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康德美学“非功利”的冲击

【摘要】“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产生的话语景观，并且成为当代欧美文化研究及社会学研究中的热点专题。但是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看作一美学现象来做阐释，也未尝不可。因此我所关注的问题本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给审美活动和美学思考到底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就此，本文要谈的核心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欧洲康德美学“非功利性”观点的颉颃。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 康德 非功利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解

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并不新鲜。据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记载：“当达尔文将一段红布送给一个翡及安的土人，看见那土人不把布段作为衣着而和他的同伴将布段撕成了细条缠绕在冻僵的肢体上面当作装饰品……他们情愿，却渴望美观。” [1]19世纪末，佩特、王尔德等唯美主义者力主在人体、服装、居室等日常生活诸方面实现审美化；20世纪初，周作人诗意的提出：“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2]可见，作为一种人类经验，“审美”原本就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古今中外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之中。通俗意义上讲，用来指称20世纪后半期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根据美的标准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以改造，如“美甲、美容、美发、美体，室内装潢、城市建筑、道路规划”等等，整个社会从整体上呈现出审美化的外观。当然，这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审美化，即“表层审美化”，还有一种“深度审美化”，即非物质意义上的审美化。

二、“日常生活审美的实用性”与“审美非功利性”

众所周知，“审美非功利”或“审美无利害”发源于18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后来康德将其作为审美原则确立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化的主导观念，至今影响仍很深远。在康德的观点里，审美带来的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的”。“每个人必须承认，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人必须完全不对事物的存在存有偏爱，而是在这方面纯然淡漠，以便在欣赏中，能够做个批判者。”[3]不难得出，“审美非功利”或“审美无利害”，就是指主体以一种放弃功利的知觉方式对审美对象的表象的观赏。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主体放弃对审美对象的利害关系，即不对其质料、用途及意义等方面感兴趣，而只是单纯的关注审美对象的纯形式方面。因而，当康德将这一点纳入“审美鉴赏”的首要契机时，他说：“审美趣味是一种不凭任何利害计较的愉悦或不愉悦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做判断的能力。”然而，我们知道，这一观点的诞生及其蔓延，显然是与当时的“高级――低谷”的社会趣味分化的历史境遇相关。的确，在康德所处的“文化神圣化”的时代，这种以“非功利”为首要契机的审美判断力体系是合法的。但是，康德所在的“雅俗分赏”的等级社会，使得艺术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不能得到撒播，所造成的后果便是：艺术不能与日常生活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在当代商业社会中，艺术不仅仅在宣传上照搬大众商业广告，而且众多艺术形象也通过文化工业的“机械复制”出现在大众用品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消费艺术及其复制品，任何形态的艺术都能被大众实用性地“拿来”。在消费和享受热望的驱使下，“那个古老的梦想，那个通过引入美学来改善生活和现实的梦想，似乎又让人记上心头”。[3]“审美化意味着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用审美的眼光来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4]“城市空间中的几乎一切都在整容翻新。购物场被装点得格调不凡，时髦又充满生气。这股潮流长久以来不仅改变了城市的中心，而且影响到了市郊和乡野。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门户把手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审美化的大勃兴。”[5]“传统的艺术态度被引进现实，日常生活被塞满了艺术品格。”[6]

同时，“这类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又“大都服务于经济目的。”[7] 它使美和艺术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消费文化，充溢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刺激和浓重的商业气息。“一旦同美学联姻，甚至无人问津的商品也能销售出去，对于早已销得动的商品，销量则是两倍或三倍地增加。”“审美氛围是消费者的首要所获，商品本身倒在其次。”[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可谓是消费文化重要的新宠，它刺激消费的力量是任何商品本身都难以相比的，因为，“审美时尚特别短寿”，“在产品固有的淘汰期结束之前，审美上已经使它‘出局’了”。[9]

很明显，如此商业化、享乐化的审美倾向与西方传统美学观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大众的实用性取向，将审美特性授予给了原本平庸的客观事物，或者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比如烹饪、服装或装饰。可见，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之中，“美的灵魂”无处不在，无不显示出当代审美的泛化力量。因而“日常生活实用的审美”造成的唯一后果，便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无功利”在理论上的“难堪”。前者有意无意的在大众生活中将后者消解了。

在消解艺术和日常生活差异的基础上，英国费瑟斯通针对审美对象和审美方式进行了重新思考。首先，他认为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变成审美的对象。而“日常生活的审美总体必然艺术、审美感觉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藩篱”。[10]其次，在他看来，审美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必须和审美客体保持审美距离。（注：是康德以后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观）“对那些被置于常规的审美对象之外的物体与体验进行观察”时，可以采用“距离消解”的审美方式，即与客体的直接融合，“通过表达的欲望来投入到直接的体验之中”。[11]我们可以“在审美沉浸与离身远观这两个审美极端之间来回摇摆，乐在其中，审美沉浸与距离美感两者都是享受和欣赏。”在这里，康德所强调的和美感的本质区别已然不复存在。

总而言之，作为当代文化的最新动向，“日常生活审美化”无疑对康德的传统美学思想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康德及其以后的美学思想，以应对这一挑战，使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具备阐释价值，符合于美学研究的范畴，而不至于只是流于一个空洞的能指。并使美学“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12]也使美学“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13]

注释：

[1]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第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周作人《雨天的书》[M].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41页

[4][5][6][7][8][9][12][13]韦尔施《重构美学》[M].第6页，第5页，第4-5页，第6页，第7页，第7页，第7页，第2页，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10][11] 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第103页，第10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