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的经济决定诠释

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度,劳动收入

论文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着结构问题。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会发现这样的事实，1952年民间消费差不多是中国GDP的69%，跟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时，中国民间消费仍然相当于当时GDP的45%，到最近这个比例却已经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劳动收入。

如果考察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到现在则下降到6.1%。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一点，根据我的计算，18年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每年的增长速度大概要慢3.8%.劳动者的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经济不自由影响中国工资增长

如果进行一些国际对比，也能发现问题。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FreedomHouse，从1977、1978年开始对所有国家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进行打分。1995年时，24个自由社会的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按照每年5.09%的速度在增长，而这个速度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度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我们看到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和社会，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增长速度同步，甚至超过于GDP的增长速度。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把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的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则正好相反，劳工工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以超过GDP的增速增长。

回到中国，我们该如何理解经济自由不自由、创业自由度高还是低对劳动收入增长空间的影响？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而言，这一身份带来的含义不仅仅是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而且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有政府背景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就业就是这三类。首先是有机会进入国企的城市人，城市人口可以进入国企，也可以进入集体企业，最倒霉的就是农民工。

1995年时国企职工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比当年人均GDP高出10%，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收入从1996年开始基本一直上升，按照人均GDP同样水平增长。但是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总体上是维持在全国的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多出的收益就可以看成是国企的溢价。

如果将城市的制造企业和农村乡镇集体企业的工资做比较，我们发现，2002年的时薪，农村乡镇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3.1元，到2006年上升到3.9元。而城市制造业企业员工时薪2002年差不多是7块钱，到2006年上升到12块钱。城市制造业企业的时薪比乡镇制造业企业的时薪，高出3倍。

因为城镇户口制度、身份差别，即使行业一样，员工收入的差距还是不一样。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创业、就业的歧视，最后会使农民工的企业谈判、议价地位与城市工人的议价地位非常不一样，远低于后者。

行政管制过多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可以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行政管制导致很多歧视，本质上限制底层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弱化他们的议价谈判地位。

在粮价等方方面面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都受管制的情况下，务农的收益肯定不会高，粮食安全挑战自然更大。为了粮食安全，权力是否有理由限制农民和农民工的工作选择空间呢？没有理由。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让农民不能将土地做更赚钱的种植，之后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实际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除了基于城乡户口的身份差别、国企与民企的身份差别外，行政管制的多与少最后会对农村、乡镇、城市人的创业空间与创业自由带来很大的影响。创业空间如果不是因管制太多而受限的话，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机会就会越多，对农民工的需求越多，也就是所谓的民工荒的可能性越高的话，民工谈判议价的地位就会越好。如果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就业歧视、行政管制多等通过制度改革能削弱的话，可以想象，那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机会会产生多么积极的影响呀。

征税太多抑制收入增长

政府征税太多，开支太多是抑制劳动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根据对32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政府开支没有减少或还有增加的国家，12年里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每年增长了6%，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GDP增长速度高出0.8%，而政府开支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长速度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按照财政部最新公布今年头5个月数据，相对于去年头5个月国家财政税收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平均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是GDP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到3倍。如果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分的越来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来越少。

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不受到限制，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越来越低。政府占资源、土地、企业股权总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接近3/4，70%的财富或资产产权所有者是政府。

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最后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的制约，那政府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少，劳动者总体得到的也只能越来越少，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而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并不仅仅是更多的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的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继续走低。

金融不自由抑制劳动收入增长

此外，金融自由度也会影响到劳动收入的增长。

同样的，根据对32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加恶化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更慢。

很多朋友认为金融自由度增加、金融管制减少，那不是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吗？实际上不是这样，上面这些数据就显示，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更高。

国有制经济比重影响民间收入

最后，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

根据我的统计分析，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国家，平均来讲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一组国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只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我们说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分享经济增长的第一渠道是劳动收入，在配套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较多。第二个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是资产的升值，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