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文观渊源及变异探析

【前言】大语文观渊源及变异探析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这种“大语文”的教学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先秦时期的孔子就是我国古代的大语文教育家。他自己集文、史、哲于一身，主张多闻多见，为学深思，主张“如切如磋”，虚心好学。孔子以丰富的社会实践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还用毕生的精力培养了一大批能...

内容摘要：“大语文”教育观是当代很受关注的语文教育观念。一般认为它是由张孝纯创立的一种新型的教育思想。其实，他所提倡的“以能力为核心、以发展为主线、以人格为目标”的完人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本文将以北宋理学家胡瑗的语文教育思想为例，探讨其语文教育思想及对当代“大语文”教育实施的启示，并辨析古代的大语文思想与当下“大语文”观的差异。

关键词：“大语文”观 渊源 胡瑗 启示 变异

一.“大语文”观及渊源

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教师张孝纯在《“大语文教育”刍议》一文中首次提出“大语文教育”概念。他把“大语文教育”的内涵界定为：“它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伸，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把教语文同教做人结合起来，把传授语文知识同发展语文能力、提高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有机结合起来，把读、写、听、说四方面的训练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接受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网络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能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强而有力的培养和训练。”①即“联系社会生活，着眼整体教育，坚持完整结构，重视训练效率。”②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大语文”观念也在丰富和完善，它倡导宏阔的教育视野，将语文置于大文化背景下去审视，揭示既有现实性又具超越性的教育价值功能。总体来说，大语文教育追求的是“以能力为核心、以发展为主线、以人格为目标”的完人教育。

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语文教育不再囿于书本，不再是呆板的知识点积累、现象描述，而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深化认识，从“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转变。从狭隘的应试教育和课堂教学中走出来，走向更广阔更自由的社会生活空间，走向应用与实践，通过语文教育提升学生的素养。

这种“大语文”的教学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先秦时期的孔子就是我国古代的大语文教育家。他自己集文、史、哲于一身，主张多闻多见，为学深思，主张“如切如磋”，虚心好学。孔子以丰富的社会实践成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还用毕生的精力培养了一大批能人。他的教学思想不止于知识的传授，而是对方法的探索，培养学生的能力。北宋时期的胡瑗、张载是大语文教育的传承者。他们的思想也是融文、史、哲教育于一炉，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学术思想之中。张载主张学习时要熟读精思，知疑求新；教师教学时不要臆测，不要武断，不要固执，不要主观。他强调学习时不应目光短浅，而应把眼光放长远，同样讲求学习的方法，不光要读书，还要在生活实践中让知识变得更灵活。南宋朱熹也是我国古代很有影响的大语文教育家之一。朱熹要求博学力行，博学即是多读书，多研史。他还要求慎思明辨，上下求索。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大语文教育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自身都是博学多才，又广为传授；在教学时不生搬硬套，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多思多问； 学习不止于书本知识，还要广见阅，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下面笔者以胡瑗的语文教育思想为例阐述古代的大语文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二.胡瑗的教育思想对语文教育的启示

胡瑗倡导“孔孟之学”，位列“宋初三先生”之首，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他执掌苏州郡学、湖州州学和太学二十余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经验。

（一）先进的教育目的

胡瑗在批判汉唐以来盛行的“无补于世用”的空疏学风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求实学风，首开“经世致用”思想之先河。“明体”是说深入理解《六经》等儒家经典的精蕴；而“达用”则是要把领会的精神应用于实际生活，应用于实践。胡瑗就是想要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他认为，学校教育不应只把科举考试作为其终极目标，而应该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又具封建道德伦理观念，且能在实践中运用，善于学以致用的人才。这种“学以致用”精神，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

（二）优秀的教育方法

胡瑗在教学时不墨守成规，而是积极探索对学生有益的教学方法。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勇于革新的精神，使他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宋史・胡瑗传》载：“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③从实质上看，胡瑗提倡的教育教学方法与当今的教育教学方法有许多相近之处。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胡瑗精通儒家经书，尤长于《易》和《春秋》。他在向学生传授儒家经义时，抓住要领，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循循诱导学生掌握修已、治人的道理。胡瑗讲经还重在通经致用，他往往联系实际，运用当时典型事例说明经义。第二，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材质，学习不同的科目；又针对学生的个性和爱好，发展其长。胡瑗在分斋教学中注意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志趣因材施教，这也是他的学生成才各不相同的重要原因。第三，直观教学。为帮助学生理解礼仪，胡瑗在教学过程中将《周礼》、《礼记》、《礼运》所载的礼仪器物绘制成图形、图表，让学生藉此理解和掌握古代礼制的内容，化繁为简，形象直观，易于理解。第四，娱乐助教。胡瑗在教学中重视开展游戏娱乐活动，寓教育于娱乐之中。通过运动、游戏、奏乐、唱歌及诵诗等娱乐活力，放松了学生的身心，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习效率。第五，游历考察。胡瑗除了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外,还注重组织学生出外游历考察,让学生走出课堂，接触社会，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陶冶情操，使书本知识和客观实际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

（三）和谐的师生关系

胡瑗认为，老师本身必须先刻苦学习，成为有德有识之士，才能教育于人。身教与言行统一最能取得良好德教育效果。在胡瑗长期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学生均养成了优良的学风。胡瑗在对待学生严慈结合，既严格要求，又爱生如子。《宋史・胡瑗传》谓“瑗教人有法，科条纤细具备，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关心和爱护学生，把学生的生活起居时时放在心上。组织课堂教学也是严慈有度，师生关系融洽，课堂气氛活跃，学习结束之后，则与学生一起游艺为乐。应该说，胡瑗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功，是与他严慈结合的有效教育管理分不开的。

总之，胡瑗的教育理论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有机的整体，既有对教育的深刻认识，也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又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实践。全面来看，他尊重教育发展自身的规律性，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研究和发掘胡瑗教育思想，可以让我们融合古今的教育智慧，生成一种新的有生命力、有独特性、符合时代精神的教育观念，古为今用。

三.大语文思想的在当代的变异

古代语文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字语言的总汇，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全体，古代语文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包

括文学和伦理道德在内的统一体。而现代语文教育则不同。我们务必要明确，现代“大语文”教育不能是古代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是大而无界，而现代语文教育则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任务。因此，现在说的“大语文”不能大到古代语文的界线，如果“大语文”大到古代语文的界线，那现代教育的其他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学科分科细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社会进步才产生新学科。大语文如果回归到古代语文，那是历史的退步。总之，大语文不管多大，都不能把语文教育变成政治教育、历史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等等。

综上所述，“大语文”的教育观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在研究“大语文”教育观时可以充分汲取古代语文教育中有关大语文教育观念的养分，同时厘清古今之间的差异，让这一观念更好的为语文教育服务。

注释：

①张孝纯、张国生：《一条广阔的语文教改之路》，《中国教育学刊》，1992年第2期。

②张孝纯：《“大语文教育”索绪》，《语文教学论坛》，1985年第2~3期。

③转引自金林祥：《胡瑗教育思想研究》，《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月。

参考文献：

[1]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3]赵吉惠、刘学智：《张载关学与南冥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5]胡瑗：《安徽通志・松滋儒学记》，《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6]金林祥：《胡瑗教育思想研究》，《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月。

[7]余连祥：《胡瑗的“苏湖教法”及其当下意义》，《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0月。

[8]朱宾源、任一明：《胡瑗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6月。

[9]《元・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陈金生、梁远华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欧阳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