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械祖墓碑的重建

[摘要]四川省绵竹县汉旺镇柏林村柏林坝是宋朝理学大师张拭的祖墓所在地，园内的《武都居士墓铭》和《宋贤良张公碑》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出土和光绪十九年翻刻的，是研究宋朝绵竹张氏家族及其核心成员张、张成的珍贵材料，但二碑在流传或翻刻过程中出现一些让人费解的问题，其中碑文的现存几种版本，文字差异颇多且大。重建“5・12”汶川大地震摧毁的《宋贤良张公碑》，或重刻《武都居士墓铭》当充分吸取已有研究成果，参校多个版本，借以纠正过去翻刻之误。世代相传“柏林三墓”为张拭高祖张文矩、曾祖张、祖张成之墓，而实际墓主当系张戚及其夫人计氏、赵氏夫妇三人。

[关键词]张拭；武都居士墓铭；宋贤良张公碑；重建

[中图分类号]K877.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3-0140-6

历代相传，张拭的高祖张文矩、曾祖张、祖张咸俱葬四川省绵竹县汉旺镇柏林村“柏林坝”，素称“柏林三墓”。在历代王朝及地方政府对先贤祖墓的保护下，“柏林三墓”遗迹至今残存，其中《武都居士墓铭》和《宋贤良张公碑》最具研究价值，一向被视为研究张氏家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后者还是明清以来数十种崇奉宋代绵竹张浚、张械为祖先的《张氏族谱》的谱系构建和民国《绵竹县志》中的《紫岩张氏》编修的主要依据。可惜地震摧毁了《宋贤良张公碑》，所幸碑文尚存于《全蜀艺文志》和道光、民国《绵竹县志》之中。但此碑文与《武都居士墓铭》皆有一些文字差误。本文拟对这两通墓碑的来历、文字歧异、研究价值略加考述，并就与二碑文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提出看法，以期在震后恢复重建中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一、《武都居士墓铭》的由来和价值

道光、民国《绵竹县志》皆载，张墓在县城北二十五里普润乡柔远里，清代称北润里，即今绵竹县汉旺镇之柏林村。但由宋而清，文献中并无有关张墓志铭的记载和引录，直到1938年4月，绵竹县城西的仁贤乡武都里(今西南乡瓦庙村)发现出土了《武都居士墓铭》。

据铭文，此乃张械曾祖张的墓志铭。此碑旋即被移交到“绵竹县民众教育馆”收藏。在1951年绵竹女子中学校长傅平骧先生填写的《绵竹名胜古迹调查表》中，此碑仍然存在。“”中此碑下落不明。20世纪80年代，本县文史工作者宁志奇先生多方访寻，虽然没有找到此碑，但得到了民国时期的拓片。现立于柏林张氏祖墓园中的《武都居士墓铭》即是依据此拓片翻刻的。碑高98厘米，宽65厘米，计28行，约1230字。碑额彖书，横排左行。正文正楷，纵排左行。宇文之邵撰文，杨绛书石。宁志奇先生以《北宋武都居士张墓铭》为题将碑文发表在《四川文物》上，但碑文识读错误甚多。此据高文先生《四川历代碑刻》，引录全文，重新点断：

宋故朝请郎守殿中丞骑都尉赐绯鱼袋张公墓铭

国子监生杨绛书

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前守遂宁小溪县主簿宇文之邵撰

嘉五年张公以太子中舍监在口京都进奏院，居无何，得风痹之疾，致仕。诏加殿中省丞以宠其退。公既得谢，即归汉州绵竹县之故里，阖门自养八年。嗣皇登天位，用恩例授银章朱绂，又当叙升一等。迁命未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家。明年改元治平，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仕贤乡武都里先茔之北。公讳，字元之。其先本籍长安，有为唐勋臣者，从僖宗入蜀，因家焉。太王父，王父廷坚，耻伪孟不仕。父文矩，咸平中遏均寇之乱，徙居绵竹。用公登朝，赠大理评事。母杨氏，赠虢略县太君。公幼而敏悟，年十四，评事君卒，丧之合礼。事母太君、待诸弟孝而友顺，从师为学，刻志自奋。两试春闱，一应制举，卒不口志。庆历中，元昊寇西鄙，公著御戎策三十篇，故御史中丞鱼公一览而嗟赏之，与今宣徽南院使程公表荐以闻。召试方略，授将作匠簿，调泾州良原县主簿。未到任，程公适帅渭，召置幕下，管勾都口管司禁勘公事。时甲马初定，五将屯戍几二十万，公莅事三年，按鞠四百余人，持平验治，无不惬当。任满，拟知白州博白县事。未行，程公经略高阳关路，奏辟管勾本路机宜文字。逾年，改授贺州临贺县令，依旧在职。朝廷遣三司副使仲公循阅沿边，粮草既至，召主者问其数，漠然不知，公剖析应答。或指为妄者，仲公索簿校之，悉如其对。其精干率多此类。秩满改卫尉寺丞。皇祜中侬贼既平，岭南十有二郡阙守，艰于除授。中书方降旨诘公，博白、临贺不往之由。公乃自谓日：“予再蒙恩宰邑，而未尝任，诚若规避，不若丐一荒郡以塞责。”于是，出口擎雷。雷阳之俗，常以长子之子为兄，长子之子虽幼，而次子之子有白首者，顾自称为弟。公才下车，即严设条教，不得渎乱长幼之节，民翕然从之。州西旧有湖塘，每岁仲夏决其水，南放诸海，取鱼货之，以充公帑之费。公一日召湖东之民七十余家，谕以水利，逾月，而塘堤成，水东下溉四千余顷，岁获丰足。雷濒巨海，控带交广，城堞隘庳，公视之，惕然日：“斯岂捍防之谓哉?”遂籍民五千为百甲，甲各立长，以董其役。具版干，设度程，即其旧基，大为规模。一时讫工，屹然山立，雄视它郡。有司上其课，遂用劳赏得都进奏院，院杂事白，当用某月较试副知以充阙员。俄而，有挟要权者，私有所谒，从之则害公，不从则构怨，以状申枢密院，乞依百司人例，就御史台比较。朝廷便之。公所在兴除利害，成有可纪。素轻财，不务蕴啬，通儒书外，又精七曜，考步逆知生死祸福。然未尝少出于言，以自矜耀。年四十有六，始隶仕版，凡履历十有八年，至外闽口籍，又能以恩命追及其亲，始末皆程公之力也。噫!士固有知己若此之厚乎?然程之所治政效赫奕，为时名臣，亦赖公左右赞相以成其懿，此岂非韩退之所谓“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者乎?公享年六十有七。娶赵氏，封天水县君，先公十年卒于雷阳之官舍，至是，而合葬焉。子男四人，长曰钜，次日镒，克家以谨，次曰钺，曰铸，皆应进士举。男孙五人：灌、演、泳、溉、泌，女孙三人。曾男孙一人，曾女孙二人。葬有期，持其行状一通，踵门来请，愿得片文以扬先实，之邵让不获已，则摭其荦荦可道者志之，又为之铭日：恂恂张公，道侈于躬。艾而从政，位禄弗充。在渭及瀛，谟谋有融。出守雷阳，不陋其俗。正名长稚，教风悖睦。缮城决塘，完固衍足。奏复纷纭，列郡之邸。公莅其职，门弗启。以疾乞骸，亦克知止。公有懿德，骞飞不遐。子令孙良，必昌而家。刻文藏之，不诬不华。

这块碑文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保存了绵竹张氏早期的史实和张本人的事迹。在宋代文献中仅有朱熹在《张魏公行状》中对张氏在唐末宋初的传序和迁徙，以及张舷本人的事迹有过简略的追述。《武都居士墓铭》不仅使张氏传序和迁徙的信息更加具体，而且翔实了张的生卒时间、仕宦履历、道德品行、婚配子孙等材料，且与《张魏公行状》互相补充，对于了解和研究张氏家族早期的历史和张生平颇有价值。

第二，增加了更多宇文之邵的信息。碑文作者字文之邵，绵竹人，举进士，官至文州曲水令，《宋史》为之列传，但列传之由仅仅是因其一封指斥时政的奏疏和司马光、范镇等名流对他的赏识，而传记的内容十分简略。此碑文增加了两条信息：一是由碑文的署名可知，宇文之邵担任过遂宁府小溪县主簿。二是提供了_一篇稀见的宇文之邵作品。宇文之邵作品在南宋时已由其孙收编成《止止先生宇文公集》，魏了翁为之作序。但此集没有流传下来，今仅知《宋史》等所载录的《上皇帝书》一篇。

二、《宋贤良张公碑》的由来和价值

《宋贤良张公碑》矗立于绵竹县汉旺镇柏林坝张咸墓前。杨慎《全蜀艺文志》题作《奉议郎张君说墓志铭》，所录铭文末尾附刻有这样一段文字：“碑久漫灭。孙朝散郎、权尚书兵部侍郎兼知临安府军事、两浙西路安抚使构得遗本于故庋中。曾孙通直郎、新差知潼川府飞鸟县兼来调官，俾立石于墓下。”结合碑刻文字可知，《宋贤良张公碑》初次刻立应该在元符二年(1099)张咸去世至大观二年(1108)下葬之间，到淳熙十三年(1186)，经过约80年的风化，“碑久漫灭”，难以辨识。时任临安知府的张咸之孙构找得遗本，曾孙知潼川府飞鸟县某重新刻立。这便是此碑的第二次刻立，姑称之“宋刻碑”。杨慎《全蜀艺文志》收录的碑文当系此次刻立的碑文。

据民国《绵竹县志》所载《重镌宋雍国张公碑铭记》，光绪十九年秋，《奉议郎张君说墓志铭》碑为风雨折断，本县举人邓炳云亲往勘视，“宋刻碑”字可辨认者仅为十分之七八。遂借到本县张氏后裔收藏的《张氏族谱》，方得其全文，但查阅时发现此谱所载亦残缺十余字，乃从《全蜀艺文志》中录其原文。时任绵竹知县李莲生命张氏后裔首事者“采买佳石，延选良工，仿原式而重刊之”。这便是此碑的第三次刻立。这次刻立之前张咸墓遭到过毁坏和修复，以致这通墓志铭碑已不埋藏于墓中，而立于地面，此次刻立遂不再称“墓志铭”，而题改作“宋贤良张公碑”，姑称之“清刻碑”。1983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碑高约2.40米，宽约1.00米，碑座0.30米。碑额“宋贤良张公碑”六字用隶书写成，碑文900余字。但“清刻碑”已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折毁，即将在恢复重建中第四次刻立。

碑文有两个版本：一是《全蜀艺文志》本，二是道光、民国《绵竹县志》本。通过比对，两个版本都有不少文字差误，但相对而言，前者的差误明显少于后者。此据刘琳、王晓波点校的《全蜀艺文》此道碑文如下：

奉议郎张君说墓志铭

予大观元年以维扬执事被出，废处于家。越明年正月，故人君说之子獬状君说之行来求予铭。惟严君说之才，与士大夫谈之，无不敬爱。考其平生，固有可铭者，夫何辞。君说，张氏姓，名成，字君说，本长安人，七世祖遭晚唐衰乱，辟地于蜀，寓居成都。淳化中，曾祖徙于广汉之绵竹，故君说为绵竹人。曾祖讳廷坚，祖讳文矩，赠大理评事。父讳，以殿中丞致仕，君说升朝，赠朝奉郎。母赵氏赠灵寿县太君，王氏封华阳县太君，未及拜命，先君三年卒。朝奉君捐馆，诸兄相继以亡，君说年未冠，家徒四壁，伯兄之子、淮与其女弟茕茕无依。君说力，学，一举登元丰二年进士第，遂携诸孤之官，抚养教育，讫于婚嫁，视之犹君说子也。初释褐，除蜀州新津簿，继迁仁寿县令，再迁雅州百丈令，改华州学教授。元祜初，诏复六科，君说慨然日：“吾先君尝应是科，可不终成其志耶?”于是，晨夕探讨披阅，寒暑饥渴，未尝释卷，故能六艺百家、历代文史，无不该贯。―旦再预阁试，遂封大廷。哲宗皇帝拔居第一。改宣德郎、签署成都节度判官厅公事，转奉议郎。昔我祖宗分设六科，以笼络天下雄俊，故士有策名于此，不淹岁月，遂跻华要，名卿巨相由此途出者，十常三四，得人之盛，度越前世。逮神考有为，超然远览，既患道德之不一，又悯士夫弊于雕虫之习也。故一以经书造之，而辞赋与六科俱罢。及其中复，吾蜀与选者中三人，而君说与什邡王君普。王与君说亦相随沦没。呜呼，科举废兴与夫人物胜衰偶相值耶?抑人事天理固有道也?嗟乎!以君说疏敏之才，宏胆之学，与其经世之志，假之以年，则功名富贵视前人何歉!君说长于序事，稽参古今，披文相质，历历可取。年方龆龀，一睹弈蕃，妙尽其数，士大夫罕能及之。其天资颖悟若此。凡三娶，任氏赠仙原，赵氏赠仙居，计氏封仁和，并县君。生五子，日獬、日汉、日潞、日混、日浚。女二，长适进士陈佾，次适进士王恂。孙男三人：枸、榧、槔。元符二年夏五月初四日，以疾终于成都普福僧舍，享年五十二。大观二年三月初十日，葬于浦润乡柔远里之新兆。獬编类所为杂文二十卷，藏之于家。铭日：挺妙质，弛骏声，大廷发策超群英。晌中素蕴蟠沧溟，文彩烨烨垂天星。哀哉造物不我营，胡不假以天之龄。奄忽顺化人所惊。幸听雏凤高岗鸣，慰我感慨遗芳馨。

碑久漫灭。淳熙十三年，孙朝散郎、权尚书兵部侍郎、兼知临安军府事、两浙西路安抚使构得遗本于故庋中，重新滕写。曾孙通直郎、新差知潼川府飞鸟县兼来调官，俾立石于墓下。

相对张而言，宋朝文献对张咸的记载要多一些，朱熹在《张魏公行状》中对张和张咸进行了追述，涉及张的文字508字，涉及张咸692字，不过摘录两人的奏疏各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虽然碑文与朱熹对张咸的记述篇幅相当，但朱子重议论而轻事迹，详本人而略家族，而碑文则详事迹而重家族。如《张魏公行状》的追述不载女性，碑文不仅载有其妻任氏、赵氏、计氏，而且补出《武都居士墓铭》所略的张铉一妻王氏。又如《张魏公行状》忽略了张咸卒葬时间及墓葬地点，碑文则详载了张咸在元符二年五月四日以疾终于成都普福僧舍，并在大观二年三月十日葬于普润乡柔远里。

值得一提的是，碑文与《张魏公行状》关于贤良方正科的废置与张咸政治沉浮的不同记载。碑文云，祖宗设六科“以笼络天下雄俊”，神宗恐士人“弊于雕虫之习”而废罢。元复置，张咸等继取魁选。“哲宗以继志述事为重”又废之。张咸等“亦相随沦没”。碑文作者以国家大政记述贤良方正科的废置及其对张咸政治生命的影响。朱子在《张魏公行状》中则说：“自熙宁六年用事大臣恶人议己，始令进士御试用策，而罢制科。司马丞相辅元韦占初政，以求言为先务，遂复置焉。至是悖恶雍公辞直，又废之。”将此科的再废与雍公张咸指斥时政直接联系起来，即章悖恶雍公辞直而废之。两相对照，不仅反映了碑文作者和朱子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而且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北宋后期的碑文作者与南宋前期的大儒朱熹对“熙丰变法”、“元更化”、“绍圣绍述”的不同政治倾向。

总之，碑文正好与朱子《张魏公行状》互为补充，为了解和研究张氏家族在两宋之际的历史，以及张咸本人生平事迹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材料。

三、三墓二碑中的几个问题

张氏祖墓二碑对于研究张舷、张咸的生平事迹、宋代绵竹张氏家族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但二碑文及二碑所在的“柏林三墓”尚有诸多疑问也是不可忽视的。这里择取四个问题加以考析。

1、二碑所载同一史实而不一致

二碑所载张氏家族的同一史实，应该是一致的，事实上二碑却有多处内容不一致。例如张氏入蜀迁绵的时间、原因问题，《武都居士墓铭》日：“其先本籍长安，有为唐勋臣者，从僖宗入蜀，因家焉。太王父磷，王父廷坚，耻伪孟不仕。父文矩，咸平中遇均寇之乱，徙居绵竹。”即咸平中因避“王均之乱”由成都徙居绵竹。但《宋贤良张公碑》却载：“本长安人，七世祖遭晚唐衰乱，辟地于蜀，寓居成都。淳化中，曾祖徙于广汉之绵竹，故君说为绵竹人。”时间提前到淳化时徙绵竹，也没有交待迁徙的原因。这一差异让后世不知所从。又如《武都居士墓铭》载，张卒于嘉八年(1063)，“子男四人，长日钜，次日镒，克家以谨，次日钺，日铸，皆应进士举。男孙五人：灌、演、泳、溉、泌”。《宋贤良张公碑》则载，张咸于“元符二年夏五月初四日，以疾终于成都普福僧舍，享年五十二”。推之，张成当生于庆历七年(1047)。其父卒时张咸已经17岁了。《武都居士墓铭》所载张之子竞无张咸的名字，这确实让人费解。

2、《宋贤良张公碑》宋刻与清刻不一致

邓炳云在《重镌宋雍国张公碑铭记》中说：“字可辨者尚十之六七，询其裔族，谱中载有全文，取而阅之，仍有残缺者十余字，后于《全蜀艺文志》得其全文，可以补缺订讹。”这就是说，光绪十九年重刊主要依据《全蜀艺文志》，并与“宋刻碑”断碑、本地《张氏族谱》进行了参校，那么地震损毁的“清刻碑”应该与《全蜀艺文志》所载碑文基本一致。而事实上二者文字出入大得惊人。如清刻碑文中的“继取魁选绍圣改元哲宗皇帝始躬揽万几时以继志述事为重故六科又废”等30字和碑文末附刻中的“亦废迷人名氏属承议郎敕行在诸军审计司许及之为之书因曾侄孙通直郎新差知资州资阳县然”等40字，《全蜀艺文志》均无。细微差误，如墓主履历，“清刻碑”作“初释褐，调扬州封津簿，用举者迁仁寿令，再迁雅州百丈令”。《全蜀艺文志》则作“初释褐，除蜀州新津簿，继迁仁寿令，再迁雅州百丈令”。宋时扬州无封津县，蜀州有新津县，显系读植。又如“清刻碑”作“曾孙通直郎、新差知潼川府犍为县兼来调官”。《全蜀艺文志》则作“曾孙通直郎、新差知潼川府飞鸟县兼来调官”。宋时飞鸟县属潼川府，而犍为县属嘉定府。

3、“柏林三墓”的墓主实为张咸及其妻计氏、赵氏

清朝以来，四川、汉州、绵竹官府认定“柏林三墓”是张杖的高祖张文矩、曾祖张、祖张咸的坟墓，并着力保护。《武都居士墓铭》出土的地点却不在官府保护的“柏林三墓”之地，而在绵竹县城西的仁贤乡武都里，二地相距数十里。碑文也明确称：“葬于仕贤乡武都里先茔之北。”这里的“先茔”当指张文矩墓。可见，张文矩、张墓皆不在柏林坝，而在武都里。既然武都居士张与其父张文矩的坟墓皆不在柏林坝，那么所谓“柏林三墓”到底是谁的呢?明嘉靖年间四川巡按刘黻在《访求贤后裔主守祠墓疏》中涉及“柏林三墓”时说：“浚父张咸、母计氏秦国夫人、前母赵氏坟墓俱葬县北普润乡，坟碑三通存，志俱皆崩灭，不能全识。”刘黻在奏疏中只字未及张文矩和张的坟墓，却明白交待这里有三位墓主、三通墓碑。可见，在明人的心日中“柏林三墓”实为张咸及其夫人计氏、赵氏三人的坟墓，非清人乃至今人所指的张文矩、张、张成三墓。

4、《宋贤良张公碑》作者失名有疑问　《宋贤良张公碑》虽然来历清楚，却无作者姓名。《全蜀艺文志》、《绵竹县志》俱不载作者姓名，《绵竹县志》还特别指出：张构所得“副墨”“亦废迷人名氏”，邓炳云明确说：“其撰碑者姓氏，宋时已佚名。《全蜀艺文志》亦未详，仍阙如以俟考。”从碑文中的“吾蜀”之语，可知其为蜀人。大观至淳熙不过80年，埋藏墓中的墓志铭还不致于就浸蚀到无法识读的地步，即使浸蚀严重，亦不致于仕宦显达的墓主子孙完全不知道碑文作者的姓名，因为张咸去世时幼子张浚已十余岁，长子张獬二十多岁了，何况作者系墓主的老乡“蜀人”呢!

笔者以为，在这80年间一定发生了相关的人事变故，不是张咸子孙不知道作者，而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其作者。碑文涉及作者信息的，还有这样一句：“予于大观元年以维扬执事被出[黜]，废处于家。越明年正月，故人君说之子状君说之行来求予铭。”清刻碑作“维扬赋事”，《全蜀艺文志》作“维扬执事”，作者因此被废为民。根据这一线索，遍检《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宋史》等典籍俱无只字涉及。

四、结语

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武都居士墓铭》和光绪十九年(1893)翻刻的《宋贤良张公碑》是研究张、张咸及其家族的珍贵材料，但二碑在流传或翻刻过程中出现一些让人费解的问题和众多的文字差异。笔者有幸见到胡昭曦先生依据拓片对《武都居士墓铭》的校改本，纠正了高文收录和宁志奇发表此碑文中的不少错误。笔者与赵海萍对民国《绵竹县志》所收录的和已被地震摧毁的《宋贤良张公碑》，同《全蜀艺文志》收录的碑文进行校正，发现文字差误达73处之多，小者差异一字或数字，大者则差异十数字，甚至有出入三四十字者。重建“5・12”汶川大地震摧毁的《宋贤良张公碑》和重刻《武都居士墓铭》应该充分吸取这些成果，仔细校正碑文，借以正过去翻刻中的文字错误。同时，借重建之机给“柏林三墓”正名，即把明清以来相传为张高祖张文矩、曾祖张、祖张咸的三墓，更称咸及其夫人计氏、赵氏夫妇的三墓。

[参考文献]

[1][7][9]民国绵竹县志:卷16・古迹志[M].

[2]道光绵竹县志:卷35・祠墓[M].

[3]高文.四川历代碑刻[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宁志奇北宋武都居士张墓铭[J].四川文物,1993,(6).

[4]宋史:卷458・宇文之邵传[M].中华书局,1977.

[5]魏了翁.鹤山集:卷55・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M].

[6]杨慎.全蜀艺文志:卷47・奉议郎张君说墓志铭[M].线装书局,2003.

[8]朱熹.晦庵集:卷95・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浚)行状[M].

[10]赵海萍.宋代绵竹张氏家族研究[待刊].西华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