支付或应付价格法和最佳可获得信息法两种。前者实质上以印度本国为替代国，后者的特点是透明度低、调查当局自由裁量度高。而在这两种方法中，后者对华采用的频率恰恰是最高的，其原冈显然与中国涉案企业未(有效)应诉有关。

第三，非市场经济待遇对反倾销税率的影响显著。上述两方面原因导致大量中国应诉企业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且倾销幅度大大高估。在所统计的134起案件中，仅有27家企业在终裁中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与该待遇下的倾销幅度相比，无论是初裁中的同一企业还是同一案件中的不同企业，非市场经济待遇下的倾销幅度一般高山数倍至数十倍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