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刊与新民社

大革命时期，长沙、浏阳一带的青年学生和许多群众都阅读过《新民》刊。《新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抨击反动统治阶级笔锋犀利，动员民众感情炽热。当年曾参加过那场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的革命老人后来在回忆往事时，都对《新民》印象深刻，称赞它是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在湖南省档案馆的革命历史资料中，现在仍保存有一本《新民》合订本，内有10多期期号不连贯的《新民》，最早的是1924年6月10日出版的第24期，最迟的是1926年6月28日出版的第43期。这是一种16开双面铅印不定期刊物，一期多则10多版，少则五六版不等。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国内、省内时政要闻报道、述评，对现实社会黑暗、腐朽面的揭露、抨击，浏阳县政治、经济、民生等状况的分析，教育内容和方法的讨论，浏北新民社社务报告、社友通信等。《新民》由浏北新民社出版发行。

浏北新民社是一个什么组织？《新民》又是如何出版发行的？这还得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两位有名的湘籍革命烈士――田波扬、潘心源说起。

田波扬，湖南青年学生运动领导人，1904年出生于浏阳，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省学联总务委员、全国学联常务委员、共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书记等职，1927年6月6日与妻子陈昌甫一起被杀害于长沙。

潘心源，我党早期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03年出生于浏阳，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浏阳首任县委书记，曾率浏阳工农义勇军参加湖南农军围攻长沙的斗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后历任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委农民部部长、中共中央巡视员、红军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红三军代政委 、红四军政委、红十三军政委等职，1931年冬被杀害于浙江玉环县。

田波扬、潘心源自幼追求进步，嫉恶如仇，很早就立下了为国出力的大志向。1921年8月，两位热血青年被长沙城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思想潮流强烈吸引，结伴到长沙求学，一起研究学业，探讨时政。当时，、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介绍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思想。田波扬、潘心源经常前往阅读，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受、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的启发，田波扬、潘心源也很想在长沙成立一个进步群众组织，以求共同投身革命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头奔忙，他们联络了浏阳在长沙读书的30多位进步青年学生，于1922年秋正式成立了一个团体，仿照新民学会取名浏北新民社，并创办刊物《新民》，以宣扬浏北新民社的思想观点，加强社员之间以及新民社与浏北老家之间的联系。田波扬、潘心源被大家一致推选为《新民》的主编。

为了办好《新民》，田波扬、潘心源四处奔波，组稿、写文章，无所不及。人手不够，他俩就动员自己的妻子到长沙边读书，边协助办刊。经费不足，发动新民社社员缴纳会费，并向社会各界劝捐，潘心源还经常私人筹资。《新民》除在长沙发行外，还及时通过邮局寄往浏阳。

浏北新民社组建伊始，就宣布以“改良社会，促进教育”为宗旨。为此，他们以《新民》为阵地，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新民》创刊号的开卷篇中，专门刊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随后又转载了的《论革命大联合》等文章，使《新民》从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新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坚持揭露社会的腐朽黑暗，抨击反动统治阶级，呼吁青年起来革命，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中国大多数的军阀政客，自己争权夺利顾之不暇，哪里顾得上国破家亡？并且他们因为要希望帝国主义者把军饷借给他们，把军械卖给他们，于是便不得不俯首下心，一唯帝国主义者之命是听。”（34期《五七国耻纪念日敬告同胞》）“同胞们，中华民族会要亡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快快地起来罢！起来负起国事罢！起来站到那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吧！”（32期《今日国民应有的觉悟》）《新民》的呐喊，警醒了许多仍在沉睡、彷徨的青年，鼓舞他们勇敢地投身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

1924年，浏阳接连遭受水患、虫灾，致使第二年春荒严重。而浏阳县知事唐维藩昏庸腐败，不顾民生。《新民》及时发表“罗希伦等致唐知事函”，披露“各处饥民有数日不得食者，亦有食树皮草根以度日者，甚至因无法解决生活问题之故而遂以自尽或置毒食中而全家毙命者”的惨状。而唐维藩在“答函”中居然称浏阳“断不至有乏食之虞”，激起了浏阳民众的极大愤怒。《新民》抓住时机，组织文章连连进行抨击，公开疾呼“我们不要嗜赌如命的知事……亲爱的全县人民，请立即驱逐这个惯赌的知事”。不久，唐维藩在浏阳人民的呐喊声中滚蛋了。《新民》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浏北新民社的革命活动，自然引起了浏阳反动当局的仇恨。浏阳北盛的团防局就以新民社学生冲击团防局、扰乱地方安宁为由，向浏阳县衙告状，县公署立案传审潘心源等，并给潘心源就读的长沙岳云中学施加压力，致使学校当局以不务学业为名，将潘心源除名。这些都无法阻挡新民社前进的步伐，在大革命浪潮的激励下，田波扬、潘心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带领新民社坚持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和完善自我，《新民》也越办越出色。

1924年5月5日，浏北新民社进行了一次改组。从6月10日出版的《新民》第24期刊登的改组宣言、新章程及改组大会纪略可以看出，此时的浏北新民社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改组宣言是这样写的：“我们这次改组（5月5号）是因为感到社会生活的卑鄙，人类心理的不可测度和单独进行途中的孤零，进一步说，就是因为旧章程所表现的精神的不满足，和所包含着的内容的不丰富……从此后，我们所奉行的使命是：‘改良社会，促进教育’――这虽与从前的相同，可是我们的态度变了。我们将以伟大的心境，容纳着一切；将以春之风雨，灌溉那枯着的小花……”正是因为感觉到了“单独进行途中的孤零”， 浏北新民社意识到革命不能只靠一批青年学生和几分热情，革命的根本出路在于动员民众。于是，他们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自己，以“伟大的心境，容纳着一切”，坚定地走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在这个宣言的昭示下，改组后的浏北新民社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一是组织上的扩大。改组前，新民社的社员都是旅长的浏北青年学生，而在新社章中，则明确规定“凡赞成本社宗旨男女，经旧社员4人以上介绍，得本社评议部许可者，得为本社社员”；并且新增了分社机构，规定“各学区社员在10人以上者，经总社大会许可得组织分社”，从而使新民社从一个单纯的青年学生团体壮大成有广泛民众基础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群众组织。

二是态度上的转变。田波扬在《我们的态度问题――贡献给新民社的社友们》一文中写道：“……我们过细观察起来，不能不承认我们有一个历史的缺憾，便是新民社的社友们，大都不注意我们自己的态度问题……大家都好像相信：温言暖语，诚恳的开导，何如冷嘲？冷嘲何如热骂？”他提醒社友们在宣传革命、动员民众时，一定要改正幼稚、简单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要“以宽宏的态度，纯正的眼光，表现自己的心情，批评人们的行止”，为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而努力。

三是方法上的改进。改组后的新民社，工作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号召，而是发动社员迈开双腿到民间去，脚踏实地做好动员民众的具体工作。他们认为，要实现国民革命，非首先开通民智不可；要开通民智，就必须提倡平民教育。为此，新民社在关心学校教育的同时，以更大的热情关注平民教育。为了促进平民教育，新民社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新民》出版“平民教育号”专刊，宣传平民教育的重大意义，探讨开展平民教育的方法；他们还采取举行平民教育筹款游艺会，组织演讲队下乡，利用寒、暑假回农村举办农民夜校等方式，宣传动员民众，发展工农组织 。

田波扬、潘心源发起组织的浏北新民社，以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勇敢的斗争精神，影响、推动了长沙、浏阳一带的工农运动；他们主编的《新民》，作为“新民社与浏北共同发表意见的工具”，深受青年学生和浏阳人民的欢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