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微信使用与社会网络想象

【前言】流动人口的微信使用与社会网络想象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流动人口流入一个新的环境，社会网络必然发生变化，早期研究指出，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后虽生活在城市，但是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他们的社会网络依然局限于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初级群体，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农民工自我定位的“回归型”和“摇摆...

摘 要：微信作为信息传播技术（ICT）的代表之一，因其独特的三大功能（“查看附近的人”“摇一摇”“漂流瓶”）而广泛吸引了底层流动人口的使用。本文基于Granovette提出的弱关系假设，对微信的功能进行了分析与归类，根据预调查的结果，笔者提出流动人口的学历、情感状态、性别因素影响微信使用行为及对社会网络产生想象的七个假设，通过分析236份问卷的数据并结合深度访谈，本文假设部分得到验证，即高学历、已婚的流动人口更多的使用微信的强关系功能，低学历、单身的流动人口更多的使用微信的弱关系功能，微信给底层流动人口带来认识陌生人的可能，但并不能实质上扩展底层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寄希望于微信作为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交圈子的“捷径”只是底层流动人口的狂想。

关键词：微信；流动人口；强关系；弱关系；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0-0018-04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支持多人群聊的手机聊天软件。到目前为止，微信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两亿[1]。使用微信所必须具备的硬件基础是智能手机，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智能手机用户的保有量为2.23亿，以此推知用智能机必用微信并非夸辞。从现阶段来看，智能手机的价格仍然较高，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理应集中在中高端人群[2]，但有趣的是，微信用户并没有局限于中高端人群，诸如保安、美容院技师、杂货铺店员等中低端城市流动人口也成为了微信的使用者。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底层流动人口不顾经济的拮据而购置智能手机？更引人思考的是，底层流动人口并不追求智能机相比普通手机在上网体验和创新应用上的显著优势，智能机在他们手中只是一个能用微信的普通手机罢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亿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6.5%[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将日趋活跃。深圳作为中国移民城市的代表，其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数量严重倒置，在全国大城市中独一无二，因此，本文以深圳地区使用微信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试图管窥微信的介入对流动人口构建社会网络和促进城市融合所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流动人口流入一个新的环境，社会网络必然发生变化，早期研究指出，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后虽生活在城市，但是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他们的社会网络依然局限于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初级群体，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农民工自我定位的“回归型”和“摇摆型”心态说明底层流动人口与城市人之间依然存在天然鸿沟。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移动终端的逐渐推广，中国社会的主体——信息中层，不但已使用互联网、手机，而且已开始成为新型传播工具的制造者、管理者、拥有者，这一现象给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研究引入了新的议题，关于ICT（信息传播技术）的介入对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和促进城市融合的影响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深圳市石厦村湖南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车载电话、手机及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的研究调查发现，新媒介技术虽然为该群体提供了突破基于血缘、地缘而形成的关系圈的可能性，但是该群体利用现代媒介技术主要用于维系和加固原有的人际圈，一旦遇到不熟悉、不可靠的传播情境，他们还是更求助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看到了新媒体赋予流动人口的一些可能性，农民工使用手机后，信息沟通更加畅通，让原本盲目地被动求职过程变得更加明确和主动，农民工可以借助手机（短信）进行“主动式”交往，从而使手机在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同时也成为体现他们思想和意志的工具。新媒体技术以低门槛、参与、平等为特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及体制外的支持。

新一代的流动人口成长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相比父辈，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城市生活和文化充满向往，当他们面对时下最新潮的聊天软件——微信时，他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对微信的使用情况如何，微信对于他们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有何影响，微信的使用能否打破父辈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同质圈子，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从而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呢？

1.微信的媒介属性。1973年，Granovetter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他根据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方面将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他认为强关系存在于同质群体中，弱关系存在与异质群体中，同质群体中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异质群体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同的，因此弱关系是获得新信息的桥梁，是为自身创造机会的重要资源。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和QQ好友、手机通讯录中的联系人绑定，通过这种方式添加的好友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另一类是通过查看附近的人、漂流瓶、摇一摇的方式添加好友，通过这种方式添加的好友都是陌生人。根据Granovetter的理论，微信好友可分为强关系好友和弱关系好友，微信的功能也可分为强关系功能和弱关系功能。

1.研究设计。（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加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问卷调查方面，因预调查发现，学历、感情状态、性别三个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是否使用微信的重要因素，因此本围绕这三大因素进行配额抽样，并选择了人流量大，外来人口集聚的深圳四大区域——南山区海雅百货、南山区白石洲、福田区华强北以及罗湖火车站和汽车站发放问卷，问卷一共发放270份，收回有效问卷236份，回收率为87.4%。深度访谈对象是根据受访者在问卷调查上留下的联系方式，经筛选后确定的访谈对象，之后的个案分析有详细说明。（2）研究假设。根据对微信媒介属性的分析及前期预调查的结果，笔者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以下假设：

第一，微信使用的差异。假设1：不同学历的流动人口在微信的使用功能上存在差异，高学历流动人口多使用微信的强关系功能；低学历流动人口多使用微信的弱关系功能；假设2：感情状态会影响微信功能的使用，未婚流动人口多使用微信的强关系功能；已婚的流动人口多使用微信的弱关系功能；假设3：性别因素会影响微信功能的使用，女性更多的使用微信强关系功能；男性更多的使用微信弱关系功能。

第二，微信想象的差异。假设4：学历因素会影响对微信的想象，高学历流动人口更认同微信强关系的想象；低学历流动人口更认同微信弱关系的想象；假设5：感情状态会影响对微信的想象，已婚的流动人口更认同微信强关系的想象；未婚流动人口更认同微信弱关系的想象；假设6：性别因素会影响对微信的影响，女性更认同微信强关系的想象；男性更认同微信弱关系的想象；假设7：不同的微信使用行为会导致不同的微信想象，微信强关系使用者更认同微信强关系的想象；微信弱关系使用者更认同微信弱关系的想象。

3.研究发现。（1）微信功能的使用情况。从图1中可以清晰发现，总体而言，微信强关系功能（如语音聊天、发文字信息、接收QQ离线消息等）的使用频率高于弱关系功能，但就初中及以下的流动人口对微信的功能使用情况来看，弱关系功能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总体。为了验证上述发现是否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笔者将弱关系功能赋值为1分，强关系赋值为0分，进而计算每位受访者在微信常用功能上的得分。如表1所示，在对微信的功能赋分之后，每位受访者的微信使用情况都有一个分值，分数越高，则表示该受访者越倾向于用微信的弱关系功能，反之则倾向于用微信的强关系功能。在学历方面，随着学历的升高，微信功能使用的平均分逐渐降低，这意味着高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用微信的强关系功能，且经F检定，P值小于0.05，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假设1成立。在感情状态方面，离异/丧偶的样本为0，未婚群体（单身、恋爱）的微信功能使用平均分高于已婚群体，这意味着已婚群体更倾向于用微信的强关系功能，而未婚群体更倾向于使用微信的弱关系功能，经F检定，P值小于0.05，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假设2成立。在性别上，男性比女性的微信功能使用平均得分更高，但经t检定，P值大于0.05，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不能认为男性更倾向于用微信的弱关系功能，女性更倾向于用微信的强关系功能，假设3不成立。

（2）微信使用影响对社会网络的想象。根据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以及它的强弱关系功能，笔者对使用微信可能产生的对社会网络的想象做了预估，并以里克特五级量表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想象，以测量受访者对这些想象的认同程度。强关系的想象是“使用微信使我和亲朋好友的联系更加紧密”，弱关系的想象是“使用微信扩大了我的朋友圈子”，“使用微信让我认识了更多陌生人”，对描述非常赞同为5分，非常反对为1分，一般为3分。从表2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学历、感情状态还是性别因素，对微信的强关系想象上均无显著差异，而对微信的弱关系想象却存在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在学历方面，随着学历的升高，流动人口对微信弱关系的想象评分逐渐下降，即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并不如低学历流动人口那样认同微信弱关系的想象，高学历流动人口不认为使用微信能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让自己认识更多的陌生人，而低学历的流动人口恰与之相反，经F检定，学历影响弱关系想象上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F=3.061，*p

经t检定发现，强弱关系使用者在微信强关系的想象上评价并无显著差异，即强弱关系使用者均认为使用微信能加强亲朋好友的联系，而在微信弱关系的想象上却出现分化，在微信能让我认识更多陌生人的表述上，弱关系使用者确实显示出比强关系使用者更高的认同感（M弱=3.41，M强=3.01，t=-2.162，p

量化数据向我们展示了流动人口内部的差异性在微信的使用行为及由此对个体社会网络产生的想象上也依然存在差异。从微信的功能、对微信的想象上可以看出，不同学历、感情状态的流动人口确实出现了分化，低学历、单身的流动人口积极使用微信“查看附近的人”“摇一摇”和“漂流瓶”三大功能，这对于在流入地存在社交局限的底层流动人口来说，使用微信似乎是一条不费吹灰之力的拓展人脉的渠道，从他们对微信想象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不光认为微信能加强亲朋好友的联系，更吸引他们的是微信能扩展自己的交友圈，是一个良好的交友平台，他们对微信能拓展弱关系的功能充满了期待。与之相反，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只是将微信作为原有人际交往方式的补充，他们的微信联系对象主要是亲朋好友，对于微信的弱关系功能，他们的评价不尽如人意。

二、个案分析

丹丹——“捷径”的狂想家

丹丹是南山区英典美容院的技师，湖北黄冈人，初中学历，今年30岁，她来深圳有12年了，一直在做美容这一行。英典美容院的规模非常小，它位于南山区白石洲（深圳城中村）的一条小巷子内，总面积不超过20平米。丹丹一直住的是美容院的集体宿舍，她说“在这里没有自己的窝”，而且她也觉得深圳的人很冷漠，尤其当生病或逢年过节的时候，这种孤独感会愈发强烈。丹丹之所以有客居深圳的不安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30岁的她至今还单身，她说道“做美容这一行晚上比较忙，白天又没那么早起，所以没什么时间谈恋爱，接触的客户又以女性为主”，言语之间透露了丹丹对社交局限的无奈。然而微信的出现让丹丹看到一丝希望。

丹丹认为微信省钱又有趣，因为“美容院上班走不开，闲的时候很闲，可是就是走不开，所以经常玩微信”，不过丹丹和好友聊的比较少，“聊几句就结束了，因为大家工作都比较忙”，丹丹主要是和陌生人聊，尤其是通过“查找附近的人”来认识陌生帅哥，谈及此，丹丹毫不犹豫地给我们展示了她微信中的好友及聊天记录，她一共有53个微信好友，其中13个是认识的，剩下的都是通过微信认识的陌生人，不过和陌生人的聊天记录都比较简短。丹丹还说她只用“搜索附近的人”，不用“摇一摇”，因为觉得摇一摇太远了，“太不现实了，太远了聊了没意思，都不知道你这个人的情况”。因此在丹丹眼中，微信不仅是排解工作无聊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帮她认识异性，扩展人际圈的实用工具。基于这种认识，丹丹常会和微信上认识的陌生人见面，不过丹丹约见微信上的陌生人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用丹丹自己的话说，就是“见面的都不符合我的要求，而微信上碰到符合要求的，不是太不成熟就是太老，要么就是已婚的”，丹丹说她希望能通过微信找一个想找一个潜力股，“身高一定要高，文化程度要比我高，要有上进心，收入一定要比我高”，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男士会通过微信来寻觅自己的人生伴侣吗？以丹丹为代表的底层社会流动人口就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他们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工作模式与城市人每天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有明显差异。城市人八小时工作时，他们相对清闲，城市人八小时外的休息时间或节假日正是他们忙碌的时间。当问及丹丹工作之外的休息时间都干什么时，她脱口而出，“睡觉”。美容院这一行晚上比白天生意好导致丹丹的生活“黑白颠倒”，这也难怪丹丹直呼没有时间谈恋爱。农民工的休闲生活一般比较单调，很少能享受到城市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一般只能靠睡觉、干家务、找老乡聊天等活动消磨时光，在工作之余的时间分配上与城市人完全脱离的。此外，由于工资低，底层流动人口往往住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或离工作场所较近的集体宿舍，无论是他们的工作环境还是居住环境都以外来人口为主，缺乏与城市人往的机会，因此他们的社会网络难以扩展，进而不利于融入城市生活。丹丹希望打破强关系圈子，试图通过微信将触角伸向异质圈子，更准确的说是伸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社交网络，但丹丹屡试屡败，这其实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即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形成的多个同心圆，同心圆的数量和大小要依据处于中心地位的个体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地位、知识文化水平等因素而定，因此不同层次的流动人口所拥有的社会网络显然不同。丹丹通过微信结识的陌生人与丹丹一样也属于底层的流动人口，那些在丹丹眼中“靠谱”的男士却从来没被丹丹遇到过，这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在微信网络交友中的体现，能进入何种层次的社会网络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诚然，微信在人际交往的平等性和开放性方面提供了技术的可能性，但交往的层次和深度依然受制于人力资本的差异，新媒体技术的介入无法打破差序格局的桎梏，把微信当做捷径只怕是误入歧路。

三、讨论与总结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涉及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经济融合是现阶段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键问题，也是实现其他层面融合的前提。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的获得与个人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增加流动人口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提升职业声望，而这些方面均是流动人口经济融合的体现。底层流动人口因受教育程度低，接受职业培训的意识淡薄，人力资本上处于劣势，因此在流入地从事的行业有限。在社会资本方面，原有社会网络在流动人口初入新环境时，能提供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而从长远看来，对原有社会网络的过度依赖会将流动人口限制在亚社会生态环境中，阻碍城市认同与归属，因此，加快城市适应与融合，必须建立新型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提升并非朝夕之事，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让流动人口看到了扩展社会资本的“捷径”，加之中国“熟人社会”的传统观念，新生代流动人口比父辈更加注重新型社会网络的建立与维护，他们迫切希望拥有城市人的烙印，但往往认同愿望总是高于内心认同[3]，微信拓展弱关系圈的功能从技术层面满足了底层流动人口扩展社会网络的需求，但技术上提供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带来预期的效果。

试图扩展原有社会网络并转化成一种社会资本，底层流动人口必然希望将触角伸向更高层次的关系圈，但无论是量化数据还是深度访谈，都反映出底层流动人口才是微信拓展弱关系圈的重度使用者，高层次的流动人口对此不以为意，这注定了底层流动人口将微信当做进入更高层次关系圈的桥梁的愿望会落空。此外，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明确的目的来建立关系必然不会长久，一旦目的达到，关系戛然而止。通过微信来延展关系圈的做法是一种目标明确的功利行为，当线上的半虚拟互动进入到线下的全真实聊天，一旦不符合预期，微信建立的偶然的关系就会“见光死”。本研究试图从信息传播技术的角度来挖掘流动人口的新媒体使用与城市归属感之间的联系，但回过头来笔者才意识到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尝试。新媒体在流动人口构建社会网络，融入城市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真正要改变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状况，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还应回归到制度改革、政府行政管理理念转变和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提升层面上来。

参考文献：

[1] 微信官网数据[EB/OL].http：///.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R]，2012.

[3]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