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教学研究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1年留学回国以后，到1952年浙江大学院系调整之前，他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中国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但是苏步青领导的浙大数学系却获得李约瑟“东方剑桥”的赞誉。

第二阶段是从1952年院系调整，到1976年结束。苏步青不仅被“调整”到复旦大学，放弃了理论研究，而且还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后期一个美国数学家代表团访华时遗憾地发现，由于被迫从事应用研究，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经典几何学派早已消失。

第三阶段是1976年结束，到2003年苏步青去世。他虽然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已经“平步青云”，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他在数学领域却没有什么新的贡献。

为什么苏步青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代，能够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东方的剑桥，但是被“调整”到复旦大学以后，却始终没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何况，他在浙江大学只有20年左右，在复旦大学却呆了半个多世纪！

其实这也是一个“李约瑟难题”。为了抛砖引玉破解这一难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苏步青的早年经历。

一、求学之路

1902年，苏步青出身于浙江平阳腾蛟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给他取名步青，有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之意。根据他个人回忆，因为家境贫寒，从小就干过上山割草、喂猪放牛等农活；又因为酷爱读书，他在9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数十里以外的平阳县第一小学当了插班生。

191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的前身）。在这里他遇上了两位好老师：校长洪岷初因为喜欢其勤奋好学，将他视如己出；数学老师陈叔平则对他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正因为如此，在1982年温州中学80周年校庆的时候，苏步青写下了“岷老怜我如幼子，叔师训我作畴人（数学家）”的诗句。

1919年，苏步青在洪校长的鼓励和资助下赴日本留学。经过短期的日语补习，于1920年2月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4年3月，他以两个满分和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随后，他进入微分几何研究新领域，数十篇，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苏步青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两年以前，另一位名叫陈建功的中国留学生也在这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要想成为理学博士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陈建功获此殊荣的时候，在日本曾经引起很大轰动。

在东北帝国大学读书期间，苏步青认识了松本教授的女儿松本米子。米子性格温婉、才貌出众，她不仅精通插花、书法、茶道，而且爱好音乐，擅长古筝。当时苏步青以研究生的身份担任帝国大学数学系讲师，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代课的研究生，因此米子对他十分仰慕。经过一年多恋爱，二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二、返回浙大

1931年，苏步青谢绝中国著名大学的邀请，回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为此他在《感怀寄友》一诗中有如下的咏叹：

渡口云烟海鸟飞，江边春色认依稀。

十年海上君休笑，赢得鬓发和布衣。

苏步青选择浙江大学，与他的学长、已经在该校任教的陈建功有关。陈是浙江绍兴人，为了服务乡梓，他在日本时就与苏步青约定，准备花上20年时间，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办成世界一流水平。进入浙大以后，苏步青与陈建功密切合作，不仅在中国创建了微分几何学派，而且创办了数学研讨班，用严格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数学精英。

正当苏步青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抗日战争的突然爆发打乱了他的计划。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身为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想带学生离开杭州向浙江西部转移。但是校长竺可桢并不同意。为此，竺在10月20号的日记中写道：

……中午开特种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知数学系苏步青拟带三、四年级生明日出发赴建德。苏昨日曾来谈，余不允，嘱其留待一星期。今日忽有此消息，即电苏嘱其转致学生不得自由行动。上次校务会议苏出席时，尚主张炸弹临头亦须上课，今又忽然改变态度。据章用云，系陈建功胆量小，不能居杭，故欲早迁云云。（《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387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这里所谓“今日忽有此消息”，是指日军向津浦线大举进攻一事。因为浙江战事尚不明朗，所以竺可桢致电苏步青及其学生不要自由行动。

另外，章用是章士钊的儿子，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据说当时有学生问他：“警报响了还上课吗？”他反问道：“怎么不上课？”学生又问：“那黑板挂在哪里？”他回答说：“挂在我胸前！”这句话和苏步青“炸弹临头亦须上课”的主张，表现了中国知识界在抗日战争中确实有一种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精神。至于章用所谓“陈建功胆量小”云云，很可能是文人相轻的表现。

由于形势日趋恶化，敌机轰炸的警报接连不断，所以竺可桢也考虑学校应该向浙西方向转移。11月11日战事吃紧，浙江大学师生分三批前往建德。12月24日杭州失陷以后，浙大师生又经过金华、衢州向江西玉山转移。

大约在此前后，苏步青接到岳父病危的电报，想让他们夫妇回日本见上一面。苏步青让妻子回国，但松本米子却表示要跟丈夫一同西迁。当时松本米子刚刚生过孩子，身体尚未复原，所以苏步青把她和孩子送回老家避难。

1938年春，苏步青在返回学校之前，因为妻离子别写下这样一首诗――

燕子 并序

一九三八年春，避寇挈眷南旋，寓水头浦底。夜闻燕子搏翼声，感而赋此。

燕子来何处，今宵宿我家。

声嘶知路远，翼破想风斜。

故里堂终废，新巢愿尚赊。

江南云水足，莫再向天涯。

序中所谓“水头浦底”，是现在的平阳县水头镇浦底乡。这里距苏步青老家腾蛟村不到十公里。诗中“江南云水足，莫再向天涯”句，道出了苏步青与妻子难舍难分的情景。

1938年2月1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步青来电，香曾来电，均知彼等暂不能来，大抵以交通不便也。”（同上，第467页）步青乃苏步青无疑，香曾则是在1945年失踪的浙大教授费巩。

三、东方剑桥

过了不久，苏步青就赶到当时浙大的所在地江西泰和。6月7日，苏步青向竺可桢汇报数学系的情况。也许是因为战争原因，该系问题很多，这让他十分为难。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苏步青来，报告章俊之昨晚在数学会开会时尚未言去，今晨七点即拟赴香港。幸四号车载黄君理、姚卓文赴赣州，已有人满为患，未能上车，结果废然而返。渠对于上课均无交代，而高等微积分尤难使人代教云云。数学系诸人均极乏常识，不明世故。如冯乃谦近来之不告假而归里，陈建功之时闹酒，闯入女职员宿舍。卢庆骏因酒醉而与章俊之用武。曾炯之与陈建功因婚姻问题而争执，不一而足。（同上，第531页）

日记中罗列的几个人都是浙江大学颇有成就的数学教师，其中章俊之就是章士钊的儿子章用，此人好像颇有其父的名士风度，说走就走，也不管有没有人替他代课。为此竺可桢专门把他叫到图书馆了解情况。

就在这时，苏步青也深深地陷入对妻子的怀念之中。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自泰和寄内（二首）》中看出。

装奁锦瑟十三弦，欲听清音路几千。

一曲寒潮明月夜，满江红雨落花天。

离愁每在闲中发，往事常于梦里牵。

记否当年春旖旎，宵深犹奏想夫怜。

（诗人自注：妻松本米子日籍，带古筝来归，想夫怜是筝曲名。）

三年海上不能忘，六载湖滨乐未央。

国破深悲非昔日，夷来莫认是同乡。

遥怜儿女牵衣小，无奈家山归梦长。

且住江南鱼米地，另求栖息费思量。

（诗人自注：二年后全家西迁遵义）

诚如苏步青所说，两年以后，校长竺可桢才特批一笔路费，让他把妻子和孩子接到身边。从此以后苏步青更是把全部精力投入教学和研究工作。抗战后期，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率英国科学考察团前来中国，在参观浙江大学数学系时，他为苏步青等人的成就所感动，因此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四、心系兄长

1946年，随着内战重启，苏步青对兄长的思念日渐加剧。到了1948年，他在《寄台湾大哥》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处境：

鲲南万里旧时居，横海东行正劫余。

永忆联床岁云暮，岂期弹铗食无鱼。

飘零镜里经秋发，点检年来未读书。

净宇回天知有日，行看下泽共驱车。

此外，他还在《游中山公园有怀大哥作（二首）》中倾吐了内心的悲愤和忧愁：

两面荷花四面楼，九分残暑一分秋。

偶凭危阁孤山上，欲寄相思几字愁。

客子青春谁得再，高堂白发共生忧。

来鸿去燕年年是，问系天南何处舟。

曾将西子比西湖，千古风流护大苏。

放鹤亭边无鹤放，孤山足下一山孤。

书凭鸿雁秋犹浅，路隔关河望欲无。

待得西风鲈鱼美，直须相对醉千壶。

就在这一年，苏步青还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数学讨论会。为此他赋诗一首：

心似寒泉久不鸣，翻因作客乐行程。

稻残畦上黄金晚，烟合要边碧树平。

燕栋又看经年别，菊篱正放一秋荣。

归来窗下读书夜，灯火小楼初有情。

五、北上寻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苏步青来到北平。他在《赴北平道上》写到：

北上遂吾愿，客身情感多。

风沙欺白日，涕泪渡黄河。

天远倦飞鸟，地荒余带萝。

故都如梦里，处处听秧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负责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工作。当时竺可桢已经担任中科院的副院长，他在1950年12月9日的日记中谈到这一情况：

与恽子强谈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最初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晚间与步青谈半小时，渠对于浙大方面担任教务事不甚痛快，又乏书籍期刊，故颇愿来，但以工资太薄为虑。……因此怕不能维持云。（《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235页）

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四弟，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三强即钱三强，当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张宗燧是物理学家，著名学者张东荪的儿子。

从竺氏日记中可以发现，在那百废待举的时代，苏步青居然因为害怕不能维持生活就离开了条件最好的中国科学院，这不仅是个人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科学的一大悲哀。

六、浙大“三反”

1951年底，所谓“反贪污、反浪费、反”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人人过关的运动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作“大老虎”批斗，苏步青当然难逃厄运。

据宋云彬日记记载，1952年2月23日，“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群众不满。上午拟打电话给谷超豪，约来余寓商谈。十时许谷超豪来，据谓除苏、蔡外，民盟同志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均有大小不等之问题。”（《冷眼红尘》第27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当时宋云彬是杭州市民盟组织的负责人，蔡邦华是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曾过校长职务。谷超豪是苏步青的学生，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了苏的助教，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都是浙大的教授。

3月25日，宋云彬在日记又有如下记录：“……约苏步青、蔡邦华谈，苏交代问题不老实，五次均未得通过。据谓已经认识错误，准备再作老实交代。蔡仍一味狡赖，谈无结果。……下午五时偕丁零同访王仲侨，谈苏、蔡交代之事。”（同上，第275页）丁零事迹不详，王仲侨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3月28日，宋在日记中写道：“晚张劲夫来，为言李寿恒又发生新问题，苏步青未作最后交代，蔡邦华仍一味狡赖。又言陶秉珍于昨日（前夜）用剃刀片割喉管自杀。”（同上，第276页）当时张劲夫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并主持日常工作。浙江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过激问题，与他有直接关系。第二天，宋又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赴民盟市分部，与王仲侨谈蔡邦华、苏步青事。”（同上，第276页）

4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文汉与宋云彬“谈蔡邦华、苏步青事甚详，并谓‘三反’学习告一段落后，民盟应即从事发展盟员云云”（同上，第277页）。

从宋氏日记可以看出，浙江省党政领导在“三反”运动中对蔡邦华、苏步青非常重视。

以“反贪污、反浪费、反”为主的“三反”运动，很快又变成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以宋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沙文汉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谈，对“三反”及即将进行之思想改造交换意见，邀余参加。物理系教授来星北（引者按：应为束星北）首先发言，反映“三反”方运动中种种偏向，声泪俱下。彼对此次领导“三反”之孟加最为不满，曾面告孟加：“我很鄙视你，你不配领导‘三反’，更不不配领导思想改造！”（同上，第282页）

束星北是李政道的恩师，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在这次茶会中，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等人都发了言。

七、离开浙大

单纯正直的知识分子本来已经被突如其来的“三反”运动整得死去活来，如今又遇上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人因为难以承受史无前例的人格污辱和精神压力，只好自寻短见。所以，宋云彬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还说：“浙大将开始思想改造，领导者鲁莽从事，引起恐慌，机械系教授柯元恒于昨晚留绝命书出走，浙大派人四出寻觅，未得结果。”（同上）

6月6日晚，宋云彬再次赴浙大，“讨论成立一互助小组，专帮助苏步青、王国松、谈家桢做好思想检讨。参加小组者除苏、王、谈外，尚有谷超豪、吴徵铠、吴济民和宋云彬”（同上，第286-287页）。6月13日，浙江大学举行思想改造第二阶段报告会，苏步青、谈家桢在会上先后做了检讨。

8月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浙江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他说：“郑石君……说杭州‘三反’中颇有偏差，对于蔡邦华，因沙凤苞说其有贪污共同作弊，所以迄今尚关在文教厅。我昨接杭州杨其泳函，知其犯依法嫌疑被扣押交代贪污，关公安厅。”此外竺可桢还说，浙江大学“理学院数、理、化、生各系均将分散，如数学苏步青去复旦，陈建功到另一校，徐瑞云到师范学院，何增禄、谈家桢等亦将到复旦。这在浙大是一重大损失，回复到卅年前工业专门学校状况……”（《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684页）

据宋云彬日记记载，“就在这一天晚上，他出席了浙江大学民盟小组的联席会议。在会上通过了两个文件：一是《思想改造总结报告》，二是《拥护院系调整文告》。为了一致表示对院系调整的拥护，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在第二个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冷眼红尘》第29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从此以后，浙江大学回到了30年以前的状况，而苏步青也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