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中有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当注重产业结构升级、注重产品的技术含量、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产品附加值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无疑与我们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因此，我们应当借危机之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充分注重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内需和外需两个轮子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二是有利于创新，有利于经济结构提升和自主品牌的建立。

两个“轮子”并驱

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能够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是我国内需不足使然。中央政府高瞻远瞩，出台了一系列启动内需、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及时和完全正确的。

从长远的、战略的角度看，注重内需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于小国的。

经济学对于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不同于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十分经典的论述。当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钱纳里在其著名的《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进行了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发展模式的比较，其结论是：“大国发展形式的主要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情形。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形式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额，假想的半开放国家的出口额占6％。”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大国。“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后者具有较少多样性的资源和较小的市场，这就使对外贸易的利益增加了，对大多数小国而言，外资也更容易得到”。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资本短缺，应当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那么，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且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就应当不失时机地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内需拉动,把注重内需拉动调整到一个战略性的高度。

其次，注重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更直接的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教训。

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严重地依赖外需的拉动。一旦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就会产生如下的情形：一是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2004～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对我国产品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就会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然而一旦世界经济较为萧条，特别是对我国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较为萧条，减少了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我国经济发展就会相当被动。这就是我国当前的情况。二是在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上扬会导致国内产品价格上扬，形成输入性通胀。这就是我国2007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的情况。三是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这几乎是美国面对对日贸易逆差和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惯常做法。处于逆差的国家要求处于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或者让本国货币贬值的做法对于顺差国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面对市场，任何市场主体都应当自我保护。从保护的角度讲，我们也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并不否认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但基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和基本国情，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应当是充分重视内需。即使就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言，也应当如此。

再次，强调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应当成为一种常态，是因为经济下滑时再去启动成本大于常态状态下的运行成本。

一旦我们从战略的层面理解注重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时候，注重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成为一种常态。作为常态，内需是在一直稳健地、不间断地发挥着作用，内涵着发展的惯性和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启动内需，是在经济发展出现下滑的时候，情急之下借助于行政力量发动的，通过提升国内需求，阻止经济下滑的政策举措，通常是应急的。如果把内需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启动内需直接发力的是投资，其次才是由投资带动的消费。在我国特定的行政从属体制下，中央政府期望的目标和措施会在号召执行的过程中不断放大，甚至演化为亮点工程和形象工程。问题不仅在于此，问题还在于一旦经济下滑开始，再进行启动，就好像汽车停下来再重新发动一样，需要更大的动力。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内需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常态，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地发展？

最后，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是外需和内需两个轮子并举。

内需和外需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外贸这只轮子，那么，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必须确立另一只轮子，这就是内需 ，是建立起一个消费型社会，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只有当两个轮子都健全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才能稳健发展。

危机中的反思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当注重产业结构升级、注重产品的技术含量、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产品附加值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经济结构提升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结构提升就没有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是经济结构提升引领经济发展的典型例证。试想，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突破，在一个不变的产业平面上，经济的发展总会有尽头的；一个不变的产业平面，不能包容无限的经济发展。

不能否认的是，我国产品的附加值低，产业层次低下，缺少竞争力。在萧条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广东省。广东省委书记在谈到面对这次危机的教训时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的一课。过去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低端生产能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同样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产业层次主体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贸易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整体竞争力不强”，强调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着力推进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何以爆发的案例同样佐证了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以及结构提升的意义。亚洲金融危机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各国虽然出口依存度在提高，出口的技术含量也在提高，然而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不多，是发达国家出口平台政策的一种应用。发达国家出售知识产权，既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也可以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是一个先天不足、极易受到冲击的受制于人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此次危机中，各类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的表现。深圳的研祥智能集团生产用途广泛的特种计算机。他们曾经只是台商的，但前瞻性的思维使他们未雨绸缪，最终成为拥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企业。仅用了10年时间就成为国内第一，世界第三。我国福建石狮市的休闲服装着力打造自主品牌、提升技术含量，国内市场广阔、市场结构合理。自主品牌和广泛的市场认同使其在供需双方的架构中相当于卖方市场，资金回流顺畅，受到经济萧条的冲击并不大。有了品牌也不能一劳永逸，要使品牌所包含的内容永立潮头，还必须不断提高品牌的技术含量。以玩具为例，一些传统玩具厂家虽然也有品牌，但由于技术落后而很难经营，而把玩具和动漫技术、机器人技术结合在一起的企业却产品销路看好。

上述分析说明，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提升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

“全新”增长模式

当前的危机，是危中有机，是提升经济增长模式之机。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旨是人力资本的聚集，提升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早在上世纪60年代，舒尔茨就认为应当有总括的资本的概念，不仅要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本的概念，更要看到人力资本、充分认识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马歇尔也曾经深刻地指出，“自然”在生产中的作用可以归结为收益递减，但“人”的作用则是收益递增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对增长过程的实际考察，认为在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超过了物质资本。

那么，提升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没有矛盾呢？矛盾显然是存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是以人数众多、而不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为前提的。是一种着重于经济增长总量而并非提升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其总量的增加也是靠更多的劳动投入而不是创新。

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也不能一下淘汰，我们可以在辽阔的地域内进行梯度转移，在发达地区率先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应当是二元的，一种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提升，另一种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

还应当指出的是，注重技术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保证就业并不矛盾。经济结构升级会在一个更高的平面上提供新的就业岗位，经济结构提升后等量资本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产业结构升级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一定的结构失业，然而只要加强学习，重新就业的问题并不难解决，而且整个社会的素质也会提高。

我们还应当建立起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首先是市场竞争机制，市场本身是有选择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市场机制会强制性地淘汰落后。激烈竞争是产业结构提升的杠杆。其次是一个社会的激励性和包容性。要激励创新，宽容创新过程中一开始的“异端”和失败。最后，在我国特定的体制背景下应当研究干部的考核标准和选拔机制，使干部的行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提升经济结构，有利于长期行为和科学发展，而不是片面追求GDP。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