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德莱顿戏剧诗的艺术风格与政治立场

【摘要】批评家们一般认为,约翰・德莱顿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尤其他支持王权的言论与创造一直为后世学者所病诟。然而,在与王权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努力坚守着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纷乱不堪的政治世界中的最后立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德莱顿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戏剧观,认为戏剧必须贴近民众的生活,反映人性的本质与细节。特别在悲剧《一切为了爱情》中,作家反复强调的个体意识与自由观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也是其隐秘的政治文化立场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艺术;立场;宗教

文学史家考特罗普认为,自王朝复辟以后,浪漫派戏剧的进程与特征集中体现在一位伟大的诗人兼剧作家的作品之中。他的创作技巧决定了大众品位与喜好的方向;他多变的创作风格适应了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他作品中美妙和谐的诗韵和辩证深刻的批判,注定了在17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坛上无人可以与其匹敌。考特罗普在这里大加褒扬的正是文学家约翰・德莱顿。1 纵观英国戏剧的历史,能够像德莱顿一样在艺术创作与理论阐发上都极为突出的作家实不多见。

然而,批评家们一般认为,约翰・德莱顿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他支持王权的言论与创造尤其为后世学者所病诟,也与他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与民主意识格格不入。我们不仅要问,德莱顿果真如后人所言,绝对效忠于王权统治吗?他看似保守的政治立场与立足现实主义与革新意识的文学创作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内在统一的呢?

本文试图论证,在与王权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德莱顿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努力坚守着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纷乱不堪的政治世界中的最后立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德莱顿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戏剧观,认为戏剧必须贴近民众的生活,反映人性的本质与细节。特别在悲剧《一切为了爱情》中,作家反复强调的个体意识与自由观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也是其隐秘的政治文化立场的集中体现。

一、看似保守的政治观

在无比动荡的革命年代,德莱顿的政治态度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受家庭影响,早年的德莱顿支持清教政权,对于克伦威尔推崇备至。然而,王朝复辟以后,德莱顿转而支持查理二世的统治,成为一名坚定的保皇派。虽然评论界对其政治上的妥协大加病垢,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鉴于妥协也许是解决多年内战之苦与国家分裂的唯一途径,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的政治转变暗含着深邃的睿智与客观的考量。事实上,从人性的内在要求出发,谋求国家和平稳定的生活是德莱顿政治观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其一切关于政治主题的文学创作的旨归所在。

与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大抵相同,英国从封建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时刻伴随着宗教改革的身影,并且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总体而言,自多铎王朝亨利八世到斯图亚特时代,英国国教成为英吉利王室与议会贵族的主流信仰;尽管出于信仰的要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英国王室也曾经试图恢复罗马天主教廷的宗教权威,但总体而言天主教势力日渐式微;在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着新兴的第三等级与广大社会底层民众的清教团体是最为坚定的、义无反顾的革命中坚力量。

然而,在这种宗教之争的背后,是显而易见的现实利益之争。“究竟谁有权利变动英吉利的教会权限”,这一宗教问题等同于究竟“谁有选任行政官吏及监督国家武装之权”这一政治问题,并且决定着国王、议会等不同势力的现实利益的分配。2 1678年前后,英国政局由于王位继承问题表现的更为动荡不安。由于查理二世没有儿子继承自己的王位,按照祖制,王权理应为弟弟詹姆士继承。但是,考虑到詹姆士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英国清教势力把持的国会对未来新国王的政治倾向深表忧虑。在沙夫茨伯里的带领下,清教势力试图说服国王推出私生子蒙茅斯公爵来取代詹姆士,却遭到拒绝。一时之间,代表国教势力的查理二世与清教国会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一时期,德莱顿以讽刺诗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王权坚定的支持,不仅赢得了查理二世的青睐,也在“无意之中”造就了英国诗史上的不朽之作。

在1681年的诗作《押沙龙和亚希多弗》中,德莱顿巧妙地借用了《圣经・旧约》里大卫王爱子押沙龙造反的故事影射蒙茅斯公爵企图谋反夺取王位却遭到镇压的英国政治现实。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公爵化身为怂恿押沙龙造反的谋士亚希多弗,而大卫王无疑正是查理二世在圣经故事里的代表。在整个诗作中,德莱顿不仅表现出一位杰出诗人的语言天赋,更体现了一名成熟的政治参与者的成熟与智慧。在作品中,他非常巧妙地用调侃幽默的文笔淡化了查理二世的私情,却将整个故事定格为发生在“大卫王”与他的私生子“押沙龙”之间的善恶分明的较量之中。3

毫无疑问,自以为是的谋士亚希多弗不知“聪明至极肯定连着疯狂”,堕落为撒旦的俘虏,而获得上天灵感的大卫王虽为最后的胜利者,却反躬自问,在诗歌的结束语中检讨自己的言行之时,不忘表达对儿子的怜悯与同情,并一再表示要慎重量刑。全诗以大卫王又一次恢复了他神圣的权威地位,并成为所有臣民的合法君主而终结。正如德莱顿自己所言,一首好诗可以令整个世界接受它的观点,因为精彩的诗句充满了甜蜜的气息,即便在刺痛读者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到愉快与喜悦。4 德莱顿并未将大卫王与押沙龙等人的冲突定格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见,《押沙龙和亚希多弗》是作为诗人的德莱顿“以艺术求和解”的政治观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在诗歌《押沙龙和亚希多弗》 、《麦克・弗莱柯诺》与《奖章》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中德莱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授意与查理二世,充当了国王在文艺界对抗辉格党的武器,那么,在诗作“Religio Laici”,中,作家所表达的宗教观点充分体现了他成熟的政治观念。

与其他作家空洞地谈论宗教的意义不同,德莱顿在诗歌Religio Laici中,从教会与国家政权的角度论述了维持英国国教统治地位的重大意义。他旗帜鲜明的反对自然神论者,努力维护《圣经》的地位与作用;反对一切异教徒的宗教形式,努力维护基督教的社会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德莱顿反对天主教会,更反对私人对《圣经》的解释,认为只有借助与英国国教的自由法则才能获得关于《圣经》的最佳解释与理解。

表面看来,德莱顿又一次成为了查理二世与英国国教的吹鼓手,然而,他自己对信仰极其社会意义的阐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德莱顿:

Faith is not built on disquisitions vain;

The things we must believe are few and plain:

But since men will believe more than they need,

And every man will make himself a creed,

In doubtful questions ’tis the simplest way

To learn what unsuspected ancients say;

……

After hearing what our Church can say,

It still our reason runs another way,

That private reason ’tis more just to curb,

Than by disputes the public peace disturb:

For points obscure are of small use to learn,

But common quiet is mankind’s concern.5

正如诗中所言,含混的价值观念对于社会是有害无益的,人类真正渴求的是“宁静平和的生活”。由此可见,德莱顿在政治上的观点绝不是一味的迎合查理二世的现实要求,他在与王权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努力坚守着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纷乱不堪的政治世界中的最后立场。

二、德莱顿的现代戏剧理论

德莱顿的戏剧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论戏剧诗》中。在这一与《柏拉图对话集》的形式颇为相似的理论作品中,德莱顿虚构了四位分别叫做尤吉涅斯、克利提斯、利西狄亚斯和尼安达的诗人,他们在英国击败荷兰舰队的纪念日里泛舟泰晤士河上探讨新旧戏剧的优劣。评论界一致认为第四位发言人尼安达正是德莱顿自己的理论化身。

众所周知,在17世纪的欧洲,戏剧艺术理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源于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古典主义戏剧崇尚理性,蔑视。理智和感情的矛盾是构成戏剧冲突的基本内容,而最终都以理智的胜利为结局。戏剧家习惯把古希腊、罗马戏剧奉为典范,他们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大多来自古代戏剧、史诗、神话和历史,希望借古人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尤为重要的是,古典主义戏剧十分强调规范化,认为戏剧创作必须遵守地点、时间和情节一致的三一律。人物塑造需要符合固定的类型,戏剧体裁有高低尊卑之分,悲剧被视为“高雅的”体裁,只能描写国王和贵族。喜剧则被视为“卑欲的”的体裁,只能描写市民和普通人。

怀揣着英国戏剧梦想的德莱顿并没有止步于法国戏剧理论的强大压力,他在将法国古典戏剧理论与英国剧作家全新的实践结合的道路上作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在德莱顿看来,就情节而言,只要次要线索服从于主要情节,就应该认为基本遵循了情节一致的原则;就时间因素而言,他认为古典三一律法则对时间的限制在悲剧中不可或缺,但是对于通俗戏剧就不必过于计较;就地点因素而言,德莱顿认为大可不必过于计较,因为情节与时间一旦有所限制,地点自然就可以顾及了。总体而言,德莱顿实际上毫无保留地否定了法国古典戏剧理论中过分强调三一律的狭隘观点,也为克服法国戏剧情节单一、剧情单薄的缺点提供了理论依据。6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德莱顿并没有像同时代那些狭隘的民族观念极强的作家那样,一味地否定法国戏剧,刻意抬高英国戏剧的特色。他借尼安达之口指出,争论的焦点不是两国的戏剧孰优孰劣,而是究竟什么是符合时展的戏剧创作原则。他明确指出,

戏剧应该是对人性的一种公正和生动的描述,要反映人的情感与脾性,要体现支配人的命运的种种变化,目的是给予人类欢乐与教益。7

也许我们可以从德莱顿对前辈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评价中窥测到他心灵深处对完美的戏剧的直接体悟:

莎士比亚在现代或者古代的诗人中具有最博大而又悟力最强的才智。他的心灵随时洞悉宇宙万象。他能轻巧地刻画出它们而不露斧凿痕迹。他描写人物栩栩如生,像有实体可触一样。……他天才卓越,能直观宇宙万物,无需博览群书以知自然。他只需内窥其心,即可发现宇宙真理。8

在这个被后世认为关于莎翁的极为经典的总结性阐释中,我们可以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德莱顿本人对完美的戏剧的认识与理解:戏剧必须贴近生活,反映人性的本质与细节,不着痕迹地表现那左右命运的细微之处,使人在欢笑与泪水中获得关于人生的教益与智慧,一切外在的形式都必须服务于和服从于戏剧这一最为本质的要求。走向民众,走向生活,正是德莱顿所认同并且努力实践的戏剧创作方向。

三、德莱顿戏剧中的个体意识

17世纪的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18世纪欧洲文化的提前预演。虽然宗教仍然是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但是,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与第三等级的崛起,关于道德生活的解释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契约精神与世俗欲望日益受到社会的尊重,这一切都为个体意识的觉醒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德莱顿戏剧中的个体意识正是这一时期风云变幻的英国民众精神生活的极佳写照。

正如德莱顿在创作时钟爱英雄双韵体诗体一样,他同样对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情有独钟。戏剧《格拉纳达的征服》中英雄阿尔曼佐的形象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在这部充满了仇恨、妒忌、欺骗、权欲、爱情等诸多人性基本元素的作品中,英雄阿尔曼佐并不是一个善于谋略的智者,恰恰相反,他总是被人利用和欺骗。但是,他有着义无反顾的勇气与不可阻挡的力量,他那极为桀骜不驯的天性不啻是对一切社会化的道德约束的天然挑战。戏剧中阿尔曼佐在反驳国王博阿迪林中的一段话充分表现了他天性中的特征:

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不顾忌生命。

但你从哪里获得赐我一死的权力,

如同臣民服从君主的旨意?

你要知道,只有我自己才是我的国王。

卑鄙的奴役制开始之前,

我就像大自然初创人类时一样自由自在,

那时,品格高尚但尚未开化的原始人

在森林中狂奔乱跑。9

好一个“品格高尚但尚未开化的原始人”,这是不是作家自己灵魂深处真正认同的生活模型的写照呢?正是在这个粗野、彪悍但却直率、真诚的英雄阿尔曼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德莱顿自己隐晦的内心独白。事实上,德莱顿对于英国社会中愚昧的、压抑人性的陈规烂俗的批判是极为鲜明的。在戏剧《摩登婚姻》中谈及爱情与婚姻时,作家直截了当地说道:

当感情已经变质淡忘,

为什么我们还要用一个

很久前定下的婚约,

把现在的我们捆绑在一起?

如果我在一个朋友身上找到了乐趣,

进而引发出了爱情,

那么,欢乐已尽、再也无法给予我情趣的他

又有什么过错?

如果他嫉妒我,或卧阻止他与别人接触,

那是愚蠢的。

当我们谁也无法阻止对方,

我们得到的只能是带给双方的痛苦。10

今天的人们读到这一现在看来平淡无奇的情感宣言一定觉得这样的观点极为平常,但是,在个体意识仍然广受压制的17世纪英国宗法社会,德莱顿的观念无疑是相当前卫的。在德莱顿所有谈及爱情的戏剧中,最突出的作品无疑是悲剧《一切为了爱情》中罗马三执政之一的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并没有过多地重复这一人所共知的古罗马政治事件的背景,而是将战争作为戏剧的背景,删去芜杂的人物形象,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为了爱情不惜牺牲一切的忘我精神放大到极限。在这一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的终了,作家借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之口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爱情观念。当女王将她濒临死亡的情人安东尼揽在怀中时说道: (下转第32页)

(上接第31页)

不要难过,你坚持到了

我最后这一灾难的时刻。

想想我们有过的晴朗灿烂的日子,

上帝仁慈地把风暴推迟到夜色降临之后,

十年的爱,我们没有虚度其中的一分一秒。

一切都升华为最大限度的快乐。

而现在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仍然属于对方;就这样告别人世。

当我们手拉手在冥府的树丛中漫步时,

一群群情侣化作的精灵将簇拥着,

追随在我们身旁。11

“不自由,毋宁死”,这一震撼人心的人生宣言在德莱顿的《一切为了爱情》的悲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反复强调的个体意识与自由观念正是其生命理念的真实表达,更是一位真诚的艺术家对丰富充盈的人生的期盼与承诺。

结 语

由此可见,在德莱顿的内心深处,充溢着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任何强权与压迫都是对他所不能认同的。纵观德莱顿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极为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位非常睿智而又深刻的理论家。虽然英国戏剧并没有因为德莱顿的出现迎来又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德莱顿作为一位集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于一身的作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正如诗人艾略特在论及英国诗歌的历史时说道,德莱顿是英国18世纪诗歌一切优秀品质的鼻祖;如果不能很好的欣赏德莱顿,我们就不能真正评价18世纪英国诗歌的历史。 12 我们有理由相信,德莱顿作为一座不朽的17世纪英国文学的艺术丰碑,必定会令世代人驻足凝望。

【参考文献】

[1]W.J.Courtrope, A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Vol..acmillan Company. 1916.p.397.

[2]屈勒味林 (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英国史》,:钱端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48页。

[3]Canfield, J. Douglas. "Anarchy and Style: What Dryden 'Grants' in Absalom and Achitophel." .PLL 14 (1978): 83-87.[4]《英国18世纪文学史》,刘意青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21页。

[5]W.J.Courthope,A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Vol.III.Macmillan. 1917. p.515.

[6]参阅《英国18世纪文学史》,刘意青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7]同上,第33页。

[8]同上,第27页。

[9]同上,第37页。

[10]同上,第39页。

[11]同上,第40页。

[12]Eliot, T. S., John Dryden. in Selected Essays.(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2).p.305

作者简介:

高健(1976--),男,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