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以人为本”

几年前，采访中曾遇到一件事：某高速公路收费站，一辆货车通过时，超宽的货物撞向了收费亭。刹那间，女收费员用身体护住了面前的电脑。此事引发了高速公路公司的一场争论。中方代表认为，女收费员公而忘私，要大力表彰。外方代表却坚决不同意：“女收费员当时唯一应该做的，是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害。她的做法，不能提倡。”

今天来看，这场争论，实属多余，是非曲直不言自明，因为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人们不再把人命看得那么不值钱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均出现得较晚，至少晚于“以神为本”。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思维能力逐渐提高，对大千世界提出许多疑问，如雷电，如风雨，如做梦，如疾病，等等。在人类还没有能力正确认识时，便认为在人的周围，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神灵的力量，在主宰一切，于是便产生了对神灵的崇拜――“以神为本”。

“以人为本”的提出，最早见于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公元前5世纪中叶，是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即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得由人来衡量。其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著名论断，提出了对“人自身的反思”，使西方哲学完成了从“自然的关怀”向“人文的关怀”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为后继哲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文主义”的基础。到了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正式诞生，并成为文艺复兴的主要思潮，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肯定人的价值。从艺术到社会生活，把人的历史、人的世界、人的活动、人的精神、人的形象甚至身体本身，都作为关注的中心。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理性，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世俗享受，反对禁欲苦行。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改变了神是宇宙中心的观念，把人放在了宇宙的中心，人成了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原则又具体为“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一切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因此，在西方社会，“以人为本”有着较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根本就是人，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权利是最最重要的。

最近的《报刊文摘》有两则报道，其言其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西方的“以人为本”。

一位华人，在悉尼的一家店里打工。一天夜里，突然有4个人冲进店里，衣领遮着脸的下半部，手里举着垒球棒，吼道：“卧倒!”当时店里还有一位顾客，是个澳洲老大爷，他当即双手抱头，蹲在了地上，华人便马上效仿。歹徒打劫一番离去后，老年顾客才站了起来，华人赶紧打电话报警。警察调查时，表扬他们处理得好，没人受伤。过后，店里增设了保安。保安却说，他的职责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如遇上抢劫，他是不会理会保过险的货物的。华人于是十分感慨，在国内，舆论总是教育人们，面对歹徒，要见义勇为，奋不顾身；而在国外，不论是社会道德舆论，还是父母叮嘱孩子，都是――生命最要紧。他们的理论是：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人创造出来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还有一篇文章写到，德国进行城市建设、小区规划，相关信息完全公开，而且欢迎市民参与。尤其是小区建设，包括道路、服务设施的设计，都要采纳当地居民的建议。原因很简单，今后是他们住在这儿，他们才是主人，最有发言权。因此，他们的建设理念中，建设一个小区，首先出场的不应是建筑学家，而应是社会学家，由社会学家调查清楚居民的愿望和要求，才能建设好小区。

什么叫“人性化”?这叫“人性化”。

什么是“以人为本”?这是“以人为本”。真如此吗?恐怕未必。我国古代确实有所谓的“民本”思想，像《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像《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等等。但是，这些所谓的“民本”思想，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本质上还是不可同日而语。西方的“人文主义”，其本质内含是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性、尊严和权利，降人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坚持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处理一切，把人作为处理一切的最高根据、最初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我国古代的所谓“民本”思想，其出发点和归宿则都是王权统治，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家长主义和王权主义的一个变种，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是维护最高统治者的利益的。西周以后，由于农业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农民对国家兴衰、王朝更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民的政治观念也由此得以产生和强化。“定罪民”、“养民”、“爱民”、“恤民”、“民为邦本”、“民重君轻”，是因为“本固”才能“邦宁”。说“民为贵”，是因为只有把“民”哄好了，“君”的江山才坐得牢，“社稷”才会稳固。如同孔子十分强调“孝悌”，其根本目的是因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而绝不是真正为了天下之父母。“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能够把封建皇权或载或覆，这样的“民”，岂能小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前提，所以才“民为贵”，才“民为邦本”。在“民”与“君”、“民”与“官”这对矛盾中，“君”和以“君”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官”，才是最最重要的。所谓的“民本”，只不过是针对君民关系而言。“民本”的后面，实质是“君本”，是“官本”。“以民为本”是表象，“以君为本”、“以官为本”才是实质。在这样一个“要义”下，小老百姓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可供选择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人类的文明史，不过几千年，“以人为本”的理念，则只有几百年。现实还不可能完全做到，人人、处处，都把“以人为本”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相反的倒是，“以神为本”、“以官为本”，还不时地大行其道。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坚持以人为本”，我们任重道远，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