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鸿儒科与明代遗民

【摘 要】在明清政权更迭的历史进程中，遗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遗民的安定与否关系到新建立的清政权的稳定与否。清初对遗民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非博学鸿儒科莫属，清圣祖开博学鸿儒科对当时的社会稳定和当时的学术风气都有重要的影响。但博学鸿儒很大程度上只是清朝政权为了笼络遗民的权宜之计，并非真正想要收纳人才。

【关键词】博学鸿儒科；明遗民；权宜之计

在明清政权更迭的历史进程中，遗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群体，他们博古通今，是当时社会最为精英的一个群体，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和学术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遗民群体的安定与否，对于清朝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清圣祖安抚明代遗民的策略就是在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开“博学鸿儒”特科。

在中国的历史上，博学鸿儒科最早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当时称为“博学宏词”，唐宋以来，它一直是历代帝王粉饰太平、炫耀文治、遴选人才的政治策略和手段。但是，清圣祖开制科并非是处于这三个因素，当时正值“三藩之乱”的敏感时期，开设特科是因为“三藩之乱”使得康熙看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心向背。所以，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康熙宣布开特科：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宏词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 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各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i

征士们对待这次特科的态度很不一致，大体上可以按照他们本身的特点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坚不应征，或被迫应征但抵制应试，始终不买帐的；二是迫于权势，从消极应付转为俯首听命而大违初衷的；三是热衷功名利禄的，踊跃应试，企图力争前茅跻身翰翰林苑的。

第一种是顾炎武、黄宗羲、魏禧、万斯同、李等人为代表。他们有的长期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国难家仇，耿耿于怀，虽屡屡失败，韬光养晦，遁迹深林，而志念不衰；有的是理学名家，一贯标榜气节，从封建论理和正统观念出发，以失节为耻。他们人数不多，影响却很大，是康熙所要争取的重点对象。

第二种以严绳孙最为典型。是无锡布衣，祖父做过明兵部侍郎，父亲是监生。他早有才名，明亡后，徜徉山水，过隐居生活，世人比之为元代的倪云林。在被举荐后，他以病为由百般推脱，无果后，被带到了京师。御试之日，他不敢不进场，但借口眼疾，只做一篇《省耕诗》就出场了。结果还是被康熙看中，名列二等之末，授官翰林院检讨。任官之日，他“骑驴入史局”，揭陶渊明《归去来辞》于壁，表示不为五斗米折腰。过了两年，不料选充日讲起居注官，官职虽然不大，却得亲近皇帝，这一殊遇，便使严“感激自奋，不忍以向之狷洁高尚之怀，负上知遇”，从此，“凡职所当尽者，罔不夙夜兢兢”。ii及充山西主考，对考选工作极为认真，一心想为朝廷选拔人才。博学鸿儒科争取士人之效，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第三种人是以施闰章等为代表的。他们或是现任官员，或是罢黜罪臣，有的则已考中进士或有举、贡、生员等功名，早就奔兢于仕途。施闰章早在顺治年间中过进士，做过刑部主事、江西湖西道参议等官，当时在裁缺候补，“试卷传出，都纷纷讹言皆推我为第一名，半月后方阅卷，初亦暗取在上上卷，列三、五名中。后因诗结句中有-清彝二字，嫌触忌讳，于是姑留在上上卷第十五。又推敲停阅半月，则移在上卷第四，皆二字作祟也，我平日下笔颇慎，独此二字不及觉，岂非天哉”。iii对于自己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位次觉得无比失望，热衷功名之情可见一般。

此次特科，规模极大，光是被举荐者就达200多人，中试者就达50人，世称“五十鸿儒”，这些鸿儒多被任命为翰林。这次遴选编撰《明史》聚集了人才。

这次特科有不少区别于清代常科甚至前代特科的特点。

第一，录用率极高。203个被举荐之人，有50人考中，比率几乎是四分之一，而当时常科的录取比率是六分之一，并且因为只有一甲进士才可以成为翰林，所以成为进士的比率是百分之一。

第二，在录用人才的地域上，对于江南士子有明显的优待。在录取的50人中，江浙两省合计38人，北方七省仅9人，江浙荐用比例为3：1，北方各省为5：1，显而易见清廷对江南士人尤为眷顾。

第三，重用在野的文人，据史料显示，但是考中的士人中，已仕清的仅有9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其余的全部都是在野之士。

很显然的，博学鸿儒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有效的笼络了汉族的士人，使大多数的遗民对清廷采取了合作的态度；通过修编《明史》，清削弱了汉族士人的反满倾向，树立了清廷的正统地位。

在博学鸿儒科开设之初，清廷对于这些文人如此的重视，清圣祖礼贤下士，这五十鸿儒应当自此之后仕途应急委顺畅才是，但是现实刚好是相反的。鸿儒诸人鲜有能够一生致仕的，大都是辞官归隐或是被逐。

鸿儒诸人，除陈鸿积授检讨十二日而卒外，首倡高蹈者为李因笃。李氏授官后，疏乞养，情词恳恻，奉特旨淮其终养以归。李因笃的归隐，亦属明代遗民之风范。

次去之人为汪碗，在馆三月即受明史总裁叶方霭排挤而去。《四库书目提要》云：“从来势相轧者，必其力相敌。不相敌，则弱者不敢，强者不屑，不至于互相排击。否则必有先败者，亦不能久相支持。〔王〕士祯〔镇〕词章名一世，不与他人角，而所角者惟赵执信及〔汪〕碗。〔阎〕若墟博洽亦名一世，不与他人角，而所角者惟顾炎武及碗。则碗之文章学问可略见矣。”由此可知，汪碗之被排挤，非败于学，乃败于势。

继李因笃、汪碗后陆续离去者有：尤侗三年归，范必英分纂事毕即归，沈药未几卒，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维塔卒于河南，沈晰乞假归，次年，施闰章以劳卒，二十三年（1684），李来泰卒于京师，周庆曾卒于浙闹公署，潘未以浮躁降归，朱彝尊被逐出内廷，严绳孙亦乞假归里，秦松龄以顺天乡试中蜚语归，张鸿烈以越职言事裁抑归里。康熙二十四年（1685），毛奇龄引疾归，方象瑛告病归、庞恺、崔如岳、钱中谐调，先后归田，康熙二十六年（1687），乔莱，徐执均罢归，汤斌、米汉雯卒，曹禾似亦先归，康熙三十年（1691），李澄中、黄与坚归，冯易、曹宜溥、高咏均在此前归；次年，钱金甫卒于官，三十三年（1694），邵远平遭斥；次年，陆美休致，三十六年，彭孙通告归，越三年（1700）卒；三十八年（1699），徐嘉炎告归，四十三年（1704）李恺卒。

在侗挽彭孙通文中自注“同举五十人，今已故三十矣。”当年的博学鸿儒门到此时或归隐或过世，已不复往日的辉煌。

康熙十八年至四十三年（1679～1704），正值圣祖玄烨年富力强、励精图治之际，其用人行政，干纲独断，丝毫不假手左右，当政局稳定之时，这些曾经的鸿儒就失去了价值。

康熙时期对江南士子时而褒奖、时而贬斥，恩威并施，都是巩固统治的需要。到康熙四十三年，博学鸿儒科这曾经的盛事就已经走到了尾声。

注释：

i [清] 清圣祖1 清圣祖御制文三集（卷三十） [ Z] 1 故宫珍本丛刊1

ii [清]李富孙《鹤征录（ 卷二）》 [M ]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87

iii [清]施闰章《施愚山先生全集（愚山年谱）（卷四））》

[M ] 清 乾隆十二年