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丁新民

在鄂尔多斯，也许有人不知道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名字，但很少有人不知道丁新民。在经济学家眼里，他是传说中创造经济奇迹的人；在政府官员眼里，他是先进的典型，活的城市名片；在市民眼里，他是触手可及的传奇式人物；而在许许多多的农民工、牧民工眼里，他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大好人。

丁新民的头上有太多耀眼的“光环”，但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他那介于传说与传奇之间的不凡人生。

将门“害”后生

1950年8月24日，祖籍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丁新民在黄河南岸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出生。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华北野战军骑五师渡过黄河，准备攻打伊克昭盟（即今天的鄂尔多斯市）。在隆隆的炮声中，丁新民降生了。

丁新民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父亲丁树林曾经是抗日英雄贾力更的贴身警卫，抗战时屡立战功，解放战争时任骑五师军需处副主任，先后参加过绥北战役、解放大同、伊盟剿匪等战斗。母亲赵淑珍是内蒙古老一辈革命家吉雅泰的堂妹，早在抗战期间即投身革命。丁新民出生时，赵淑珍正担任骑五师的随军保育员，跟随丈夫所在部队集结在达拉特旗。“解放伊盟一声炮响，我们的丁总就呱呱坠地了。”这是很多东方控股员工都知道的关于丁新民出生的传说之一。

丁新民说，他的家乡在黄河北岸土默特左旗的把什村。在把什村的50多个姓氏中，丁氏家族是个大家族。但是，丁家祖上并不姓丁。民国初年，族里有一位叫吉力更的青年在归绥中学读书时，按学校要求取了个汉名“丁玉昆”，之后，丁玉昆的两个弟弟分别取名丁玉玺和丁玉牒，从此，他们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家族的几支旁系，都改为丁姓。

丁新民出生两年后，父亲丁树林从部队转业到伊克昭盟交通系统。幼年的丁新民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先从伊克昭盟首府东胜来到包头，又从包头搬到呼和浩特，在呼和浩特上到小学四年级时再转学到了东胜。从此，丁新民的童年及学生时代都是在东胜度过的。

回忆丁新民的童年，丁新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刘大山说，那家伙简直“害”得出奇，爬很高的烟囱，上房上树，在郊区比赛谁能跳过很深的山沟，什么危险冒险的玩法他都敢玩，而且天生有一种争强好胜和不服输的劲头。

“害”是内蒙古西部的的方言，有淘气和闹腾的意思。丁新民另一位童年好友杨怀义也承认，从11岁上五年级开始，不论是在班里，还是在养路段家属大院儿，丁新民都是很有人缘的“孩子王”，“从小就是当领导的材料”。丁新民自己则说：“害是害，但是不坏，是那种调皮的害。”

丁新民认为，小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父母。有一次，门口来了个看上去很恓惶的男子，和要饭的差不多，实际上是个转业军人。丁新民的父亲一细问，他们竟然曾是一个营的战友。这位战友家境不好，儿子出车祸死了，老婆又得了重病，没办法才出来找组织。父亲二话没说，把家里存折上的三百块钱全部取出来给了这位战友，还对战友说，“先回去给爱人看病，你落实政策的事我帮你跑。”

“三百块钱是我家当时的全部积蓄。”丁新民说，他的父亲特别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是个脾气倔、性子直、但心地善良的老革命。母亲也是个老革命，随父亲转业到地方后主要在街道居委会工作，但几十年没拿过公家一分工资，完全是尽义务。

丁新民至今还记得，上初一那年，老师让写看了电影《自有后来人》的观后感，他的题目是“做人就做这样的人”，写的是要像他的父母一样生活。那一回的作文被老师当成了全年级的范文。“这是我这辈子写得最好的一篇作文。”丁新民说。

兵团“铁人”

丁新民是“老三届”。1968年，他高中毕业，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那时候，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当兵，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军装，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打仗。去兵团，正好称了我的心，圆了我的梦！”

尽管内蒙古的生产建设兵团今天已经被撤销，但提起兵团生活，丁新民仍然显得很激动。他们的连队驻地在黄河南岸的巴拉亥，兵团6年，他当过团里蔬菜班班长、混凝土排排长和石灰窑窑长，入了党，立过两次功，一次团里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团部的表彰词说，“丁新民像‘铁人’一样，一个人顶几个人干，连续36小时奋战在施工一线，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丁新民后来也说过，他在兵团吃的苦，经历过的饥饿和寒冷，是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不朽的兵团精神是我们这些人可以终身享用的宝贵财富。”这是丁新民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1974年底，丁新民几乎是抹着眼泪离开兵团的。 那时，他在兵团糖厂正干得热火朝天，母亲却得了重病，身边没有人照应，父亲单位上的人就找兵团商量，把丁新民这个长子办回城里，在东胜的绒毛厂找到一份烧锅炉的临时工。

第二年，丁新民的父亲落实了政策，成为伊克昭盟交通局副局长。丁新民刚开始想学开车，当时司机很吃香，但这得父亲点头。“先去公路段锻炼两年再说”，父亲是个原则性很强的老革命，他说，“我在这儿当局长，我的儿子挑最好的工作，别人的儿女怎么办？”就这样，丁新民去了公路段，是交通局下属最苦最累的单位。

在公路段，丁新民不是干了两年，而是23年，测量队、车队、路政、工会、养路工区，几乎把公路段的所有工作都干过。那时候讲资历，看职务，丁新民在兵团的副连职，按当时的体制，在地方上是没用的。不久，赶上培养第三梯队，局里让各单位推荐后备干部进班子，谁知丁新民的推荐意见报到局里后，他的父亲却说，“继续锻炼”。

转制之路

1995年，凭借过硬的业绩，丁新民终于升任公路总段的段长。后来，交通局分成公路工程局、公路段、设计院三大块，丁新民又被任命到公路工程局当了局长兼党委书记。

可是，谁也没想到，在当了公路工程局局长后不久，特别是连续干了几个漂亮工程、赢得上下一致好评之后，丁新民却在谋划着要带头砸掉自己的“铁饭碗”。

丁新民当时发现，农民在自家田里干活为什么那么用心，工人的积极性为什么不如农民高？因为企业不是他自己的，是公家的。更现实的情况是，筑路工劳动强度大，很辛苦，但收入不高，靠微薄的工资奖金，怎么能富起来？丁新民开始琢磨，能不能把公路工程局彻底转制，转成一个股份制企业，大家投资入股，大家都是股东，大家都可以分红……

丁新民实现这个梦想的第一步是从东杨路开始的。

东杨路是鄂尔多斯的东胜到杨家坡之间的一条公路，也是当时陕西的神木、府谷、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煤炭外运的大通道。这条路73公里，上世纪80年代设计为二级路面，进入90年代以后，已经被大吨位的拉煤车碾压得坑坑洼洼，事故频发。有一次，丁新民从自治区开完会返回东胜，特意绕道东杨路查看路况，结果在有名的“黑风口”被堵了一天一夜。

其实，当时有一家公司已经以BOT（谁投资谁受益）的方式承接了东杨路改造工程，但因实力有限，迟迟未能动工，属于严重违约。丁新民决定，动员全局职工集资入股，把东杨路改造工程拿下来。

虽然职工们积蓄有限，况且存折上的那点儿钱，都是他们的养老钱和养命钱，可大家一听说是丁局长领着干，没有一个不响应的，不到10天功夫，入股资金就达到1800万元，远远超出丁新民的预想。

丁新民想修东杨路，但原先那家公司与政府签的合同并未终止，他想干也干不了。虽然他得到自治区、盟主管领导的口头支持，但按照程序，还要往上打报告，终止原来的合同，这种事情政府部门拖个两三年是很正常的。

丁新民不愿多等，决定先干起来。1997年12月19日，由丁新民任董事长的股份制公司东信公司宣告成立，准备以BOT模式建设经营东杨路。

名扬东杨路

1998年元旦刚过，东杨公路的征地工作就开始了。这时，原来那家和自治区政府签了合同的公司散布消息，说东信公司是非法施工、非法集资。这家公司还找到自治区有关部门，要求调查东信公司。那段日子，社会上各种传言都有，有的说上边已对东信公司非法集资立案，有的说丁新民在北京已经让逮起来了。有些集资入股的职工心里也犯了嘀咕：工程真干不成了，丁新民肯定吃官司，花出去的前期费用找谁要去……

丁新民开始心里还很踏实，自认为占理，但几个回合后，他心里也没底了，因为如果对方公司死活不退出，上边始终不下文，自己肯定是拖不起的。

多年之后，丁新民回忆此事时说，那半年是他这辈子最难熬的半年，最艰难的时候，他跳楼的心都有过。

半年后，自治区政府的批文总算下来了。1998年6月23日，丁新民带着自治区办公厅决定由东信公司承接东杨公路项目的“会议纪要”来到工地，所有的施工人员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当晚，公司举办了庆功宴，平时不沾酒的人，都跟着丁新民将满满一碗白酒一口喝下去。喝完酒，丁新民要求所有的男员工都把脑袋剃光，东杨路不完工不留发。

设计工期为3年的东杨路一期工程，丁新民带着东信公司的数千名筑路员工和民工，用了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创造了当年投资、当年竣工、当年通车收费的奇迹，并创下了内蒙古自治区公路建设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次引进外资修建公路，第一次参照BOT模式建设经营公路，建设单位为全自治区交通系统第一家股份制民营企业。

1999年，东杨收费所全年收费超过了3600万元，实现利税2200万元。据内部消息，当年春节前，所有的投资人都从收益中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红利收入。

建民企党委

拿下东杨公路，只是丁新民迈出的第一步。

1999年3月28日，在东信公司基础上，一个新的公司—东方路桥公司成立了。这个公司与东信公司经济上各自独立，两家员工可以在对方持股。新公司既满足了公路工程局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的发展要求，又照顾到社会股东的利益。与此同时，东方路桥公司又联合当地的两家公司和一家筑路机械公司，成立了伊克昭盟东方（实业）集团。

这一年，丁新民向上级组织正式打报告，辞去公路工程局的所有职务，彻底下海。丁新民的辞职，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单干，而是带走了局里的一批技术骨干，如果加上愿意跟他干的基层工人，可以说公路工程局的职工集体砸了“铁饭碗”。

东杨公路之后，丁新民带领东方路桥集团先后中标参建了呼市东出口高速公路、呼市机场高速公路、110国道包头过境高速、内蒙古与宁夏的省际大通道乌巴一级公路等部分标段及鄂尔多斯市重点公路和市政建设项目。除东杨公路外，集团还以BOT模式建设经营了乌审旗达通高速公路及辅道、呼市呼蒲高速及辅道、海生不浪黄河特大桥等项目。丁新民的项目越做越大，他和他的团队几乎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传说和传奇故事。

而在东方路桥集团公司成立之初，集团党委也随之成立，这是鄂尔多斯市第一家民营企业党委。

丁新民当年的小伙伴杨怀义曾经是伊盟广播电台首席记者，如今已加盟东方路桥集团公司，担任集团内部报纸《东方路桥》主编。在杨怀义眼里，丁新民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就像古代的圣贤一样，真正是心忧天下，心系百姓。我觉得他就是共产党的圣贤。”杨怀义说，他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最要好的朋友和老板。

丁新民的确做了许多有别于其他民营企业的事情，比如在民工联队成立了党支部，在民工当中发展党员，重奖十佳民工联队10辆越野轿车、10辆农用车、10辆高级摩托车。据说，在东方路桥，没有拖欠民工工资现象，没有“民工荒”，民工联队由初来时只能完成年产值几十万元的“锹头队”发展成了年产值上千万元、上亿元的施工队伍。

据杨怀义介绍，几年中，丁新民为员工盖起了户均120平方米的住宅楼，使500多户员工搬进新居；给道班工人盖起住宅楼，使这些长年累月工作在荒郊野外的养路工住上了楼房。集团采取帮助贷款的方式，使450多名员工拥有了私人小汽车。最让民工们称道的是，他们的丁总亲自带领公司里受到表彰和重奖的民工到东南亚旅游考察……

无产变有产

东方路桥实际上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企业中部分高层领导都是由丁新民的嫡系亲戚及朋友来担任的，丁氏家族掌控了东方路桥的主要权力。

据知情人讲，丁新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担任了公司副总经理，架空了时任总经理孙平。孙平于2006年6月从东方路桥集团分出单干，组建了新大地公司。丁新民任伊克昭盟公路工程局局长时，孙平为副局长，后来一起下海，是丁新民创业期间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如今，丁新民的儿子担任了集团总经理，掌舵东方路桥。

记者在东方路桥集团采访时也了解到，除丁新民的儿子任集团的总经理外，女儿也在集团里任职，外甥则是集团下属一个公司的经理。

据说，新大地一些高层领导都来自东方路桥集团，虽然起步晚，但起点高，公司刚刚组建，就承揽了一个重大的公路项目，扩张迅速。有分析认为，就像当年牛根生带领一批技术骨干从伊利出走创办蒙牛一样，新大地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也是因为孙平拥有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团队。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姜月忠说：“中国的企业最初的发展多数都是从家族式起步的，家族式企业的好处在于，在企业创业阶段能够凝聚人心，这是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合理性。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各方面都需要吸收专业人才，管理层不可能完全家族化，要想求得企业发展，必须走超越家族式企业的路子，否则企业很难发展。”

如何摆脱家族式企业瓶颈的制约，这也许是丁新民面临的新课题。

其实，随着企业一天天壮大，丁新民就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最终要把公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国有企业的老路肯定不能走了，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但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以赚取利润为惟一目的的私人企业的路，我也不想走，我不愿意把自己发展成一个思想上跟党离心离德、感情上跟老百姓薄情寡义、目标上跟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新式资本家！”

反复思考之后，丁新民正式提出了企业的口号：“让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对此，丁新民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解释说：“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新制度搞了五十年、一百年，无产者还是一无所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拿什么体现？所以，我们不仅要让上千名员工成为有产者，还要让跟随我们干活的上万名民工也成为有产者，这才是东方控股的办企宗旨。”

这个朴素的梦想，如果能让丁新民摸索出一种全新的民企形态，那又将会成为一个新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