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6 23:42:46
改革开放至今已34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世界第一，而且，我们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对这些成就，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著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其实，大家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意见分歧在于制度安排。比较左的人士认为，只要允许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了资本力量，就必然有这样不良的结果；比较右的人士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坏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没有学。
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新民主主义源流
早在1939年左右，中共党内就已开始研究和设计新民主主义。当时，、刘少奇、、王稼祥等都阅读列宁大量著作，特别是可看作他“政治遗嘱”的晚年著作。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而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这一设想没有彻底执行而中途发生变化，其原因与国内、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的国共之争，背后是美苏之争，后者不允许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搞平衡做不到，只能“一边倒”。建国初期的环境，也使毛不得不“一边倒”来换取苏联对中国的支持。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2007年,杜润生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中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认为，杜老的总结和概括是非常精辟的。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以其巨大的政治智慧，提出“发展是硬道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这一套富有智慧的语言、很高的操作能力来使党内不争论、社会上不争论，这在当时是很高明的选择。
然而，长远来看,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即由于害怕缺少共识而被遮蔽起来。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本应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超越左右的共识，舍此无它。
形势比人强
除了个别人，左派、能达成的最大共识就是彻底否定“”。“”中，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无产阶级的党会变质为资产阶级的党，代表人民的党会变成代表少数特权阶级的党。这个问题用“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解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也不能解决，这是事实证明了的，但他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
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观都不合适。越是民主社会主义，越要与马列拉开距离。“第三条道路”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工联主义思潮的复辟。欧盟大规模的债务危机表明，高福利国家都混不下去。
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与战争、殖民存在直接关系。现在是“一超独霸”，“冷战”结束后美国打了五场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干净的。西方民主实质上就是为民选主子，选出来的人都斗不过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西方政府管收税、打仗，老板管社会上的事，总统、老板换来换去，自由不过是买卖人的自由。
新民主主义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后发型国家面临的问题，得出了自己答案，即要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并且能够驾驭资本主义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积累了可用来解决问题的经济成果，可以对占70％的弱势群体先还历史账再推进改革；把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办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变成13亿人的共同基金，变成股份，可以继承，但不能出售和转让，用以解决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问题。
在经济上稳定下来，人民满意了，再接着改：让工会可以代表工人和农民工，与资本谈判；成立市场经济下有话语权、有代表性的农会，替农民同官方和各利益集团谈判；在中共的领导下，逐步发挥派应有的功能。这样稳步发展，权力制衡，民主都会有的。
总的看来，现在与20世纪80年代很相似，又出现了巨大的对话需求。不争论的时代确实结束了。我坚信“形势比人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本身也蕴涵着解决的手段，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香港的廉政公署、日本的下实现工业化，也都是这样来的。
吴思
张木生所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内容很丰富，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这里只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作者把新民主主义看作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总体方案，对此，我有赞成之处，也有不同看法。
在许多革命老前辈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就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共产党领导下，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前如果更完整地推行这套政策，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能更进一步。
尽管新民主主义政策有许多好处，我还是要说，支撑政策的理论存在重大问题。要在理论上说服人，在实践上避免再次夭折，必须解决理论自身的问题。
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据我所知，朱厚泽先生曾提出三条。
第一，时代判断有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20世纪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资本主义不能克服的自身危机，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解决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这个判断对吗?
第二，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依据有问题。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影响当代世界的科技革命或信息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搞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的前景有问题。按照当初的设想和判断，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可是，从“三大改造”到和，最后到“”，这样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搞?
我认为，除了上述三条之外，新民主主义还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有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发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周秦以后是封建社会，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平等条约也废除了，半殖民地的帽子似乎可以摘掉。那么，中国是半封建社会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吗?
现在，包括张木生在内，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不是封建主义社会。秦始皇废除封建、设立郡县，封建贵族已经退居二线，不能主导或“主义”了。
那么，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呢?众说纷纭。最贴切的，我认为是李慎之先生所说的皇权专制主义。但这个说法也有问题。秦汉之后，在第一线“主义”的，当家做主、立法定规的，除皇帝外，还有各级衙门和大小官吏。他们各有各的地盘。皇帝有王法，各级衙门有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和“土政策”，官吏个人也能倚仗他们的皇权建立潜规则。能否找到一个概念，把上述主体都包含在内?古汉语有一个概念：官家，既指皇帝，也指衙门，还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正是这个以皇帝为首领的官家集团，在中国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官家主义”是对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更确切的命名。根据基础的变化，官家主义也有不同的阶段或次级分类，例如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或资本官家主义。
对社会性质的判断出现调整，革命任务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民主革命的任务，无论新旧，主要是把君主或官主改为民主。如果仅仅以官主代替君主，仅仅在官家集团之间转移权力，只能算改朝换代。
第二个问题，对权力的制约不足，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重大缺陷。
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既肯定民主，又肯定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这两个主人不会出现矛盾吗?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是一致的。
在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中，我们看到，两者未必一致。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先生认为，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通过党内高层运作，取代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而背离了共同纲领，违背农民意愿搞起了合作化。姚先生的看法是，在党的信仰和人民意愿出现矛盾的时候，信仰本位压倒了人民本位。在最高领袖面前，无论是党、政府、政协、人大，还是和宪法，都缺乏抗衡能力。新民主主义因此夭折。
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中，同样出现了对权力制约不足的问题，因此导致权钱交易，腐败蔓延。这样的社会，许多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这个社会仍然由官家即权贵主导，而不是资本主导，所以应该叫“资本官家主义”。这种社会并不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所期待的。如此发展下去，个人或小集团的既得利益压倒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意愿，新民主主义还可能再次夭折。
问题说了五条之多，如何解决呢?至少有进退两个办法。
后退一步，可以把新民主主义的“新”字去掉，回归民主主义。当今世界，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但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可行性不强，这里不深入讨论。
前进一步，可以在新民主主义之前再加一个“新”字，成为“新新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2.0版。简称仍是新民主主义，内容方面，通过否定之否定，可以生成一个新东西。
新民主主义前进一步，首先要返本归真。所谓返本，就是退回自己的出发点。《论联合政府》对这个出发点的完整表述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些出发点有一个原点，即人民利益。一旦发生分歧，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
所谓归真，就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视历史事实，尤其是正视自身的问题。如《新民主主义论》开篇所说：“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到原点之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论发展的空间顿显开阔。
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至少有两个要点。
第一，20世纪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是：资本主义仍在发展，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已经衰亡；无产阶级并非一贯正确，资产阶级也不是一贯错误；历史进步是各阶级共同推动的，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互取长补短。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任何阶级都没有高人一等的资格。新民主主义的未来，肯定不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许如欧美部分国家那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再遥远一些，或许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样的综合性制度。
第二，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在经济领域，越是充分尊重人民的经济自由，保护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就越能平稳快速地走向富强。在政治领域，任何权力，越是缺乏制约，就越容易导致灾难。在这两方面，中国都走过弯路。
因此，升级后的理论和实践，应该正视人民意志与党的意志发生分歧的历史事实，明确人民至上的原则，并把这项原则落实到各种政治制度之中。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不是党的工具，党是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如所说，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走出历代兴亡循环。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明确指出：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 那只是完全空想。”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必须经过两大步骤：首先是搞经济建设， 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然后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大约需要二三十年。可见，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充分考虑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原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社会主义要建立在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之上，为了遵循这一条客观规律，必然要把经济发展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大张旗鼓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不适宜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比较落后，无论是工业化程度、国民素质等等，然而作为救国救民的共产党却掌握着世界上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超越了物质基础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理论起到了一个调和的作用，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工业化、社会化，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 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 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什么？我从几点来进行分析：首先，它的领导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组织形式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这些革命阶级具体包括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价值在于发展生产力和国民经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按照马克思学说，这两个阶级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消灭的东西。这也就预示了在一个成熟的时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将必然会面临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所蕴含的一个矛盾。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新民主主义是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的，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而稳定的社会阶段，它只能是一个准备和过渡阶段。它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特殊性和艰巨性。我相信提出这个理论的初衷是客观理性的，也无疑是正确的，是积极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勇敢尝试。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一次创造性的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产物。按照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最少要坚持二三十年。但后来我们并没有赋予新民主主义充分而必要的时期去创造成熟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我们跨越了这一个重要的步骤，提前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后来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总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自我反省和调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这在实质上和新民主主义有共通之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国人的视野也逐渐延伸到了全球，国人的思想也不再局限于一家一国，国人的胸襟也越来越豁达、包容。虽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相对含蓄，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自己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方面的不足，并且积极地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物质文明学习。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中国速度”、“中国模式”等逐渐成为国内外媒体上的热词，尤其是中国的GDP排名第二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否认的。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粗放式发展、科技含量低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持续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把GDP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条件，然而急于求成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业或许是数十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浩大工程，而非一两代人能够轻松获取的。
在当今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浪潮中，重读的经典著作仍收获颇多、受益匪浅。在GDP达到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的发展继续保持强劲势头，然而又面临重重困难和窘境。重读经典，反思当下，展望未来，仁人志士的理想之花吐露着人权民主的芬芳，然而思想的局限和现实的羁绊却也一刻没有停止过对进步之花的蹂躏与摧残。或许这就是现实的世界，前进与挫折并存，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坚守那颗向往自由民主的心。
新三民主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南，新民主主义是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分析两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异同，可见新民主主义在继承新三民主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科学理论。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继承；超越
新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指南，新民主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两者既存在相同之处，又存在不同之处。分析两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不仅使我们深刻地理解其内容，更使我们认识到只有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才能极大地调动群众的热情加入到革命之中，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异同
（一）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相同之处我国无产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重新审视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问题。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在党的二大上确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即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压迫，实现民族完全独立。无产阶级在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同时，资产阶级也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前途。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心重组。在1924年广州召开的一大上，孙中山不但对三民主义重新阐释，突出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民族压迫，而且确立了联合俄国和共产党、扶助农工的政策，并确保民利归平民所共有。新三民主义同三大政策相结合，构成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在民主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从内容上来分析和理解，两者的内容是大体上相同的，都要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压迫，进而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阶段的政纲，即最低纲领，基本相同。”［1］688正因如此，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在北伐系列战役中，国共两党并肩作战，取得了一系列佳绩。
（二）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不同之处1924年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并且被国共两党认可。1939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纲领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并不认可这一纲领。除了因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之外，国共两党在宇宙观、根本目标等方面亦存在不同。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在实现人民权力的程度上不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宇宙观不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在奋斗目标方面，新民主主义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奋斗目标，而新民主主义只是过渡性纲领，其最终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有无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阶段的问题上，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国革命理应由两部分构成，即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准备阶段，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新三民主义则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界定为社会主义，因而新三民主义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阶段的。在宇宙观方面，新民主主义的宇宙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及其理论。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难题。新三民主义以“民生哲学”为指导，突出强调群众对生活的意愿和要求。民生史观站在精神动力层面来思考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从未考虑过社会前进原动力究竟是什么。因而中国共产党指出：“三民主义虽为共产主义好友，究非等于共产主义。”［2］
二、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经济纲领异同
（一）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经济纲领相同之处关于民生的内容，在一大宣言中指出：“其重要之原则不过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3］之后孙中山在对其的阐释中，参照俄国的革命经验，进而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了新三民主义中的合理内核，进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及，要将地主的土地直接分给少地甚是无地的农民耕作，并且还要将银行、工业和商业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共两党都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都认识到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故而两党都把解决土地问题看作反封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注重把解决土地问题和极大调动农民积极性结合起来，故而新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就经济这一内容具有一致性。正如所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切合于孙先生原则的”，故“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4］国共两党这些关于土地政策的问题，不仅有利于巩固革命基础，还有利于扩大革命力量，使农民积极参与到革命中，进而争取革命的胜利。
（二）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经济纲领不同之处尽管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经济纲领方面有其相似之处，但亦有其不同之处。一方面，新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主体，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而垄断资本。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则以国营经济作为经济领导成分，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共存，比如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等。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是在不触及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实施的，是先将地主阶级的土地收为国有，再分给农民。这是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和平的土地政策。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则是用武装暴力的手段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并没收地主所有的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进而提出了依靠贫农和雇农，联合中农并且限制富农的土地路线。这是新三民主义所不存在的彻底的土地革命纲要，这亦是新三民主义不可能具有的经济纲领。
三、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纲领异同
（一）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纲领相同之处文化是推动革命不断蓬勃向上的思想利器。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中就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三民主义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思想。孙中山曾说过：“我是与自孔子到现在的中国革命家完全志同道合的，假如有生之年，中国没有重大改变的话，就要再等六百余年，中国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5］1924年在广东师范高等学校讲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对儒家文化和思想作了全面而透彻的阐释。无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新三民主义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均是取其精华的部分，改造不适应当前社会环境的部分。孙中山曾讲过，好部分我们应当保留，不好的部分才会选择放弃。这此问题，也曾强调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民族文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707
（二）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纲领不同之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纲领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一方面新民主主义倡导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新三民主义提倡的文化则是儒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主张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文化，是根植于中国土壤的文化，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更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民主的文化。正如所讲：“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708这表明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平等，但根本上还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尽管存在着众多不同之处，但仍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民主主义不但继承了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因革命形势和党情、世情的变革提出了新的内容，进而从根本上克服了新三民主义的局限性。故新民主主义是在继承和超越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依据历史经验和实践需要所创造出来的理论，并在实践中指导着中国革命赢得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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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M］.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4:1058.
其一，该著论述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论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大部分。其中之革命论，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该书按照构成革命论的几乎所有理论要点，逐一考查了列宁主义对创立这一理论的影响，贺瑞教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就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相比于革命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则有较大的独创性。该书认为，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之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两大理论，新经济政策的提前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过早放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值得惋惜的两件大事。我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美中不足的是，在上述那些本不相容的理论关系问题上，他同国内多数学界同行一样，依然采取了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
其二，该书还提出了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例如，我党的“革命发展不平衡理论”，即来自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据此列宁提出了一国和几国首先胜利论。就中国来说，党的六大对这个特点已有粗浅的认识，并由此得出了革命有可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结论。可以说，这个结论是由“城市中心”论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转变的一个过渡性理论。因而，我们也不可以将这一提法一概斥之为“左”倾理论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1929年4月，就是根据六大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方针。1930年，他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的正确性。与中共中央不同的是，他把实现这一方针放在以农村斗争为主的基点之上。但在农村斗争服务于城市斗争，并由此最终促成全国以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为主要标志的革命高潮的认识方面，与中共中央并无不同。这说明，在当时还未能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最后樊篱。这是因为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认识，虽比中共中央大进了一步，但与他后来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其三，该书在最后一章中，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不说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学说，仅就这一“两结合”原则的提出来说，就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向前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离开了这条原则和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学说，以及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无以立足。因而，这也是统领该著的一个基本原则。今天，我们在坚持这一原则的时候，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哪些理论属于基本原理，哪些理论只属于个别结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其四，该书还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关系。我赞同作者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列、毛，而成于邓。就是说，它始于列宁之新经济政策和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当然，这个理论也不是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简单翻版。它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生动体现。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退回到列宁的传统理论，这是一次否定。邓小平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又一次否定。两次否定之后必然出现复归现象，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是，这种复归却是经过新旧更替之后的更高阶段上的复归。因而，也绝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单地等同于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该书对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占有，也令人称道。既能吸取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能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到见解，该书是一部学术含量较多、学术前沿性较强的力作。
第一、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除了节制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之外，允许和保护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反复申明：“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明确提出私人资本主义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且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以法律的形式把“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规定下来。（参见《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颁布。）在回答党内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时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还着重论述了吸引外国资金与技术对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但是，“我们并不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因此，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第二、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尽快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并倡导注重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的工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强调：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招待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22日。）
第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1939年9月，在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做不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社会革命转化思想更加完备。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一次强调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2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分别指出，党的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和联合富农”，“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力为主”。对此，在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调查中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山西兴县农村调查之后，他写了《关于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的报告，论述了在新民主主义之下的落后农村，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他指出：“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在东北解放区，同志首先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且规定了对待五种经济成分的正确的政策。
资本主义，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中国不必非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同样，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中国社会也不能不经过对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加以借鉴和吸收的阶段——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即便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也不能闭关自守，而应当在“世界历史”中实现自己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完成向现代化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最佳途径。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又有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正确估价，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民粹派和西化派是完全相悖的，也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旨意完全不同，正因为他们把中国的“发展”问题，置于现实国情条件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革命道路。
1、没有准确界定过渡时期的性质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地位、长期性、任务、性质及前途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认识。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后，在巩固政权和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却一直没有准确和稳定的把握过渡时期社会的性质。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也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后来在一次讲话中又认为我们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也即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是新资本主义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确认了这点，然而后来他却又否定了这个说法，“我看‘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所以，没有准确和稳定的把握过渡时期社会的性质是和我党终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实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过多效仿苏联模式，忽略中国国情
苏联工业化的伟大实践和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推广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短等原因，使得我们将苏联模式当成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唯一，并以苏联模式和标准作为我们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准。没有看到中国落后的国情，教条的理解和实践了社会主义，片面追求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以及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左”的做法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造成消极影响。
3、重视生产关系，忽略生产力
正如后来承认自己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对于生产力方面，他的认识不很够。正是由于和我党对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认识不清，过多的强调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导致了我党长期注重生产关系的改造，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未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去变革生产关系，从而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实践的终结。
二、实践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调整
建国初期，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影响了和中央领导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这个变化和影响表现为：
1、建国后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措施
为我国加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人民政权，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以及社会的民主改革，还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口号和总任务，将工作重心向经济方面转移。从1949年到1952年，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首先，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其次，集中力量恢复了国民经济。设想需要“三年五年恢复”，结果经过三年的努力提前实现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使得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比如“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的总产值中占到56%，国营批发业占全国商业营业的60%，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占主导地位，为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物质基础。后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走互助合作道路，国家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中形成的经验也向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2、我国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客观促使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终结建国后我国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的基本阶级力量。在农村，社会主义完成后，由于生产力落后和劳动力不足，又形成了贫富分化现象，农民迫切要求走互助合作道路，这迫使党考虑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同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斗争时起时伏，这都对国家经济生活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实现工业化的努力却引起了这些矛盾加剧，使得党总结对资本主义改造利用的经验，积极加快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将资本主义企业和人员引向社会主义。但由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及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建设的负面影响，使得和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民个体所有制、城乡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从而过早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建国后的一系列变化客观加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实践的终结。总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实践终结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交织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重新分析研究和党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的原因，总结他们会迷惑本心，让人看不清楚前进的方向，从而停滞不前。和反思我国社会主义早期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从实际出发
在领导我国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不照搬照套马列主义的词句原话，强调我们要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看问题，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把中国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当马克思进入中国后，在一开始就有了从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同志才能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把马克思主义事业成功推向中国。
（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
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生产建设实践所产生的宝贵精神累积财富，在长期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遵循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着改造与提炼，成功的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和生长的基点。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合并起来观察世界，改变了同时代思想家关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研究重心。文化观所表现出的“政治—文化—政治”的历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方向，这一新方向就是向现实的转化。
二、对马克思中国化所做出的贡献
（一）提出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与科学内涵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新时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基础，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党内必须立刻着手解决的重点问题，而且也要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文化以及国情结合起来。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独到见解，他在当时党内教条主义与共产国际思想的势力泛滥的大环境下，面对种种阻挠，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点，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
在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逐步迈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实践与挫折，经历过一系列的伟大实践后，在政治、经济、文化、革命斗争方向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文字理论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基本理论、革命军队建设战略思想政策与策略方面思想、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工作思想等。
（三）成功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
同志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造，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供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路径与方法。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确立了中国革命基本性质与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精髓就是实事求
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思想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它们是有机的统一体。其中，“实事求是”体现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并且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过程中必须坚持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与出发点
（二）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转换为中国特有的方法
把国内革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将其实践观成功转化的方法论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措施。思想通过内在与外在的表现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历史传统思想和民族智慧特色紧密结合，用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语言特色，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发展，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与中国特性，都鲜活的体现了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战略 国际环境
最近几年里，关于新民主主义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明显推进了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笔者感到对于这个不争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内在的原因。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认为它将取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物质基础之日，就是它完成历史使命之时。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消亡的方式和时间，在建国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尚十分遥远，党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时间表。第一次比较具体的阐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是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专门谈了过渡问题。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 在13日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苏联会帮助我们的，首先是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1949年7月4日，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1949年8月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的时候，有人提出《共同纲领》是否应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对此在8月26提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对此则解释说：“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1952年6月，进一步解释：当时之所以没有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这个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苏联允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以及受苏联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国营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较好、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也使感到用公有制逐步吸纳和改造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效果甚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并且最好是这种随着工业化进展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按照在1952年下半年的初步设想，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即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日，即是它开始走向消亡之时。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里。
二、新民主主义的终结及其历史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建国理论基础的，这可以从《共同纲领》看出。同样，1949年至1952年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如预期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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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第二，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依据。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最佳的桥梁。第三，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分清了轻重缓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新民主主义所包含的“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的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思想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填补了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思想，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可以“两利”的思想，实际上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多少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基础。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和阶段，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采取的过渡办法和途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尽管农村和城市民主改革尚未结束）。虽然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即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好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初步设想并在苏联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方面的特征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断为理论前提），既然建立上述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既然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那么当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和一定程度的必要性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就被提上日程。
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汇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中国代表团与苏联商谈经济援助情况后，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于的上述新设想，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同年10月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委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专门谈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仍然是原来的设想，即对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有和消灭农村富农经济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上述设想。但是到了1953年6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则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改变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至此，即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就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和取代，但是历史和逻辑的演绎都说明，恰恰是新民主主义为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强化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二是找到了一条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和办法。例如在农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渡的方法；在个体手工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总结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上述三种改造方式，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和引起农民、个体工人和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第二，建国以后头三年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经验，使感到中国共产党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经济上的控制，可以和平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不仅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而且看到了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广大农民因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困难而愿意开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当农民能够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后，其固有的私有经济本性，将导致其对生产合作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富农经济了。按照当时划分富农的标准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富农经济的大量出现要不了太久。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农民的支持，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拥有国家政权，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对垒时，如果大部分农民作为私有者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仍不可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已经提出建国以后农民的向背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说，早在1951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年前，已经在考虑和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
三、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共产党是先考虑工业化问题，随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是从1951年2月就开始起草，并于1952年8月由、陈云带到苏联征求意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则是在1952年9月，听取报告访苏情况以后，正式形成则是在1953年下半年了。可以说，关于工业化的设想，是导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从1953年起，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我国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阶段，即全力推进工业化时期。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个头等大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在外面没有竞争强手也没有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等，在外面已有强大竞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和国内高积累(封建剥削转化)，再加上外面已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科技，不必再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因此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外受到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而5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对外方面因朝鲜战争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国内经济则因过去的半殖民地性质，重工业极为落后和布局非常不合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面临着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建设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苏联援助有限，不能靠地外掠夺积累资本)。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进行的，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讨论如何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从、刘少奇、等党的领袖到经济学界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经过1952年7月到1953年底一年半的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党终于选择了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为标志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为什么当时党从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转向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这只能从当时的经济条件中寻找答案。如果说建国前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尚属局部的、战时的、农村的，1949—1952年的经济则属于恢复性质，既不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不具有赶超性质的加速工业化，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自然与这种均衡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是相适应的。而当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大量投资涌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1953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投资过猛，遂导致国民经济进入紧运行状态，资金短缺、建材和工业原料不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农副产品的短缺事关重大，引起物价的波动。于是，苏联曾经遇到的个体经济(农民)和市场机制与这种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在中国重演，即靠市场调节不能保障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因此统购统销和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送成为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从资金方面来说，是与其社会剩余的多少和积累率（又称储蓄率）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建国初期，由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和战争的破坏，国家和人民手中的财富都消耗殆尽。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太落后，社会剩余量很少，积累很有限。1950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77元，1956年，则为142元。尽管全国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但是195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79斤、棉花2．5斤、油料9．8斤、生猪0．12头，由于人口增长，1956年的上述人均数也没有多大增加，分别为614斤、4．6斤、14．5斤、0．13头。 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仅为65．19亿元，1956年为287．43亿元，1949年10月至1957年底，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为796．51亿元，平均每年近100个亿。 在这样低收入的水平上，要维持每年1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资金供给是很困难的。再从农村看，据1954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尽管经过四年的恢复发展，到1954年末，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仍然相当少，平均每个农户拥有耕地15．8亩、耕畜0．92头、犁0．62部、水车0．11部。由于农业落后，1954年平均每户的农业收入为420．6元（占农户当年总收入的60．7%），尚不足以抵偿生活费用的支出（平均每户为453．8元），必须靠副业及其他收入来弥补。再从农民的消费来看，1954年平均每个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68%，尽管比重很高，但是生活水平却很低，人均消费粮食373斤、肉类9．2斤、食油2．6斤、食糖0．8斤、蔬菜141斤。 这种低水平的消费说明，建国初期的农业剩余（农业税和出卖的农副产品）只是相对剩余，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食品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农副产品的供求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是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压低消费，提高积累率，为“一五”计划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见效快的办法。
从决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要素人力资本来看，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却非常短缺。据统计，1949年底，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人口5416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10•64%，乡村人口占89•36%；从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占8•5%，乡村从业人员占91•5%。在上述人口中，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中学生23人，小学生450人。到1952年，在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为3•3人，中学生55人，小学生889人。 即使这样低的比例，1952年大学虽然计划招收7•5万名学生，还是面临着招生不满的忧虑（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应届高中毕业生太少），政务院不得不下达指示，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要求努力争取高中生全部升入大学，至少保证95%以上。即使达到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整编中抽调2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升学差额。
由于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据估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会超过5%。据1952年的统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7•4人，每万名职工中（尚不包括占就业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个体经济劳动者）有科技人员269人。另据1952年全国干部统计资料显示 ，在2470700名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为34•4万人，占13•9%，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133684人，仅占5•4%。在这247万名干部中，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58%，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5•5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6•9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80%，文盲占3•10%。 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其余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只是一般劳动力，因此建筑公司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很普遍。总理在1952年7月就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十万人。” 因此，从1952年起，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即使到了1955年，在城镇职工中，文盲的比例仍然在50%以上，有的产业，如煤矿、建筑业，在60%-70%以上，有文化的技术职工非常短缺。 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共有14863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员只占8•4%。
总之，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像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另外两个因素
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此轻易地被放弃？除了上述的工业化战略选择因素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值得分析。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到底，即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视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局限。因此，新民主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种结合非常成功，但是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仍然将新民主主义看作过渡阶段，看作是经济落后国家通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桥梁。于是，一但民主革命成功、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就自然会将社会发展目标锁定为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
此外，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还存在着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前述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认同这个理论的。《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应该说，从列宁、斯大林到，对于过渡时期所存在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确是现实经济的真实反映。因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和发展趋势看，市场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一种必然趋势，而追求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必然与这种发展趋势产生矛盾，必然会遇到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反抗，除非你不追求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际共运受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没有超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视为社会主义。因此，公私之间、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此消彼长，就自然被认为是未来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加紧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在建国初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底子薄，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将导致供求关系的紧张，因而需要加强资源配置的计划管理，这就使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私营和个体经济与政府要求的资源配置集中化、计划化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集中表现在1952年的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上。另外，1953年初修正税制所引起关于公私关系的争论(包括财经会议)，1953年6月李关于公私合营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以及政协会议对梁漱溟的批评，也都反映出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和运用问题上，公私之间是有矛盾的。
第二，由于城市私营和个体经济刚从旧中国过来，存在的问题较多，加上缺乏完善的法制和市场机制制约，偷漏税、行贿、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等行为较多，从而使人产生其“利少弊多”的印象。
第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还不能解决诸如失业、“两极分化”以及小农经济的“脆弱”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国家二次分配手段的完善以及农业的产业化，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但是在当时，就体制来说，似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那里没有失业、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农民的破产等问题。这对于建国初期的广大党员和人民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依靠体制改革来消除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常常是革命成功后的执政者习惯和喜欢采取的办法。
此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短期内也确实能够保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实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因此，尽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但是从上述因素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比新民主主义更优越。
(二) 国际环境的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开始逐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加剧了这两大阵营的对立。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使某些民主人士呼吁的中国应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设想破灭，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宣布新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实现“一边倒”，即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是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条件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和发展经济关系。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这使得新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边倒”政策实际上从政治和制度上的认同被迫扩大到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在此情况下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以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演进起到了催化作用。例如恢复时期对“一五计划”的酝酿、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与我国私营企业交往等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国家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166―07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同志发表于《探索》2008年第4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能成立》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其立论没有事实依据。
一、多次明确论述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李文》开篇就认为“在经历过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革命家、理论家的著作和言论里，只有‘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明确概念和系统论述，从来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法和概念；因而，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或各种文件里，至今也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样的提法和概念”。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本人的论著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有过多次正确的论述，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详细阐述和系统论证的一篇力作。
细读《新民主主义论》，可以知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一起，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两大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着重于解决打倒三大敌人，夺取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胜利这个问题；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则主要是解决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在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强调当时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现代工人的数量非常少，经济十分落后，与俄国十月革命前已经处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大不相同，提出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既不能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去，也不能像俄国一样立即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有个革命阶段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岂不是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明确划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大阶段了吗?应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出，是以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从未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理论创新。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内涵是什么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都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主要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和政体以及民主的实现方式等问题。他指出，由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中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他同时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共和国还不适用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还讲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建立起从上到下全国、省、县、区、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由人民按照真正普遍平等的原则进行民主选举。最后他对国体和政体问题进行了总结：“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提出了设想。他指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他规定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是落后的缘故”。他提倡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
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根据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是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三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区分为国家政权和思想文化。他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道：“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这也极好地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李文》引述了很多的言论来说明中国革命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但却漏掉了《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重大问题。同时《李文》在对一些文章进行引用时并没有将本来的思想完全地展现出来，这里再举《论联合政府》一例为证。
《李文》写道：“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 府》的报告，告诫全党：‘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这段话初看似乎很有说服力，似乎很能说明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当我们仔细查看原文时却发现，在《论联合政府》中不仅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同时还针对现阶段情况，提出了最低纲领。明确指出：“实行这个纲领(指最低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岂不是又一次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明确划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两个形态了吗?不仅如此，在文中又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他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和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所谓的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面‘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绝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针对一些看不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想在中国一夜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特别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当时间进入到1947底，中国人民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向战略进攻，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现历史重大转折。针对新情况和新任务，撰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用以指导解放战争继续向前推进。在文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政治上“联合工农兵学商各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经济上“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使用，没收、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提出更加具体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它表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考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开始将理论上的设想逐步转化为直接指导行动的纲领。
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道，今后党的工作重心要从乡村转向城市，在城市要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但是“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化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又一次从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关系来讲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联系与区别。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一文是在建国前夕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新思考。他说：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只有加强这个人民共和国，才能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篇在建国前夕写就的文章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中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前述可以看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述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有体系的，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像李伟同志所讲的那样是“零碎的”、“出于同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
二、、刘少奇、同志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述
不仅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有过详尽而系统的论述，党内其他的领导人如、刘少奇、也都谈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
在1949年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共同纲领》草案进行说明时首先说道，有人“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他接着解释说：“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这足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甭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在这个报告中除了讲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还提出新民主主义军事制度、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新民主主义外交政策。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扩展和补充。他还说：“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伟大的共同纲领，我们的美满前途是社会主义。只要将共同纲领一条一条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中国必然会由新民主主义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到1953年9月8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谈“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值得重视的是，他在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叫，不是采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说法，而是说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说法更切合我国具体实际。
刘少奇谈及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中贯彻这一重要理论，丰富和深化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1940年刘少奇就提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1945年中共七大修改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足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 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建国前后刘少奇在此问题上讲得更加明确。1949年4月25日他在同天津市工商业家进行座谈会时谈道：“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同的斗争，就是严重的流血斗争。但是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份报告提纲中讲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斗争性、过渡性和长期性问题。他说道：新中国的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其中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与趋势之间的斗争，这“将要决定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共和国长得多”。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明：我国正“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他还批评了社会上流传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维持现状的思想，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路不通。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1947年11月在《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这篇访谈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伟大历史阶段。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就是给将来社会主义建没打基础，一切建设都要有长期打算。大家要安心工作，把经济建设搞好。”这个讲话的新意在于指明老解放区的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老解放区就是要搞好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非在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年7月23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二的讲话中讲道：“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领导阶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把新中国领导得好，建设得好，稳定地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然后才有可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必须以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工人群众，领导工会工作。”这就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增添了工人和工会工作。1948年9月20日他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将会规定某些较轻的工作尽量分配妇女来做，比方银行、贸易、交通、轻工业、教育等。”“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必须做好一切增进妇女社会地位的工作，并对妇女所特有的利益予以保护。这就给新民主主义社会增加了妇女工作和妇女解放这项重要内容。1953年7月2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笫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强调，现在我国青年也正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时期，“即面临着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而斗争的历史时期，为我们祖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历史时期。因此，青年团员就不仅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于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而且应该成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这又给新民主主义社会增加了青年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人民总司令，还多次讲到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陆、海、空以及铁道兵、装甲兵的训练和建设问题。
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如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彭真等同志也都有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述，这吧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党和国家的文献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确认
以上我们梳理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政策的论述。最后，笔者还要简述党和国家的主要文献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确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党规国法的规定是要求全体党员和全国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身体力行的。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在总纲部分指明：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便规定了中国公民在目前阶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在将来阶段，在中国民主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的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这个文献虽然没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但是其中所用“新民主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无疑就是指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所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解放区”毫无疑问就是指解放区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其中所说“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就是指在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依靠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其中所说“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的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就是指要逐步创造物质条件、思想条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1949年3月13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既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又要“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该对私人资本限制的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 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我们摘引决议中的这些段落，可以说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形态以及为何创造条件逐步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作了十分精要的说明。
1949年9月新中国成市前夕，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在第一条就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纲领中虽然没有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说法，但是在“序言”里说：“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和新国家的主人”，这里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无疑就是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当时我们党认为，至少还要再过一二十年才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剑社会主义社会。《共同纲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大纲，在1954年我国召开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之前，它是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的，因此可以看出，1949年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社会必然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共同纲领》叫文规定：“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共同纲领》还具体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特别按照这样的主张，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同时还要“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李文》不引述这些党和围家重要文献中的有关论述，偏以1951年为纪念中共建党30周年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陈伯达著《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为例，来证明“这两篇分量颇重的理论长文，得到了的肯定，是当时和后来在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方面影响巨大的名篇和范本，其中连‘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词都没有”。李伟同志想以此来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存在。其实《李文》这样引述也是浮光掠影，只从表面文字的表述着眼。胡乔木的文章虽然没有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词，但是其中提到的《新民主主义论》，写明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三者不正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大支柱、三大组成部分吗?陈伯达文章在结尾处引用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所说的“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里岂不就是说要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吗?
1953年8月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路线后，同年12月中国中央宣传部制发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们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其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亦即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经济基础的时期。”这是中共中央印发供全国全党学习文件中最具权威性、最规范的论述。我们岂能视而不见，不加引述，而轻易否认我们党曾经提出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呢?
1954年9月20日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然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宪法依旧肯定我国是从新民主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原来我们党的确估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至少要经历一二十年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建国后，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国营经济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迸发出了极大热情，部分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对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危害，同时苏联希望我国尽早实现社会主义，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在这些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才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做出了尽快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在1952年9月24目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上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进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总路线(即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6年，尽管我国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但是我国已经宣布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正如有的学行所指出的，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立即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转变带有急于求成的“急变”性质，但是“情有可原，取得了可观绩效”。到1956年我国就基本上提前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加明确了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反对把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为倒退到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也不能为此而走到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际在我国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我国从1927年到1956年存在近30年时间(1927―1949年存在于农村革命根据地、解放区，1949年后存在于全国范围内)。应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我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过渡性社会形态，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独特的社会景观。《李文》促进我们重新探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但愿我国有人能写出一本诸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这样的专著，来专门阐述这个重要的理论。总之，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不能只凭片段事实就作出主观主义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