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后果

摘 要：全球化的力量在当代已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界限，帮助民众建构想象中的自我与世界，但建构起的世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却产生影响。由于现代性的冲突，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逐渐模糊，大众媒体的想象建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他者”身份，“他者”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缺失了话语权，话语权的缺失又形成了身份认同困境的再生产。在这一循环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陷入了困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他者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034-02

一、全球化下的现代性与新生代农民工

现代性（modernity），在西欧是随工业主义的扩展而发展起来的，伴随着工业主义与理性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裸的金钱关系取代和隔断了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城市生活中，快节奏的生活与科技发展下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社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境下的现代性，其重要特征就是对未来的开放性和对传统的断裂性。

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加剧了这种传统的断裂与现代性的扩散。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是哈维（David Harvey）在研究全球化与现代化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以往，人们往往用不同的行为和时间、空间组成了“世界”这个概念，处在相同地域的人们同质性较强，居住在同一社区或同意村落的居民其身份往往具有单一性，但是，“时空压缩”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后，挑战了这种传统的时空与地域相结合的观念。哈维用“时空压缩”这个概念，强调的是全球化影响下所带来的观念变革，而全球化的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先进的通讯科技和交通技术，加快了生产、消费以及资本流动的速度，也促使地理的隔阂逐渐消失。于是，地理空间就如幻像一般，在日常生活中，在同一空间和时间，我们可享用来自不同地方的商品。这样的结果就是世界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将“世界”呈现出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时空的维度上，地球更好地表现为一个“地球村”。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资本迅速累积，社会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社会结构也产生了变化，传统性与现代性被挤压到了同一个时空之中，甚至两者之间没有一个过渡就碰撞到了一起，造成了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断裂，这也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断裂。在这种断裂之下，中国改革三十年以来的社会矛盾也被集中到了一个时空之中，而本文所关注的主体就是在资本的流动和扩张过程中，由于人口迁移所形成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农民工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制度，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个体和群体的特质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空前互动中正面临着变动、迷乱、离解、甚至是消失。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分割可以说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碰撞的主要原因，从农村进入城市，农民工首先面对的就是身份问题。“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农民还是城市工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身份认同的问题是许多进城农民工感到困惑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反而会更有体会。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迁移进入城市，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相同的文化环境之内，而有所变化、需要他们适应的是市场与制度实践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状况。然而，要将共享同一文化但彼此间却缺乏认同感的人们凝聚为一个整体，并在他们当中建立一种统一的认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乡的乡村认同感正在逐渐消失，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而言，他们并不把城市当作“中转站”，也不把自己当作城市的“过客”，他们渴望留在城市，渴望城市的身份认同。但是对于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不确定的。

产生这种身份认同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大多学者都将其归因于客观的制度与经济环境的束缚，但是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积累，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而在这样的经济趋势下，人口的大量迁移，从西部、农村向东部沿海地区就 不可避免，而传统对于农民的认识也不断被打破，城市中的农民究竟是什么身份，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也显得模糊不清。身份认同问题的产生，制度与客观经济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技术与大众媒体的发展似乎也可以为身份认同的疑惑提供一部分解答。

二、大众媒体下的想象空间与身份认同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媒介越来越盛行，为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想象的共同体是由安德森最先提出。大众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想象的基础，身处在复杂的想象情境之中，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想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阿帕杜莱的想象超越的“想象共同体”中想象的含义，而是基于现代性不断消减自身，又重新建构的特点，在交通与科技的发展下，将全球文化分为五个维度。对阿帕杜莱来说，全球化的基础就是想象，是一种实在，是作为社会实践的想象，并且这种想象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文化体系，而是全球化那断裂、离散，甚至碎片化的面貌。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对新兴科技的接受程度要远远高于老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对互联网络的熟悉程度也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虽然很多人在进入城市之前对于网络的使用和了解很少，这主要是受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但是在城市里，新生代农民工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较强。媒体景观加强了咨询的电子化能力，不仅是网络，移民文学、描述农民工生活的电影、新闻报道等都是随时可以接触到的信息。

现在国内主流媒体通过报道展现的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与“受伤救助”，不仅如此，非官方的媒介则用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关于“讨薪”、“被歧视”的报道将这一群体“边缘化”。其实，不论是文字、影像还是民间的新闻报道，这样一些充满矛盾的残酷现实呈现在人们眼前，塑造了一个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形象，他们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为了在城市里讨生活，承受着现实与精神的双重漂泊。

这些媒介为全世界的接受者提供了复杂的影像、叙事与族群景观，并且，由于复杂的信息渠道，相互联结的印刷、电影、电子媒介，模糊了接受者眼中的现实与虚拟镜像，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生活的直接经验，产生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建构出他们眼中的“群体”。这样建构出来的“想象的世界”，他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了解不再是一种幻想，而是基于大众媒体的想象所塑造的“集体想象”。这种集体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为他们的身份贴上了标签。

三、缺乏话语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者”形象的再生产

一个人的想象共同体，是另一个人的牢狱。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众媒体的发展来实现。然而在身份认同问题上，他群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互为主体的，因此在想象产生的过程中，这种“他者”的形象不断被再生产，甚至于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都认可自己为“他者”。

大众媒体是流通于公共文化空间内的文化体系，是被各种话语的实践和文化的实践所建构而成的，大众媒体在只是的基础上展现的更多的是权力的象征。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权利话语体系――官方媒体、出版社等，以及受到市场化利益驱导的民间媒体，这两者代表了政府和城市主流社会文化的导向，他们拥有话语权力，能够实现对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的建构。“他者”的形象一旦形成并为人所接受，就会不断再产生出对于这一群体的想象。

与这些拥有话语权力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参与者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缺乏这种话语权力，他们无法为自己“说话”，在公共文化空间内，常见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被代表”，虽然这种情况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正在不断改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他者”形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抹去的。

强势群体掌握了媒体霸权，将弱势群体的话语空间排挤得越来越小。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也会通过网络或非主流的媒体来抗震、表达自己的态度，但是越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强调，只会越发加深这一群体“他者”的形象，这种抗争只是在不断证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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